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托克维尔
辛亥革命留下的只是思想上的意义。
——李泽厚
从托克维尔说起
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那年，法国人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已经离开这个遍地烟尘的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可是，每当我谈论辛亥革命，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遥远的托克维尔及其名着《旧制度与大革命》；每当我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脑之所思，心之所念，却是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参差错落。这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之间，似乎有一种神妙的机缘，令我迷思、焦灼。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确写到了中国，寥寥数笔，像一副潦草的水墨画。托克维尔批判法国的重农学派曾以中国为理想国，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他们笔下的中国，只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未来法国的瑰丽幻象：“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在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满族人执政的专制中国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窘境，已经是“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
托克维尔说，重农学派心中的中国，好比后来全体法国人心中的英国和美国。这个比方可以继续打下去，若干年后，托克维尔所扞卫与批判的法国成为了典范，成为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乌托邦。1789年那一场大革命，被美化为正义的先声、历史的分水岭、阶级斗争的集结号。
然而，法国大革命距离我们有多远，正如托克维尔距离我们有多远（此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在我的案头；此刻，他的声名在中国盛极一时）。
无论形式还是实质，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并无几分可比性，它们的相异之处远远大于相同之处，就连所冠以的“革命”之名，因法中土壤之异，一者为橘，一者为枳；一者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一者播下的种子便是混乱的跳蚤。
这两场革命之本身虽不可比，革命背后的种种，尤其是托克维尔所诠释的革命爆发的逻辑，却能逾越中国与法国的万里之隔而相互格义。尽管托克维尔的研究对象早已被定格于现代性的黎明，他焦虑的目光，却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构思《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际，他致信友人称：“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并无事业；对此，我可以保证……”十年前读这句话，我觉得托克维尔有些矫情，他怎么可能没有传统，没有党派呢，观其回忆录，漫山遍野都是党争的硝烟；十年后再读，则读出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与悲怆。从迈耶所撰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影响史来看，此书的时代烙印已经在历史的热风之中淡去了岁月的眉目，它所揭示的一些原则和真理，用迈耶的话讲，足以“永葆青春”。历史的进程帮助托克维尔践履了他的承诺。
相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论，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则被冷落一旁。然而，我们重寻辛亥革命的真相及其背后的发生逻辑，首要更新的便是历史研究法。最起码，我们要做到两点，第一即史料的发掘。托克维尔为了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着，而且研究了许多无名之着，这些着作并非精雕细琢，不过恰恰因其原始、粗糙，更容易反映真实而鲜活的时代精神。他仔细阅读了所有的公共文告、省三级会议以及后来省议会的会议记录、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它的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它的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他还花了大把时间研究政府档案。这自然可遇而不可求，在中国，查考政府档案，特别是党史，势必难如登天。“……我在那里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暴露他们最隐秘的想法。我因此获得了当代人所没有的关于旧社会的许多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从未见到的资料”。
其次是观念与方法的刷新——这本来是两个问题，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大抵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狭隘战争往往制约了方法论的拓展。《旧制度与大革命》开头，托克维尔就说，他不是要写法国大革命史，这早有人写过了，而且写得绘声绘色，他只是要研究这场革命——这一转，便将此书从历史学转向了历史社会学。以至在后世，托克维尔被归入了社会学家的先锋队（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托克维尔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也许他更愿自视为政治家，他仅仅借用了社会学的方法，犹如古代中国的史家常常借用小学的方法一样。
从方法上讲，我们研究辛亥革命，自当海纳百川，诸如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统计学等，不论是哪一派的刀法，只要有助于突破政治电网的封锁，呈现历史的真相，都不妨借来一用。像金观涛、刘青峰二先生的巨着《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所采用的考据方法，说好听一点叫重剑无锋，说难听一点简直是笨拙之极，聪明人根本不屑为之，我却以为十分有用。当然，我要再次重申，必须先打破意识形态对头脑的禁锢，假如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视清王朝为封建社会，视晚清的执政者为反动派，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视立宪派为窃取革命果实的蠹虫，那么，不管你精通多少门派的刀法，你所切割出来的辛亥革命，只可能距离1911年的真枪实弹越来越远。
改革与革命的缠绕
《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一个着名论断，我们已经耳熟能详：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许多人引用这段话，视之为至理名言，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一旦重返历史现场，稍加印证，便可知托克维尔所言的“最经常的情况”只是偶然。大多革命，总是爆发在革命者的处境最坏——或者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时刻。这一点，中国的案例极具说服力。从大泽乡到黄巾，从黄巢到李自成，古代的造反者，揭竿而起的时机，不是选在十舍逃亡九空屋、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灾荒之年，就是选在执政者的苛政对民众的剥削、压迫最严酷的寒冬，唯有此刻，他们登高一呼，才能迅速点燃民众心底的烽火，才能使革命精神的狂热召唤一呼百应。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民不聊生，还有什么处境比这更坏，更堪称绝境呢？
