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听取他人意见，放弃了封禅计划时曾说：帝王的贤明与否，的确不在于是否封禅。如果百姓不富足，外族频频侵扰，就是举行了封禅的仪式，也与桀、纣无异。
贞观五年（631），大唐王朝终于度过了创业的艰难和国初的灾荒，再一次迎来了丰收之年。于是就有各地方的负责官员上表，要求李世民进行象征皇帝威仪和天下太平之兆的封禅仪式。当时国家已经走上正轨，李世民仔细考虑得失，并不同意封禅。虽说是不同意，其实哪一个皇帝不愿以封禅来显示自己呢？封禅本是古代帝王举行的一种祀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相传上古时期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尧、舜、禹、汤、周成王，都曾在泰山封禅。后来秦始皇、汉武帝等君王均有封禅仪式。就这一次来说，李世民推脱封禅典礼也只是暂时的，当时只是忖度再三，担心臣下的劝阻和百姓的不满而已。
贞观六年，由于平定匈奴，远方的异邦都来向大唐朝拜。于是一些大臣又竞相上表，称颂皇上的功德，鼓吹封禅，并说是机不可失，天意不可违，现在封禅都有点儿晚了，千万不能再往后拖了。李世民闻言心有所动，于是召集群臣在两仪殿开会，和颜悦色地对群臣说了下面这番话，正是欲擒故纵地掩饰自己打算。
他说：“近来朕屡接奏章，请求举行封禅大典，你们这些人都认为‘封禅’是当帝王的巅峰盛事，朕却不这样认为。其实如果社会安定，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君王就是不到泰山封禅，又有什么伤害？从前，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人难道认为汉文帝不如秦始皇吗？”
听李世民这么一说，热心的臣子们听出李世民话中有话，于是又纷纷劝说封禅必得进行。这时只有魏征不言不语，李世民知道他一定不同意，于是又说：“祭天地神灵，是为了感谢天地神灵对我朝百姓的福佑，并不是为了夸示朕的功德。封禅是应该的，但又何必攀登到泰山山顶上去添几尺泥土，然后才能表示朕的诚心和敬意呢？只在郊外找块平坦空旷之地封禅就可以了。”
李世民这段话其实是抛砖引玉，试探性地表明自己是同意封禅的。此时，群臣果然恳求，都说封禅是国家大典，各国使节都要求参加，不可草率行事，有损于国格云云。
李世民正想趁势答应下来，这时魏征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李世民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作为一个能听臣子建议的明君来说，他仍和颜悦色地问魏征说：“朕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要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要隐瞒。你不同童封禅，是因为朕的功绩不高吗？”
魏征答：“不是。”
李世民问：“那么是因为朕的仁德不厚吗？”
魏征答：“也不是。”
李世民又问：“那么，是华夏还没有安定吗？”
魏征答：“已经安定了。”
李世民再问：“那么是边远的异邦还未臣服吗？”
魏征答：“已经臣服了。”
李世民问：“是因为祥瑞还没有出现吗？”
魏征答：“已经出现了。”
李世民问：“是因为五谷不丰收吗？”
魏征答：“已经丰收了。”
李世民说：“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朕不能够封禅呢？”
魏征答道：“陛下虽然功高，但人民尚未感到陛下的恩惠；德虽厚，但恩泽还未普及；华夏虽已安定，但目前尚没有条件保证封禅大典的供应无缺；远方异邦虽已臣服，但还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祥瑞之兆虽已出现，但刑网仍然很密；粮食虽连年丰收，但仓库还很空虚。鉴于以上情况，所以臣以为还不能封禅。”
魏征接着说：“臣一时找不出较早的例子，暂举日常所见为喻。譬如有人长期患病，疼痛得不能支持。后来，久经治疗刚刚病愈，全身只剩下皮包骨了，却要他背负一石米，一天行走一百里，这一定是不可能做到的。隋朝之乱，不止十年。陛下犹如良医，为之精心治理，解除了百姓的病苦，使天下得到安定，但国家还不够充实，这种情况和所举的初愈病人的例子颇为相似。现在就告诸天地，说自己大功已成，臣个人以为为时尚早。”
魏征接着说：“而且陛下到泰山东封，各国贵宾都来庆贺，连那荒远的边邦都要为此奔波，现在自伊水、洛水（二水均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以东，直至海、岱（东海、泰山）之间，荒草芦苇丛生，大泽遍布，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来往艰难，怎可把夷狄之人引到这里，以暴露我们的虚弱？”
魏征又说：“东巡封禅，千乘万骑，兴师动众，所到之处，供应耗费巨大，地方官府负担加重，必然会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是竭尽财力赏赐，也满足不了远方来宾的欲望。再免除几年徭役，也补尝不了百姓这次封禅的劳役所费。一旦再遇上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就会遭到庸人们无知的议论和责难，那时追悔也来不及了。岂只是为臣有此诚心的恳求。他人也多有此种议论。”
作为一名忠耿之臣，魏征的这番话已广为人知，载人史传。
崇尚节俭
李世民很注意节俭。他以历史上由于统治者生活奢侈、滥用无度而导致亡国的事例为鉴，节俭从事。
