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良会成立于1912年，是专门针对晚清以来京城“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的不良士风而设，清末京师曾流行打油诗嘲讽这种现象：“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衔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天乐、庆乐为戏园名，惠丰、同丰为饭馆名，而胡同则指妓馆所在地）。进入民国后，随着北洋政府政治的持续暗淡，官员、教育界人士吃喝嫖赌的恶劣风气仍在滋长，所谓“北京自袁政府时代买收议员，运动帝制，攫全国之公款用之如泥沙，得之者无所顾惜，则狂赌狂嫖，一方面驱于侥幸之心，一方面且用为钻营之术，谬种流传，迄今未已。鄙人归国以后，先至江浙各省，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甚。”社会改良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指出：“吾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风俗之厚，轶于殊域，而数千年神权、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此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内容包括“不狎妓，不置婢妾，个人自立，男女平等，废止早婚，自主结婚，离婚自由，废缠足，不赌博，在官不受馈赠，年节不送礼，戒除迎神、建蘸、拜经等迷信活动，戒除鸦片、烟酒等伤生耗财嗜好，养成清洁习惯，不得妨碍公共卫生，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如卖春药、打胎等）及各种印刷品（如卖春画、淫书等）”等，充满以新道德取代旧道德的蓬勃朝气。为了将此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蔡元培等人于1918年又在北京大学校内专门发起了进德会，他痛切指出：“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曾不足措意，是误会也。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而倡导会员“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勿以小恶为无伤而为之。”为此，有针对性提出社会改良三层次，入会会员可据此分别承当其中的一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并提出明确要求：“本会不咎既往，传日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袁了凡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同会诸人均不得引以为口实，惟入会以后，于所认定之戒律有犯着，罚之。”这个章程虽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民初官场的贪腐及社会风气的浇漓，但对改良教育界的风气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会成立仅三个月，报名者即呈不断攀升之势，会员（含北大教职员与学生）共计461人。其中，李大钊等甲种会员332人；蔡元培等乙种会员105人；李石曾等丙种会员24人，此外还有校外会员若干人，无形中为民国社会的改良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李大钊当时作为进德会的甲种会员，被该会推举为纠察员，在其中曾发挥积极作用。1918年7月，进德会召开评议员、纠察员会议，会上有五项表决：（1）李大钊提议，改进德会会名为“有不为会”，讨论后表决，只有少数赞成，多数主张仍用旧名，结果迸德会的名称被沿用；（2）李大钊以纠察员之职任与其职任之履行颇不易做到为由，提议被举之纠察员悉改为评议员。举手表决，赞成者为多教，提议被通过并形成决议；（3）会议协商推定江智、傅斯年为该会书记，作通讯记录之事；（4）会议议定进德会刊行一种杂志，定名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大约每季一刊，并当即推定沈尹默、钱玄同、李大钊、康白情4人为编辑员；（5）会议决定废除原定会员分甲、乙、丙3种的等级规定。可见，李大钊等人同意蔡元培阐发的“进德救国”的主张，对于这种以消极的“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的腐败风气，并且针对北大学生中沾染的恶习来反对旧社会的旧风习，表现了身体力行的拥护，但是李大钊对于“进德”这个带有一定传统色彩的提法还是有自己的意见，希望用更加积极的“有不为”的名称来推进活动，这个议题没被通过，表明进德会里的温和派占有上风，这对于推动学校风气和社会风气的改良的渐进式路径有着一定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组织是个非常平等的组织，李大钊等人在推动这项事业时，及早将青年学生纳入会务日常工作，使进德会影响青年逐步改变社会现状的想法落在实处，傅斯年等青年学生正是在参加这些组织的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青年学生的发展翘楚。