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王教授分析各种数据都说明这个问题，经济只能说增长，经济增长加上环境保护，马马虎虎才能说社会发展了，当然还得加社会公正。实际上那句话说得特别到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居然得了美国病”。荒诞，就相当于说猴进化到人了，猴不得老年性痴呆，没到老就死了，现在猴居然得了人的病，猴居然得了老年性痴呆？这个认识应该说是非常的深刻。
“非典”反思的时候，我也讲过依靠什么方式防治“非典”，依靠“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五一”七天长假时，“非典”来了，那时候一天一百多人发病。有人宣传说“非典”不可怕，我说错，“非典”怎么不可怕，怎么得的都不知道。一线的传染病的医护人员就是科学家，他们有知识，但是纷纷病倒，香港卫生局的一个人都哭了，他说怎么办。所以可怕，可怕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恐惧，恐惧实际上是人的正常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悲恐惊，恐惧不要恐慌，恐慌不要慌乱，慌乱不要时间太长，基本慌乱三五秒就镇静下来了。
当时我给上面出了一个主意，利用七天长假，七加三，就是十天，十天在家同时自我隔离，进行医学观察。不是切断传染源，传染源不知道。我们让一小批科学家研究，今年没研究出来，明年；明年没研究出来，后年。但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科学家的身上，研究不出来，我们就不过日子了？他们研究不出来就妖魔化果子狸。切断传染链，同时进行自我隔离是关键。北京市应该切断就业链条，除了买食品，看急诊，除了救火，剩下的全部隔离，在家里看报看电视。活了几十年，在家里呆着十天是生活质量最高的十天。夫妻孩子在一起，做饭、享受天伦之乐，把北京市的交通管好，上车之前，出租车把姓名都给你写了，照照片，下车以后再照一张照片，将来一旦你是疑似病人，就可以根据路线调查。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日本基本没什么事，一天腾出几百套病房。
那时老在电视上宣传小汤山有医院，老百姓不相信，跑那儿干什么？实际上，因为是空气传染、飞沫传染，而大医院的传染病房气压低，不会扩散。日本腾出五百间病房做双层负压病房，中国没有，中国的医疗进cT、核磁共振。刚才王教授讲得好，北京、上海高档的医疗设备按人均全世界第一，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但是双层负压病房没有。我问，能不能弄一百间，就踏实了，得病不用送到小汤山，送到协和，别的病房怕传染，搁到传染病房的双层负压病房，多好。
其实北京的老百姓有这个觉悟，北京“五一”长假期间大街上没人，老百姓本来就知道，在家里一呆十天，得病就治，潜伏期五到七天，没病，5月11日、12日北京市宣布没事。依靠“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就可以解决问题。“非典”的死亡率是11％，北京是3.5％，为什么北京低呢？第一个解释，北京的本事大，都给治好了，但是他不敢吹这个牛，有的人根本不是“非典”，却说人家是“非典”，当然不死。由于北京市有发烧门诊的概念，北京市的门诊量减少了5％。
中国得了美国病，一个问题，既不公平，也没效率，哪怕顾一头也可以。王教授站得很高，材料做得非常丰富，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报告，使我大开眼界。
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翁乃群：
刚才王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从“非典”反思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又从公共卫生问题反思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问题，确实，这次sARs给了我们理解的另一个途径。虽然我们国家近几年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辉煌的成果，每年增长率超过8％，甚至9％，但是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其中包括公共卫生问题，不光是sARs。因为我近几年做艾滋病的研究，我想艾滋病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实际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非常严重的不平衡。
市场化结果的医疗体系，实际就是当医疗服务变成商品的时候，就像马克思说的，实际上发生了异化，为了获取利润而使医疗服务结果下降。很简单，刚才王教授说北京市的医疗设备在全世界是很靠前的，这些设备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赚钱，这是很突出的。美国也是这个情况，药物、高科技的设备，往往是过度使用，为什么呢？买了设备，就为了追求利润，需不需要检查，都给检查，医疗费用上涨。药品也是这样，医生变成药物的推销者，医疗器械变成了获取利润的工具，这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医疗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是市场化的结果，表现得非常突出。看一个感冒，一次门诊花上千块钱，很显然，不是为治病，而是为了利润。
