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只是说“像”，并非将戊戌变法定性为一场革命。这场改革之所以失败，一大原因即在于康有为们在改革的征途之上，以革命的方法行事（如庄士敦称康有为是“一个危险的极端主义者”；辜鸿铭称康有为为中国的“雅各宾党人”，推行“暴烈和凶猛的雅各宾主义”，我们都知道，雅各宾党乃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最激进、恐怖的一派，其领袖正是杀人如麻、最终将自身推上了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革命对改革的僭越，献祭了谭嗣同等六人的热血和生命。
考诸史实，起初，慈禧并不反对改革。早在1889年，她便撤帘归政，将大半权力还给了成年的光绪。有人指出，彼时之实权，仍在慈禧手中，凡大政之裁决，皇帝依然要秉承太后的意旨；朝中重臣，多为慈禧提掖的亲信故旧，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未因太后还政、移居颐和园而断绝。这是事实，不容否认。不过，我们需要看到，如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所论述的那样：“太后自归政以后，便不复视朝。王大臣非经宣召，亦难有觐见机会。故身为承转人之德宗（光绪），虽乏最后裁断之权，而事实上于处理政务之时，亦尚有斟酌损益之余地。”还政以后，慈禧与光绪的权力分配，历来有一个说法，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必须经慈禧审批；二品以下，光绪则可自作主张。故光绪任用康有为、谭嗣同等改革者，因品阶不高，慈禧未尝出手干预。由此观之，光绪手上的权力，足以启动改革，慈禧手上的权力，却不足以阻止改革的启动——她何尝阻止了呢。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事前慈禧曾明确表态支持。据翁同龢日记（1898年6月11日）：“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今宜专讲西学”，充分表明了慈禧的政治意向。但是，当康有为所发动的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扰乱了朝纲、打碎了秩序，她便无法在颐和园安枕了。尤其是，这场改革不仅要架空她的权力，还要剥夺她的自由，改革者动了她盘中的蛋糕，她自要开始反扑。
晚清重臣如张之洞、陈宝箴以及后来的袁世凯等人更非改革的敌人，事实上，他们才是改革的主力军，在地方，在中央，一步一个脚印，稳健而扎实（例如，由刘坤一、张之洞等所起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成为了庚子新政的总纲领）。相反，康有为的改革纲领，连其弟康广仁都不以为然，康广仁在致何易中的心中写道：“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这五个“太”字，折射了康梁一系的改革者的性格及命运。
所以，我一直不太赞同，将康有为与张之洞归为一派，统称为改革者——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进行了细化，称康有为、梁启超为“激进的改革者”，翁同龢、张之洞为“保守的改革者”。在我看来，晚清政治史上，除了执政者外，可分三派：一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一是以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立宪派；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他们的政见与思想，则居于前二者之间。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国的改革步履非但没有长期停滞、后退，经义和团一役的刺激，反倒加剧、提速。由慈禧所领导，张之洞、袁世凯等实干家所践行的庚子新政与立宪改革，刀刀见血，岂是康有为之流的枯竹空言所能比拟的？如金观涛、刘青峰所述：“虽然慈禧太后并没有撤销1900年以十万银子捉拿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知识分子的通缉令，光绪皇帝仍然被软禁，但是20世纪初年开始的新政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改革。”慈禧以及一大批保守派，吃足了义和团的苦头，则被迫捆绑于快马加鞭的改革战车之上，甚至让渡了自家私藏的一大角蛋糕，因为他们明白，若不让渡，也许十年后，连一分一毫的蛋糕碎屑都保守不住。他们的耳边，已经拉响了红色警报：“改革，亡满人；不改，亡大清。”只要稍一掂量，便知轻重。
20世纪初的中国，改革乃是共识，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当时所争论的问题，不在改革与否，而在于怎样改革。
改革的转捩点：假如慈禧不死？