历史浩渺且不可知，托克维尔的论断自然有其用武之地。他先分析：“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随后举出法国的案例：“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这样的案例还能举出许多。然而归纳法最大的缺陷正在于此，再多的案例，并不能推论一个观点的绝对正确，犹如再少的案例，并不能推论一个观点的绝对错误。托克维尔的着名论断依然有其局限性，它适用于法国大革命，却未必适用于俄国大革命；甚至，它适用于18世纪的法国革命，却未必适用于19、20世纪的法国革命。
意味深长的是，它竟然无比适用于中国的辛亥革命。
第一个做此比对者，应是张朋园先生，尽管他未曾提及托克维尔之名。1969年，张朋园出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开宗明义，引西人之言：“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一理论，如用以观察辛亥革命前数年间的中国政治，似有其可信之处。”“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痛苦在可以忍受时，不满就会达到高峰；当不满的情况已经改善了，不满往往造成动乱。”
这两段话，如果不加标注，也许有人会误以为是托克维尔之言。其实出自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The True Believer，前些年，此书译为中文，即大名鼎鼎的《狂热分子》。
戊戌变法：革命式的改革
我要重述一个论断：戊戌变法被视为改革，细究其内容，却更接近于一场革命——这正构成了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辛亥革命名曰革命，论其实质，却充满了改革的味道。这十来年的中国，就像荡秋千，一直在改革与革命的两极之间摇晃不定，改革与革命相互格义、侵蚀，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精神摇摆人，或者称之为变色龙。
为什么说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革命式的改革呢？
先说这场变法的领导人，按通说，即康（有为）梁（启超）。实则戊戌年的梁启超，只是康有为的跟屁虫和应声筒。“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的论断，直到梁氏晚年才有所改观。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的主要工作是宣传与串联，谈不上领导改革。康有为之外，另一位发挥领导作用的人物是谭嗣同。许多重大计划，皆出自康、谭联袂。
康与谭，前者被尊为圣人，圣人的另一面则是妄人。康有为之妄，可观他给自己和弟子起的号，他自号长素，取“长于素王（孔子）”之义（另有一说，康有为的“长素”，出自南朝颜延之《陶徵士诔》：“弱不好弄，长实素心”，意为“成人后保持赤子之心”）。其门下五哲，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车相出也，引申为超车），超越子贡；曹泰号越汲，超越孔汲（孔汲，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之师；一说此“汲”为燕汲，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之一）；麦孟华号驾孟，韩文举号乘参，驾、乘之意，都盛气凌人，用唐德刚的话讲：“把曾参当马骑也。”
谭嗣同是近代以来我最尊崇的人之一。倘平心而论，我只能说，他是一个英雄，一个侠客，一个大丈夫，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甚至称不上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性情，过于躁进，趋于偏激，好似今天的愤青；其才气纵横而不可一世，爱憎分明而不能容纳异己。章太炎称康有为“狂悖滋甚”，用于谭嗣同身上亦无不可。
这两大领袖，一个妄人，一个愤青，论性格，论思想，论阅历，论政治经验（他们始终踟蹰于政坛的外围，并无多少行政经验），皆非合格的改革者，而更适合干革命。读谭嗣同的书信，可知他早萌革命排满之志，并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他在致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道：“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欧阳中鹄的孙子欧阳予倩指出，谭嗣同与康有为主张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谭嗣同在参与改革的同时，还暗地联络哥老会等武装力量。他对这场变法的前景，也许从受召入京之时便不曾乐观。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虽为小说，对谭嗣同的心理揣摩却令人无比信服。戊戌政变爆发之后，谭嗣同对劝他一同逃亡的梁启超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的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讲，谭嗣同之死，不是献给变法，而是献给革命，不是献给过去，而是献给未来。
再说康有为、梁启超一系，他们在进入权力中枢之前，政治观颇为暧昧。1897年下半年，梁启超受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去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行前，在上海与康有为等一帮同志商议对策。在渐进法与急进法之间，在“以立宪为本位”与“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之间，他们更倾向后者。故梁启超在长沙，遇上原本就怀有革命之志的谭嗣同、唐才常等三湘豪杰，言行十分激进。湖南的保守派领袖王先谦、叶德辉“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穴”，并非捕风捉影。待他们被光绪提拔，掌握了权力，才稍变其宗旨：既然改革大有可为，为什么还要革命呢？对此，用一句时下的习语来讲，叫“屁股决定脑袋”。在朝，在权力的正面，便鼓吹改革；在野，在权力的反面，便鼓吹革命。
屁股虽然暂时归化了脑袋，脑袋里面的残余思想却常常颠覆屁股的位置。激进的康谭，说到底并未理会改革的真谛：改革是一场妥协，是最讲究平庸的政治艺术，不仅要团结同道和中立者，更要学会与改革的敌人和平共处并争斤论两。他们所制定的改革路线，近乎是狂飙突进，以霹雳手法，摧枯拉朽。如迁都、改年号、断发易服、军民合治等，很显然不能付诸现实。再如康有为，回应变法的质疑者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此言一出，荣禄等人，以及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官员，怎么可能还支持康谭的改革呢？
康谭的急躁冒进，历来为人诟病。戊戌变法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黄遵宪说：“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变法）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需要注明的是，康谭“求快”，一面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性情，另一面，世变日亟，国难方殷，局中人都有时不我待之感，行事操切，在所难免。
改革与革命的一大区别，在于对暴力的依赖。当改革者号称以杀人的手段推行改革，那么这场改革的一只脚已经滑入了革命的沼泽；当激进的改革战车误入歧途，另一只脚不甘落后，改革者的整个身体干脆都投向了革命。如你所见，在改革失败的前夜，康有为与谭嗣同困兽犹斗，狗急跳墙，筹划“围园锢后”，包围颐和园，禁锢慈禧太后（据说杨深秀“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可为参照）。此时，这场政治运动，便不再是日拱一卒、筚路蓝缕的渐进改良，而一跃升级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