刚才周教授说的，可能需要加一个对科技的理解。虽然我们的科技发展很快，但是对社会发展并没有产生同步的效益，这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神舟”可以上天，但是医疗在全世界排到144位，公平性排到188位。因为我长期在农村做调查，这方面我感受得非常多。90年代中期，我去云南一个村子做调查，发现那个村子肺结核死亡率非常高，但是肺结核有疫苗，治疗也最简单。目前来说，肺结核在全世界的死亡率还是非常高。所以联合国把艾滋病、肺结核、疟疾，作为很重要的传染病，全球基金就是要解决这个。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相当严重。
还有一个问题是职业病造成的，光珠江三角洲的企业造成的心肺死亡率就非常高，这些都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在医疗和防疫问题上，医疗设备在大城市里不断改新、赶超世界水平，但是我们的防疫体系在农村、县城明显下降。原来的卫生局大量地市场化，把本来的职能承包给外头，其中包括假医生，最典型的就是性病门诊。我们在艾滋病的防治上有很多困难，其中包括防疫部门资金不足、市场化过度。这些情况都表明，我们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确确实实是值得我们很好反思的问题。
迷信高科技和公共卫生市场化助长疾病传播
周孝正：
翁教授也是从宏观社会的角度分析，中医跟西医比较，中医是治一个得病的人，西医是治一个人的病。“五四”以来，西医恶性膨胀，中医恶性扼杀。西医就是支持疗法，你喘不过气给你插管，治好了，西医说你不是治好了，是免疫的功能。西医首先要树敌，我要治人的病。为什么得病？有“小东西”，叫病原体，但却给妖魔化了，其实就是病菌、病毒，病菌、病毒是微生物的一种，任何物种都有尊严，干吗妖魔化病毒，其实它只是微生物。
生态有一个非常微小的平衡，中医对此不知，中医从来不试图找这些小东西，为什么得病？叫正气不足。什么叫正气？西医解释成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到了“非典”，西医也说要靠自己的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你要是反应过度，给你点胆固醇，降低你的敏感度，最后治好了还是靠正气，但是西医用激素，副作用极大。很多人“非典”治好了，现在纷纷得股骨头坏死。所以我劝大家，一旦得了病，不要找西医折腾， 找中医，扶正驱邪，提高免疫功能，睡眠质量要好，时间要保障，最关键的是心情要愉快，调节一下睡眠、饮食，实在不成，吃一点中草药。何大一创造的“鸡尾酒疗法”就是治艾滋病的三味药像鸡尾酒似的搭配，其实就是重药疗法，重药向来就是搭配，给你搁几味药，实际就是中医疗法。现在非常恶劣的就是中药要西化，认为中药里面有有效成分，把有效的成分提炼出来，弄成片、胶囊，可是中药在一块搭配才有效啊。
中医是一个机会，中医几千年，西医才多少年？世界卫生组织说，世界平均滥用抗生素达50％，中国是80％。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医的评价是，用非常少的成本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现在第一代抗生素不能用了，因为过敏，现在已经用到第三代抗生素，第三代要800元到1000元一支，这个钱花不起。中草药就能解决问题。“五四”以来，说你不革命、不科学，就等于说你不正确。“科学”和“革命”成了正确的代名词，其实完全不是那个意思。比如我们说这个人长得漂亮，从来不说这个人长得科学。刚才翁教授讲得好，中国人说“依靠科学实际是依靠科技”，技术跟科学是两码事，最可气的是纳米技术。纳米本来是一米的十万分之一，把这个长度单位跟技术合在一块儿，就是迷信。我说凡是会生孩子全是纳米技术，精子、卵子全都是纳米，凡是生孩子就是纳米技术，荒诞。王教授是公共行政系的教授，从公共卫生、公共管理，从贫困差别，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谈问题，非常有价值。
翁乃群：
在反思公共卫生问题的时候，我想如果我们结合艾滋病的问题来反思，可能艾滋病的传播有一部分就是公共卫生问题。比如中原地区的艾滋病传播就是因为公共卫生市场化，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艾滋病的传播。
周孝正：
中国的艾滋病在中原传播就是因为高科技加腐败。将鲜血中的血浆分离出来，主要为了赚钱。把血搁在一块儿，分离完了，12个人中只要有一个得了艾滋病，11个人都要得。献一次血，就得了艾滋病，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完全就是为了公共卫生的利益。为什么呢？污染之后应该处理，但是不能处理，要赚钱，所以这种血谁用谁得病，谁献谁得病。
现在又遇到问题，李楯教授前些日子陪何大一到××县××村看，“我的同类，我的同胞如此生活”，人家发了善心、，给中国拉来9500万美金，作为预防治疗艾滋病的经费，把克林顿也请来了。实际上艾滋病仍然是王教授讲的，不是一个科技问题。防止艾滋病的会我也去了，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他是美国驻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他说中国防治艾滋病还剩下两年到三年。1990年前后南非和泰国艾滋病携带者占1％，泰国重视，到现在还是1％，南非不重视，到现在占到四分之一，全体南非人民四分之一是艾滋病的携带者。
中国还有两三年，怎么防止艾滋病的扩散？就是两条，对吸毒的人用毒品替代，戒毒戒不了，怎么办？干脆别抽海洛因，提供免费针具。第二招，对妓女，100％的要用避孕套，不能抓她。艾滋病的携带者在中国达到百万，实际可能还多，她要不知道自己是艾滋病的携带者，危害更大，因为潜伏期是八年到十年。如果知道了，就会注意自己的行为。关键是怎么让他们知道，简单说就是对他们有好处，现在如果我是艾滋病的携带者，我绝对不查，因为查出了以后，我就会被社会排斥。现在实际防治艾滋病剩下两年到三年，需要人文关怀和公民意识，如果不改变现在的政策和认识，中国艾滋病可能就会大爆发。