北京大学师生深知，要想将道德实践活动推向社会，必须自己以身作则，以此逐步影响民风，因此，他们取消了甲、乙、丙三种会员等级式的区分，要求会员将其中一些德目作为必须做到的规条奉行，于是在《进德会启事》中进一步明确：（1）不嫖不赌不纳妾，为该会基本条件，凡入会者皆须遵宁；（2）其他五项（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为自由选择条件。但是，这里有一条规定很耐人寻味：一旦选择了这五项自由选择条件中的任一内容，并经会务认定后，这些自由选择条件就自动上升为基本条件，与前三项发生同样效力，不得违反，由评议会监督执行。李大钊就是在遵守该会基本条件的前提下，自愿选择了不饮酒、不吸烟，以此严格要求自己。进德会这种既尊重会员意愿，又严格敦促实施的做法，抓住了道德建设的一个要害：道德建设必须从个人修身入手，自己选择的东西一定要坚持做到，才能逐步推动社会的改良。
除新知识界外，京城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开展了社会改良运动。孔教会、万国道德会都是以推行儒家伦理，改良社会风俗为宗旨，由于其主要活动范围不在北京，此处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分析经北京行政当局备案并在京城活动较多的道德学社和悟善社。道德学社是1916年成立的民间劝善组织，社址选在西单头条胡同六号。学社社长为陆军总长王士珍，社师为段正元，弟子多为军政要人及留日回国者。段正元是四川威远县人，民国元年曾在四川成都创办人伦道德研究会，在京成立道德学社后，以阐扬孔子之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为宗旨。段正元每星期日公开演讲一次，主要讲儒家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日常运作经费由弟子捐助，社内设有出版机构，定期出版宣讲出版宣讲道德的书籍，二十年间共出版《道德学志》八十一册，段正元的演讲记录三百多种，影响所及，南京、汉口、杭州、上海、奉天、荥阳、随县、徐州、保定、天津等地先后成立道德学社的分社。悟善社是1923年成立的民间宗教组织，由王芝祥、邓孝然、汪大燮、王人文、刘莹泽等人具呈内务部、教育部、京师警察厅立案成立。创办者为四川人唐焕章，又称“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该教教义称此教融合儒家、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六大宗教为一体，教主唐焕章自称是创世以来继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人之后的世界第七大教主。信徒在入教时需立誓：“功夫誓愿学，秘奥誓不泄”，否则“必遭天打雷劈”，以此神化该教的教义，强化教主的权威。该教的运作强调通过坐功运气，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如能行济人利物之事，存拯灾救世之心，先正己而后正人，加以修习功德的入世努力，还可以长生不老。该教神秘色彩及其浓厚，带有邪教性质。1923年9月，日本发生空前未有的大地震，住家严重受损，死亡人数达到13万，国人纷纷向受灾的日本人民表示同情、援助之意，许多民间团体自发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悟善社却借机散发大劫临头的迷信传单。其传单预言：民国十二年七八月间，天降大灾，非入大同会不能免灾祸。传单初发现于北京，后流传到四川、河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造成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受到时人较多的批评。梁启超就不客气地说，中国人缺乏真正的信仰——以信仰为目的而非手段，现在“弥漫国中的下等宗教”都是拿信仰做手段的邪教，“其毒害是经过各个家庭侵蚀到全国儿童的神圣情感”。传统宗教界人士对新兴民间宗教破坏宗教名誉的做法也表示不满，太虚法师对悟善社等“外道”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观察，他说：“四川为近今流行全国种种外道之发源地。除济生会发起于上海，悟善社发起子北京，道院发起子山东，案此三者，皆除扶乩所录之说外无别秘传，且亦有四川人于中引端也。之外，他若同善社、道德学社等，其所奉之祖师及最初传道之人，皆四川人也。此种外道，在昔无不言三教合一者，今则渐有言五教六教万教合一者。其来源……即明清时之白莲教、八卦教。”由于这些民间宗教组织具有较为明显的秘密结社性质，不久逐步遭到了官府对其活动的限制乃至取缔。
社会转型期北京传统宗教与新兴民间宗教的生存状况表明，旧宗教由于长期习俗作用的支撑，虽然受到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但仍然对普通民众的日常信仰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新宗教组织虽然可以发挥盛极一时的社会影响力，但由于其源远流长的神秘性民间秘密结社性质，往往会干预正常的社会风教，导致官方对其疑忌乃至对其取缔。相反，新知识界的社会改良组织由于把握住时代前进的脉搏，以时代弄潮儿的态势引领社会新风尚的形成，有助于协同政府共同维持社会风教，因而受到朝野各方的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