魏王李泰一心想夺取太子之位。李承乾被废，太子之位空虚，正是他人主东宫的好时机，他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李泰天天入宫侍奉李世民，显得非常殷勤孝顺。李世民本来就宠爱李泰，李承乾被废后，长孙皇后所亲生的儿子就只剩下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二人了，其他均为妃嫔所生的庶子。在李泰和李治二人中，李泰排行第四，李治排行第九，李泰为长，所以李世民当面向李泰许愿，同意立他为太子。此外，岑文本和刘泊两位重臣也劝李世民早日立魏王为太子，似乎魏王李泰的太子之梦已经快变成现实了。不料宰相长孙无忌坚决反对立李泰，力主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他的出面使这个问题又趋复杂化。
长孙无忌是李泰与李治的亲舅父，按理他对两人不应有亲疏之别。但为什么却支持一个反对另一个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位太子自身说起：晋王李治性格懦弱，平日与外臣极少交结，这时仅十五六岁，还不大懂得权位与政治之类的事情，当然也就使人对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而魏王李泰就不同了，他早在开文学馆时就已网罗了一股势力，以后又因为李世民宠爱，遂使一批文武官员投入其集团之中，加上他自己主动拉拢，已经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长孙无忌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元老功臣，长期相任宰相，在贞观后期权势很大，他要想长期执政，保持自己的权势不变，就必须从两位外甥中选出一位更有利于自己扩展权势的人作为储君。
选李泰显然不大合适，因为李泰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一旦上台当皇帝，肯定要重用自己的亲信，而且长孙无忌年纪较大，有一定的政治能力，不好控制。再加上李泰自恃有李世民的扶持，大概没有再去求助于长孙无忌，于是便显得有些冷落了这位舅父。而李治就不同了，他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且为人懦弱，扶持他当储君就便于将来操纵政权，所以长孙无忌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
此外，支持李治的并非仅长孙无忌一人，还有房玄龄等人。这大概是魏王李泰平时傲慢，与三品以上大臣争利而造成的后果。正因为有这样一批重要大臣的反对，才使李世民不敢轻易地下诏立魏王为太子。
李世民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决定再试试朝臣的态度。
有一天，李世民对群臣说：“昨日青雀投我怀中，说他今日就如同重生一样，成为天子的儿子。他有一个儿子，他死之日，一定将其杀死，然后传位于晋王。人谁不爱自己的儿子，我见他这样说，心中甚是怜悯。”
青雀是李泰的小名。所说重生等语，当是李世民又一次表示要立他为太子，故李泰才说出这一番话来讨好太宗。
李世民对李泰这些话并非完全相信，李世民是何等英明的人物，岂能被李泰这些假话所蒙蔽，他不过是借李泰的话去堵那些反对者的口。你们不是要立李治吗？那好，等魏王死了以后再传位给他吧。李世民的话立即遭到朝臣反驳说：“陛下此言有误，希望认真想一想，哪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当了皇帝，肯杀自己的爱子，传位给晋王的道理？陛下以前既立承乾为太子，却又宠异魏王，供给礼遇皆超过承乾，结果造成今日这样的局面。
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日要立魏王为太子，请先安置好晋王，这样才能安全。所谓“前事不远，足以为鉴”，指的就是玄武门之变兄弟相残之事。这番话触到了李世民痛处，使他难以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
李世民当场就流了泪，说“我不能尔”。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找到保证自己的儿子不互相残杀的好办法。
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事，终于促使李世民改变了立魏王为太子的初衷。
第一件事是：魏王李泰看到立自己为太子的事出现了障碍，而这个新障碍在他看来就是自己的弟弟李治，于是他决定利用李治平日与汉王李元昌关系较为亲密的事实，去恐吓李治，让他自动退出竞争。
李治本来懦弱胆小，经李泰这样一问，果然恐惧得不得了，唯恐李元昌参预谋反的事牵连到自己，整日忧心忡仲。这种情况被李世民看到，感到很奇怪，经过再三询问，李治就把李泰如何讲的话都告诉了太宗。
李世民之所以有些后悔，是因为他从李泰对李治的话中隐隐地感到了一股寒气，使他认识到大臣的话不幸说中了。这里不仅涉及到晋王李治将来的安全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李承乾能否活下去的问题。
李世民把李承乾囚禁起来后，有一次把他召来当面批评。李承乾说：
“臣为太子，没有什么所求，但为李泰所图，现在朝中有人出坏主意，如果立李泰为太子，正合这些人的心意呀！”平心而论，这些话还极合情理。