今天王教授讲的立足点非常好，不是科技、药、疫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艾滋病在中国完全不是这些问题。下面各位对王教授讲的有什么回应，可以发言。
好的地方继承，不好的地方就扬弃
李楯：
我们不能把一些事情简单化。今天，一些人回过头对过去时代的社会公正问题，比如说对农村医疗作了肯定。我觉得，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怎么看我们过去选择的那样一个特殊的发展道路。有些东西，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肯定一部分，否定另一部分。对这些东西，我们该怎么评价它？
在当时，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公正？另外，当时的结果，会不会和今天目前的现状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或者哪怕不是直接的，但却一定是有因果关系的？
王绍光：
对于前30年——从1949年到1980年前后的东西，以前的评价比较简单化，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都错了，都抹掉，把当时一些正面的东西全部否定，就像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都倒出去了。前30年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不能低估的。因为前30年重生产轻生活，先生产后生活，讲阶级斗争，确实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同时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打下了非常好的坚实的基础。农村改革开放以后粮食产量上升，但是农村水利和农村基本建设基本在前30年就已完成了，1980年前后中国有300多个水库。最近中央电视台强调重新大规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整个面积的灌溉比重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没有发生大变化，能够实现灌溉的在这以前基本都实现了。这种成就不能低估。
从社会来讲，包括教育和医疗卫生，因为当时强调结果，而不是强调效率，反倒在有些方面起到了正面的作用。我跟李昌平还有另一些人去印度，李昌平是《我跟总理说实话》的作者。在印度，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学校，那些学校让我回忆起70年代在中国看到的学校，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所有人都很高兴，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小学、中学。我问李昌平，他所在那个乡的学校建设比西方差还是好。他说，他们乡早就很好了，已经和西方接轨了，但是那时候学校分布在各个乡，连大队都有，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到初中、高中，现在接轨以后，学校离农民家很远，又非常贵，很多孩子就不上学了，上得起学的人都上很好的学校。在他上高中的时候，80％以上的人能上高中，但现在只剩下30％。我不知道这有多大的代表性。
当时有些做法，可以批评其动机，但是有很多好的地方还要肯定，医疗卫生是应该肯定的。1949年以后，政府开始重视农村的医疗卫生，在农村普遍建立基础的医疗卫生设施。1956年以后，毛泽东还不满意，说城市里是“老爷卫生部”，命令医疗队到农村，培训很多人，当时很多官员是赤脚医生。广州“非典”时期牺牲的叶新护士长就是赤脚医生。这些人受训练不多，一到三个月，却能解决很多的常见病。1968年以后，推广湖北的农村合作医疗，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然后推广“一根针、一把草”，用中草药的方式解决农村的基本问题，解决方式有一些变化，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这些成就不是我们自己说，当年世界各种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以健康指标、收入水平为考察指标，对中国的评价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定不能片面地看，一定要全面分析，好的地方继承，不好的地方就摒弃，那才是正确的方式。对前30年的成就必须充分肯定。
现场问答
所有人都要关心社会公正问题
提问：
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可能和您的愿望恰恰相反，目前在城市比较好的区域内实行的是把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例如将医院和学校剥离出来作为盈利性的组织。香港过去的医疗保障是非常好的，在以后的若干年，可能不会这样好了，也许现在没有担心，但是可能以后您自身的医疗也会成问题。我认为您的观点虽然是非常好，但是不能左右政府的一些态度，他们的态度可能在今后几年之中，会让您担心的问题更加恶化。
王绍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