改革的另一面，革命的暗流正默默涌动。那一时期的武装斗争，不过是星星之火，偶尔爆发，鲜有大规模者，更鲜有成功的案例。大多数革命党人都藏在租界或者漂泊海外，革命的推进，常常停留在计划与筹款这一步——当然，我们需要重申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教授（Edward J.M.Rhoads）的一个论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更重要。所以我们评判革命党人的功绩，除了攻城略地，驱逐鞑虏，更关键的一点在于造势。所谓势，即革命气氛，即“革命”成为令权力者谈之色变的敏感词，即革命成为一种压力，令改革者一日都不敢睡懒觉，即北方人民“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
问题呼之欲出。晚清的执政者不是一直在改革吗，为什么还会爆发革命呢？
这就到了重提托克维尔的时刻。1911年的中国，相比1898年的中国（戊戌变法），1900年的中国（义和团运动），国人的处境的确颇有改进，他们已经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虽然只是政治盛宴的残羹冷炙。故在此时，一旦改革者故步自封乃至倒行逆施，必将点燃十二分浓烈的战火。
刚才说过，金观涛、刘青峰认为20世纪初年的庚子新政与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改革”，这话只有一半的道理。在此，余英时区分了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后者的对象是政治体制，即我们俗称的“政改”。余先生说，晚清新政，仅限于行政改革，一旦触及体制，便无力推进，如改官制，不过是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铁路局与矿务合并为商部，实属换汤不换药。最后干脆连汤都不换了，“政改”的药方被抛诸脑后，集权才是硬道理。只是，集权这一剂虎狼药，病入骨髓的清朝焉能承受得了？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将慈禧之死（1908年11月15日）视作改革的转捩点与近代史的拐角处：“她死的真不是时候：早十年死，戊戌变法就成了；晚十年死，就不会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官文里就变成‘武昌叛乱’——了。”（王人博语）言下之意，武昌起义必将被扑灭。更有甚者，认为慈禧再活十年，中国可能会实现宪政。历史不容假设，却可推论：慈禧若在，晚清的政改就会高歌猛进一马平川吗？满族人就不会从汉族人手中收权吗？要知道，慈禧在世之日，集权运动已经展开了，满族向汉族收权，中央从地方收权，军权、财权、司法权都次第转移到中央的满族亲贵手里，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失去了四镇……
不可否认，慈禧是晚清改革的主心骨，是政局维稳的平衡仪；同样不可否认，她是皇权专制的吉祥物，是权贵阶级的头号代表。她是改革的舵手，另一面，则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她对改革的权衡，取决于改革对她的既得利益的损益。在“改革，亡满人”与“不改，亡大清”的两难之间，她深知必须让出一些利益，然而受损终须有度，超出了这个度，她就不再是改革的同路人，而是改革的绊脚石甚至刽子手。一言以蔽之，是利益，而非观念，决定了慈禧对改革的态度。况且，即便论及观念，慈禧亦不能比肩后来的蒋经国与吴登盛。
从慈禧死前三年的执政风格来看，她对这场已经步入深水区的改革，不无犹疑。倘她不死，也许袁世凯等重臣不会被放逐，也许满汉之间的矛盾不会被过度激化，也许地方立宪派对朝廷的信心尚可多维系一时，但是，她只能延缓改革崩盘的时间，却不能扭转改革失败的命运。
在深水区彷徨的改革急转直下，发生在1908、1909年。1908年底，光绪、慈禧先后去世，改革的牌坊坍塌了。摄政王载沣上位不久，便借口“足疾”，罢斥袁世凯，满汉之争彻底撕破了脸皮。1909年10月4日，为改革之舰领航的最后一位舵手张之洞病故，这标志着改革进入昏迷期，距离死亡仅一步之遥。
插曲：“有兵在”、张之洞与改革之死
若不是姓爱新觉罗，生在了帝王家，载沣这一生，恐怕难以为史册所铭记。他的性情与黎元洪相似，其弟载涛说：“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二人的遭遇亦庶几近之：在历史转型的关节点上，被突如其来的一脚踢到了纷乱的前台，作为政治提线木偶，供人在幕后发纵指示（相比黎菩萨，载沣更可悲，连婚姻都不能自主）。不过，他们虽然秉性懦弱，却不甘于傀儡的命运，都曾奋臂而起，说过一些狠话，做过一些狠事。载沣最着名的一言，便是对张之洞说“怕什么，有兵在”。
此言于今十分流行，引述者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以历史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的块垒。除了今人块垒的内容，我更关心载沣此言的出处。他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或者原话并非此形状，那么所改变的成色，多少是时光的摧折，多少是史家的演义。