同时也提醒李世民，尽管自己生前可以赦免李承乾不死，一旦将来李泰继承了皇位，因为争夺立嗣之事的仇恨，就很难保证李承乾能否继续生存下去了。
为了避免兄弟残杀的事再度发生，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放弃李泰改立李治为太子。对于这一点，李世民自己讲得非常清楚：“如果立李治为太子，就会避免斗争出现。”李世民的这一决定对日后政局的稳定有较大的好处，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纷争与混乱。
实际上李世民在公布自己的最后决定时，为了避免再发生争论，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据载，李世民在两仪殿坐朝，散朝时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劲、诸遂良等人，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以这样，是出于公心。”指承乾、李泰、李治与元昌。说毕就想拔剑自尽，长孙无忌等急忙上前抱住李世民，夺下佩刀交给晋王李治。他们问李世民为何如此难过，到底想干什么？李世民回答说我想立晋王为太子。
长孙无忌连忙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李世民对晋王说：“你舅父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
晋王下拜以谢长孙无忌。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已同意此事，只是不知其他人的意见如何？”
长孙无忌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请陛下召见百官，肯定不会有异议。如果不然，臣愿以性命担保。”
李世民在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文武官员，对群臣说：“承乾大逆不道，李泰也很凶险，皆不可立。朕打算从诸子中选一人为太子，谁可担此大任，请众卿明断。”
群臣皆呼曰：“晋王仁孝，应当为嗣。”
这件事终于确定下来了。李世民抽佩刀欲自刺的举动，的确不大成体统，尤其还当着晋王李治的面讨论立嗣之事，似乎不大可能。其实这正是李世民独出心裁的举动，试想皇帝为了立晋王竟闹到要自杀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原来支持李泰的大臣，也不敢再出面争论了，谁能负得起这样大的责任，谁又敢冒这样的大不敬。李世民以自己的智慧一举制止了一场原本是激烈的争论，使立嗣问题顺利地解决，有利于政局迅速地稳定。在立晋王的问题上之所以没有发生争论，不能不说与李世民的这一举动有直接的关系。
在确定晋王为太子的当日，李泰还不知道这一变化，率百余骑至大内南门永安门，被把守宫门的官员阻挡住，只许他一人人宫。根据李世民的敕令，将他幽禁于内苑。数日后，下诏免去他的一切官职，降爵为东莱郡王，迁于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安置。魏王府官员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免官为庶人，给事中崔仁师降为鸿胪少卿。处置李泰后，李世民下诏正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并大赦天下。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璃为太子太保，李勋为太子后事，后两人皆同中书门下三品，即仍为宰相。又以于志宁、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苏星、高季辅为右庶子，遂良为太子宾客。李世民几乎把朝廷中重要大臣都任以东宫系统官职，用以辅佐李治，其用心良苦，于此可见一斑。
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以及由此引起的纷争和混乱，对日后政局的稳定有较大的好处。
李世民主张“乐在人”
李世民对音乐与人的关系理解是独到的，他主张“乐在人”，其实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将乐和人联系在一起，并运用于治国之中，这是李世民的一高明之处。
“人和则乐和，乐和促人和”，表达的是礼乐制度的社会效应问题，反映了人和礼乐的辩证关系。李世民对此问题的认识和阐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李世民重视礼仪制度的修订，目的就是要用于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制约人们的行为，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关系，发挥对人们的思想和道德的规范与教育作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世民处处以礼制规范自己和皇族的行为，并注重礼制实施的社会效果。
李世民曾对侍臣说：“按照《礼》，人的名字生前是不避讳的，只有死后下一辈的人才避讳。上古帝王，在生前都不讳其名，周文王姓姬名昌，《周诗》有‘克昌厥后’之句，也没有避讳。春秋时鲁庄公名同，《春秋》庄公十六年：‘齐侯、来公同盟于山’。只有近代诸帝，妄加节制，特令生前避其名讳，于礼不通，应当改变。”