贞观元年（627），李世民对他身边的大臣说：“自古以来国家的帝王将相，凡要兴建工程，必定注重顺应民心。以前大禹领导广大百姓开凿了很多名山，贯通了许多江河，所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他，说埋怨他的话，这是因为他做的事是老百姓所希望的，他的行动反映了广大老百姓的共同心愿。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人们之所以常常批评指责，这是因为秦始皇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顺应民情、民心之故。我现在想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已经备齐了，但当我想到秦始皇的事时，就不准备兴建了。古人说过：‘不要做徒劳无益的事情去损害百姓的利益’，‘不谋求满足私欲，使民心混乱’。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百姓一旦知道帝王只贪图个人的享乐，民心必然会混乱。比如说精心雕镂的酒器、珠宝、玉器、服饰、玩物，如果随心所欲地大量制造这些东西，极尽骄逸奢侈，那么国家倾危败亡的日子必将为期不远。因此，本朝自王公以下的官员，所居住的宅第和所乘的车子，以及外出时所穿的衣服，婚丧嫁娶时所用的礼仪等，凡是按照官位俸禄不该使用的，要一律禁止。”
身为天子，一番谈论便是一道命令。从此贞观二十多年间，社会风俗简朴，着装朴素，物品富饶，百姓没有为饥饿、寒冷所侵害的现象。
贞观四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扩建装修宫殿楼宇，游览山水，观赏水池亭台，这是帝王个人所希望的，但不是广大百姓所希望的。
帝王希望这样，是因为他日常生活就骄奢放纵；老百姓不希望这样，是因为他们过着劳累疲惫的生活。
魏征对此表示赞同，又进一步阐述说：“陛下素来体谅老百姓的苦衷，经常严格要求自己而对老百姓的要求顺应体谅。臣也闻知：‘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内心贪得无厌，处处喜欢奢侈，每当他对各级官员的侍奉稍不称心如意，就对之施以严厉处罚。上层官员的喜欢爱好，下层小吏一定会竞相攀比，上下争相奢侈放纵，没有限度，终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不是书籍上杜撰出来的，而是陛下亲眼目睹的事情。
隋炀帝荒淫无道，因此上天有命，让陛下来取代他。陛下若以为足，今日已不啻是足矣，乃应节制耳；若以为不足，即使万倍于此亦不足。”
听到魏征关于知足应如何、不知足又应如何的直言，李世民心生慨叹，知道只有魏征才能说出这有棱有角的谏言来，他连声说道：“说得很好！没有你，朕怎么能听到这些话呢？”表明自己是知足的，应崇尚节制。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在朝中对众大臣讲自己的读书心得，说：“朕近读十六国时期汉国君主刘聪的传记，书中讲道：刘聪准备为皇后在后庭建起一座宫殿，取名鹎仪殿，掌管刑狱的廷尉李元达言词恳切地加以规谏，不料刘聪大怒，命斩之。此时皇后亲笔写下奏章，奏请皇帝刘聪赦免李元达，奏章人情人理，言辞恳切，才使刘聪的怒气渐渐缓解，并且感到惭愧。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朕以此作为深刻的鉴戒。近来想建一座宫殿，像过去一样要求修建层楼，现在从蓝田采伐的木料都已经运来了，各种材料都已经齐备。而遥想刘聪为皇后建鹎仪殿的故事，于是，朕取消了修建这个宫殿。”
为了减省后宫费用，贞观初年，李世民对侍臣说：“这么多女子被禁闭在幽深的后宫，确实可怜。隋炀帝被杀前的几年里，不断地在各地选征宫女，以至在一些皇帝临时居住的离宫别馆里，以及皇帝不去的地方，都聚集着很多宫女，这都要耗费许多财力。朕不采取这样的做法。这些宫女们除了可帮忙干些家务外，哪还有别的用处呢！现在朕准备放她们回家，允许她们自由地选择配偶。这不只是为节省费用，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也是为了成全她们各自得以成家生子的愿望。”
于是，后宫里和宫殿旁合里的宫女，先后有三干多人被放了出来。
贞观二年三月，关中地区出现干旱，大闹饥荒。李世民对大臣们说：
“水旱不调和，造成关中异常干旱，这是由于国君丧失德行造成的。朕德行不好，上天应该惩罚我，老百姓有什么罪过，却要遭受这么深重的苦难！
听说有卖儿卖女的，朕对他们非常怜悯。”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去关中巡查灾情，把皇家府库的钱财拿出来，去赎回那些被卖掉的儿女，将其交还他们的父母。
也就在这一年的同月，针对接连不断的水、旱、霜、蝗等自然灾害，李世民颁布诏书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里，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四月又颁布诏书说：“隋本乱离，因人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敛掩埋。”贞观四年，当社会经济稍有好转，李世民便打算东巡洛阳，于是便下令修复乾元殿，以供“行事”
之用。给事中张玄素竭力上谏，力陈修复之弊，言词恳切。李世民刚听到这些话很不舒服，但一听到隋修乾元殿和隋亡的教训，便极力克制住自己，下令“所有作役，亦即停止”。在群臣的谏阻下，贞观初年，他基本上没下令大肆兴修土木工程。当洛阳遭大水，百姓房屋被毁时，李世民还下令拆毁了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等分给当地居民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殿被大水冲坏的，只下令“少加修缮”，并下令“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居住。节俭和赈灾措施，明显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调和了君民关系，对安定人民生活以及对唐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节制自己、减少开支外，李世民还本着节俭的目的，下令废除了隋朝以来形成的厚葬陋习，下令要求州县府地方官“明加检，随状科罪”。
并命“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他对自己的陵寝也选作安排，并亲自制定限格为“因山为陵，容棺而已”，以免一旦死后，子孙“仓猝劳费，从俗奢侈”。他又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超谕制定者，宜一切禁断”，以此来制止贵族们的过度奢侈。