“怕什么，有兵在”能风行天下，应该归功于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瀛台落日》，这是慈禧系列传记的最后一部。高阳写晚清史，不管是小说还是历史随笔，都可作信史来读。然而，小说家言终究是一种演义，且高阳说史，多刊于媒体，为稻粱谋，故要迎合读者的口味，将一些历史细节世俗化、八卦化。譬如这一节，话说在1909年，直隶的士绅认为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非去不可，庆亲王奕匡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闻听此事，带病入宫，请摄政王载沣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像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这段对话并非高阳凭空臆造，而有其翔实出处。张之洞的年谱有两本，我未尝见许同莘版，且以胡钧版为例：吕海寰革职一节，恰如高阳所述；然而，高阳说庆亲王荐徐世昌接任此职，胡钧撰《张文襄公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82页）却说是载涛、载洵二贝勒荐唐绍仪（该版作“怡”）。考二人生平，徐世昌兼办过京浦铁路，唐绍仪曾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应以前者为是。年谱出错了。
汉阳铁厂，前临汉江，后靠龟山，由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1893年建成投产，有大小十个分厂，是当时亚洲第一大钢铁联合企业。图为1894年7月13日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
接下来，年谱记载了监国即摄政王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
监国以问公，公曰：不可，舆情不属。
（载沣）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
（张之洞）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曰：有兵在。
公（张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此后张之洞吐血的情节，当是高阳的虚构。按年谱，张之洞的病在右肋和肝，经此重大变故，其病加剧，此后连续请假。再过三月，他的生命便宣告终结。
话说回来，一句“有兵在”，为什么令张之洞痛彻心扉、为之魂变？为什么称此为“亡国之言”？
张之洞临终前夕，自我论定：“吾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随后，命家人将“政术”改为“治术”。由此可见他最看重什么。彼时民谚云：端方有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无术”之说，倒小觑了张之洞。他有“巧宦热中”的定评，从年轻之时狂言经营八表，到最终官居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位极人臣，如果无术，焉能走到这一步？而将“政术”改成“治术”，连一个字眼都这般慎之又慎，可知张之洞还是有一颗敬畏之心。
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与载沣对话，把“舆情”看得那么重。他终究是一个讲究治术的政治家，而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独夫民贼。能重视舆情，说明此人心中还有对舆论与民意的顾忌；弃舆论与民意若敝屣，一句“有兵在”，拥兵自重，则直接诉诸军政——如你所知，所有的政治制度当中，军政永远都是最坏的那一种。
“有兵在”不仅暴露了载沣的骄狂，还从侧面折射了他的颟顸：他可能并不清楚当时的军事力量之分布，满人早已不是铁马冰河悍然入关的满人，八旗腐化如泥，绿营不堪大用，军队已经完全落在了袁世凯等汉人手中；而且，这些军人里面，保大清者有多少，革命党与立宪党人的追随者有多少，二年后，武昌城的枪声一响，便见分晓。
可悲的不是狂言“有兵在”的载沣，他和他的同党自绝于民，不亡何待；而是感慨“君民末世自乖离”，却甘作孤臣孽子的张之洞。他病逝前夕，与载沣还有一段故事。年谱记曰：
王（载沣）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太傅（陈宝琛）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惟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张文襄公年谱》，第286-287页）
辛亥革命：改革式的革命
张之洞死了，晚清改革的败局开始倒计时了。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改革的丧钟正式敲响。至此，改革死了，“维新绝望，大陆将沉”。改革者及其同情者，尤其是地方的立宪派，转过身便投向革命的阵营。
我们再来看托克维尔的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毋庸置疑，晚清是一个坏政府，若它不改革，就不会有危险么，不会爆发革命么？显然不是。它若墨守旧法，冥顽不化，压根撑不到1911年。
开始改革，危机与希望共生。改革是解药，不过，是药三分毒。改好了，妙手回春，转型成功，大清还是大清，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改不好，解药变成了毒酒，酒入愁肠，五内俱焚。晚清改革，便是“改不好”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