于是下诏：“今宜依据礼典，会从简约……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并不须避。”
贞观十七年（633）十二月癸丑，李世民对侍臣说：“今天是朕的生日，民间以生日为喜庆之日，在朕看来，大为不当。”
他列举了孔子的弟子子路的故事，说子路对父母非常孝顺，自己吃粗糙的饭食，亲自背米以侍养父母。后来，他父母去世，子路南游楚国，从车百乘，积粟万种，生活非常富足，子路却说再不能够背米侍养双亲了。
“况且《诗经》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为何要在父母劳苦之时，大搞宴乐之事？甚是不合礼法。”
李世民这种观点与传统习俗甚是不合，正确与否，姑且不谈。然而李世民提倡子女孝顺、赡养父母，尤其在生日之时，更要体谅和感恩父母的辛劳养育之恩，确实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大家反对在生日大搞宴乐之事，对于帝王来说可以节约不少的费用，对于民间而言也算是移风易俗。
李世民对自己不仅严格要求，对于子女也处处以礼法约束。贞观二年，中书告人高季辅上奏，反映李世民的弟弟密王李元晓等人，在诸皇子拜见时，也回礼答拜。他认为两者都是王爵，虽然地位相等，但从家族内部来看，应当长幼有别，岂容如此颠倒。李世民认为高季辅说得很对，下诏规定密王李元晓等在吴王李格、魏王李泰等兄弟拜见时不得答拜，使叔侄之间长幼有序。李世民还规定以后公主出嫁，要对公婆执盥馈之礼，以尽为人于妇之道。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璃上奏：“按照《令》的规定，朝官三品以上，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应下马，而今皆违法不敬，路遇皇子下马，有违于典制，请予以纠正。”
李世民却认为这是朝臣欲抬高自己地位，故意压抑皇子的行为，不愿接受这个意见。
魏征说：“自汉、魏以来，亲王的班位皆在三公之下。而令宰相与六尚书九卿，见亲王下马，这种做法在历代典章所无，何况又不合《令》的规定，于理不通。”
李世民又说：“国家设立太子，就是准备将来继承帝位，如果太子不在，当由其同母弟继任，从这个道理看，如何能轻视我的儿子？”
魏征说：“殷商时期有兄终弟继的习惯，自西周以来，帝位的继承是父死子继，立嫡以长，目的是杜绝其他庶子窥视帝位，以塞祸乱之源，为帝者尤应对此警惕。”
他的话使李世民很难答复，尤其是关于皇帝之位继承问题的警告，使李世民感到不寒而栗。他认识到纵容皇子不仅仅是对大臣不尊重的问题，还可能导致诸子骄纵。野心膨胀，争夺帝位，再现兄弟相残的局面。于是，他决定接受王璃的意见，命三品以上的大臣见皇子不再下马，从而维护了大臣的尊严。
李世民对臣下以礼相待，时时不忘，甚至连生活细事都能从礼的角度予以考虑。贞观十二年，李世民看到诸州朝集使到京城来，没有专门的接待机构，致使他们都赁房居住，甚至与商人杂居，住处狭小仅能容身。他对侍臣说：“古代诸侯入朝，皆有朝宿之处，并给封禾百车，以供军马之用，待之以客礼。君主白天坐正殿，夜晚则点燃大火，随时召见，问其劳苦。汉代也在京城为诸郡建有官舍，以备随时来京居住。现今这种状况不是以礼相待，容易使人产生怨愤情绪，如何肯竭力治理好地方！”于是，下令在京城内为诸州朝集使各造宅第。建成后，他还亲自去视察。
对于民间一些不合礼法的陋习，李世民一旦发觉，立即予以纠正。比如贞观四年，京城里不少士庶百姓居父母丧期间，相信巫书之言，忌日不哭，并以此为理由拒绝吊问。李世民下令责改之。
强调礼乐的社会作用。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礼与乐二者密不可分。但是唐李世民时乐的社会作用却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在祖孝孙完成雅乐的修定后，李世民君臣曾就这一问题展开过一场讨论。
李世民说：“圣人之作礼乐，是为了对人的行为有所节制，政事的善恶，难道与礼乐有关系吗？”
御史大夫杜淹肯定地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并列举了一些事例，说：“隋朝将亡，出现了《玉树后庭花》，齐朝将灭，遂出现了《伴侣曲》，路人闻听，莫不悲泣，后人将它们视作亡国之音。所以，这主要在于音乐。”
李世民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不然，音声岂能感人？人欢娱时听到音乐就感到愉快。哀痛时听到音乐就觉悲伤，可见悲与悦完全是受人的情绪支配，并非由音乐决定的。国家将亡之时，其人心情悲苦，故闻之则觉得悲哀，哀怨的乐声难道能使心情愉快的人悲哀吗？而今《玉树后庭花》和《伴侣曲》尚还存在，我让人为你演奏，你一定不会感到悲哀的。”
魏征支持李世民的看法，说：“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古今中外，都有曲调悲哀的音乐，也有欢快的音乐作品，不同的音乐作品对人的情绪有不同的影响，完全否认音乐作品对人的影响是不恰当的。但是，说国家的兴亡，政治的盛衰，完全取决于音乐，过分夸大音乐的社会作用也是错误的。
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就以《玉树后庭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