有一次，工部尚书段纶带一名巧匠杨思齐进宫，欲制造木偶戏道具以讨好皇上。不料李世民不但没有奖励他，反而将其训斥了一顿，并免去了他的职务。同时又下令禁止地方官进贡奇珍异宝，以妨害百姓安全和正常生活。
由于李世民以身作则、亲自躬行的表率和影响，贞观初年出现了一大批崇尚节俭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甚至在死的时候“祭享无所”。尚书右补射温彦博，身为宰职，“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尤其魏征宅内先无正堂，及患病，李世民前往看视时，才命朝廷为之临时营造。魏征临死之前，曾交待家属“布被素褥”埋掉了事。
宽仁慎刑的思想
李世民主张推行仁政，这与他个人的修养有直接的关系。在当时社会状况下，他实行宽恕政策的确对安抚人心有重要意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则容其改之，还可为社稷效力。
作为一代英明君主，李世民真可谓气度超绝，包容万象。他经常告诫臣下，小事若处理不好，将酿成大祸，因此在一些小的过错面前切不可小题大作，打打杀杀的，应以宽恕教训为怀。如果见错就杀、就罚，那还会有几个人敢作敢为，谁又敢为我大唐的前进划桨推轮？
李渊起兵晋阳时，为了争取群众，“即布宽大之令”，攻人长安后，曾约法为十二条。武德元年，鉴于隋炀帝的烦法酷刑的严重后果，宣布废除隋《大业律令》；同时由裴寂、刘文静等依照隋《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唐高祖李渊下令删改律令的原则，说：“设立法令，是为了让人明白，但过去的却很难懂，宜改刊定，务使百姓明白。”
制订了新格五十三条。原则是“务在宽简街，取便于时”。及至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新律令，即《武德律》。唐高祖以宽简易知作为损益《开皇律》的指导思想，是受到隋末农民战争的震撼而笼络人心的做法。
李世民即位后，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政治与立法的原则。
当时，出现了宽严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人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认为不可。从而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李世明欣然接受。遂以宽仁治天下。主张威刑严法作为立法之本的是封德彝，而主张慎刑宽法作为制法依据的则是唐李世民的智囊魏征。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唐初立国政策与立法原则的分歧。
经过辩论，李世民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以所谓“王政”来代替隋末暴政，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用魏征的话来说，叫做：
“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
唐初这种宽仁慎刑思想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
把慎刑美化为封建统治者的仁慈恩赐，显然是不对的。其实，由于唐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农民战争的威力，另一方面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因而提出了“宽仁”的主张。隋朝的灭亡根源在于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其中，统治者严重破坏成文法，对人民滥用刑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贞观年间，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对隋二世酷法而亡作了探讨。
魏征在其主编的《隋书》中总结了隋炀帝“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教训。傅奕也有类似的看法：“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
李世民在与大臣论治过程中，也以秦二世酷法亡国引以为诫：“秦二世生活腐败，好行刑罚，很快就灭亡了……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
而秦二世灭亡与隋二世灭亡十分相似。贞观君臣关于酷法亡国的立论，虽不免失于偏颇，但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对秦、隋二世灭亡的害怕心理。“而于刑法尤慎”就是他们惊惧二世灭亡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吸取历史教训
李世明很注重历史教训，在立太子问题上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他自己没有主张，立李泰为太子，可能会出现许多乱子。能明是非，处事果断，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李世民对臣下关爱备至，从不因犯龙颜或有小过而轻易指责于人。
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维护大唐江山及其自身安危，李世民也时刻警惕着身边的人，稍有预兆，便立即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贞观十七年（643）的“东宫谋逆”事件之后，太子李承乾被囚，其余“逆首”被处置，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其实不然，贞观晚期又一场宫廷变故正在酝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