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省出来的0.09元就是李志强的竞底空间：他可以给甲客户降低0.03元，同时还保证自己每台电话机有0.06元的毛利；也可以为了打击对手，将这0.09元全部让利给乙客户，从而争取一个两千万的大订单，再为自己营造一些规模采购的优势。
五、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人们常常会用一些指标，来衡量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在这些指标中，有一部分是易于考核，尤其是容易用数字来衡量的，这些称为显性指标。
与此相对，另一些指标的重要性虽然绝不亚于显性指标，但由于科技、管理的局限，或人们的认识尚未进化到足够精细的水平，它们还不易考核，更难于用准确的数字来衡量，这些指标称为隐性指标。
俄罗斯作家、思想家索尔仁尼琴说：“人们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索尔仁尼琴所说的“内部发展的高度”，就是隐性指标的一种；而“外部发展的高度”，则是显性指标的一种。
中国人生活与工作中的部分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
显性指标 对应的隐性指标
学生的成绩、考试的排名、学校的升学率 学生的能力、创造性、人格的健全
公司的销售额、利润 公司的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客户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
员工出勤率、个人学历 员工工作效率、个人能力
员工的执行效率、服从态度 公司的决策质量
ISO标准的通过与否 质量体系的运作效果
金牌数量 全民身体素质
GDP、财政收入及其增长 国民安居乐业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数量、专利申请与获得数量 科技工作对产业升级与社会价值提高的真实作用
公安的破案率 社会公众对治安的满意度
司法的结案率 法律的公正执行结果
漂亮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真正有安全保障的食品
……
对于隐性指标，中国人较为不重视，甚至为了保证显性指标的漂亮，而刻意忽略隐性指标。但实际上，这些隐性指标也许比显性指标更为重要，或者说，显性指标最终是为了隐性指标，如：
学生分数高，实际上是为了掌握知识和提高能力；
国家重视GDP，实际上是为了百姓生活幸福、安居乐业；
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实际上是为了增加人类的知识总量，用知识提高生产力；
……
竞底战略的最大特点是极端重视显性指标。为了提高显性指标，不惜牺牲隐形指标。所谓的竞底，就是把隐形指标打到底线。
竞底法则三：竞底者为了追求显性指标，倾向于牺牲隐性指标。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显性指标易于衡量。提高显性指标，对官员来说，意味着漂亮的政绩；对企业而言，则是规模的扩大；对个人来说，自然是拥有了更多可供炫耀的资本。
总而言之，提高显性指标，表面上是增强竞底实力的最快捷途径。
有时，隐性指标与经济学的“外部性”有密切关联。外部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法获得回报或承担相应的义务。
外部性也被称为外部成本或外部影响，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正面的：如一个人修建了花园，可以让邻居感受到鸟语花香；但更多是负面的：如放高分贝的摇滚音乐会干扰邻居的休息，化工厂排出的废气会使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
被竞底者刻意牺牲的隐性指标，通常都对他人有负的外部性，如华为为了达到“按时完成研发任务”和“控制研发成本”这两个显性指标，因此用明显或隐晦的方式推动加班、考绩文化，牺牲的是员工心理健康这一隐性指标，以致多人先后自杀。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差别阈值的概念，用于衡量人们对不同刺激相差多少时才能觉察到。如白领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稍一延长工时，就会被察觉；但如果他们的工作量提高15%，而工作时间不变，员工一般察觉不到。
中国的竞底者通常会本能地选择差别阈值较大的项目，来作为隐性指标。因为这种方式的竞底一不容易被察觉；二就是被察觉，也不容易被确认。
工作压力、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会转换成大量的工作，迫使被竞底者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情，时间永远是不够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从自己正常的睡眠，那儿一点一点变本加厉地窃取时间。
听说，有的华为员工早上要用5个闹钟，才能帮助从沉睡中醒来。
睡眠剥夺将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变差，在改革创新解决问题，以及人际交往方面，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尤其是长期的慢性睡眠剥夺，将直接恶化人的心理感受。
案例：志强厂利用隐性指标对员工竞底
生产电话机的志强厂为了让电话机外壳有缤纷绚丽的色彩，需要进行一道喷油工序，即将油漆雾化后喷涂在机壳表面。因此，操作工必然会吸入三苯，即苯、甲苯、二甲苯。
2006年，据深圳宝安区不完全统计，全区有1050家工厂接触三苯，员工高达15074人。
长期接触三苯，会导致头疼、牙龈出血、食欲减退、失眠多梦，甚至引发癌症或白血病，国家规定对此工种有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
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一样，志强场喷油车间的空气里，三苯含量明显超标；厂方也很少给操作工配发个人防护用品，没有健康检查和相应的福利，只是为了降低成本。
操作工一般在志强厂干两三年后，会自行“流失”到其他的企业或回老家，这时他即使爆发了与三苯有关的职业病，也已经不是志强厂的员工，与志强厂无关。
因此，操作工的长期健康，就很自然地被这一行业当作“外部成本”，不会在工厂的运营成本中加以考虑。
对志强厂而言，成本是显性指标，应该大力降低的；而员工的长期健康就是隐性指标，可以为保证显性指标而忽略。
在血汗工厂存在的这类竞底，也可以在其它行业中找到：
家电零售商国美追求的显性指标是销量、利润、开店数量、促销商品的低价格，而隐性指标则是供应商的容忍度，消费者对服务的忍耐；
史玉柱脑白金追求的显性指标，是知名度、销量、利润，而隐性指标是，恶俗广告对中国人文环境的破坏程度；
对科研人员来说，发表论文的数量是显性指标，只有在某类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科研人员才可能晋升职称，而职称的晋升意味着竞底实力的增强，相应能获得更高的待遇和更多的课题及经费，但这些论文是否真正有价值，则是一个很难被人考核的隐性指标；
在2008年毒奶粉事件中，奶粉的蛋白质含量是显性指标，而三聚氰胺则是根本不检测的隐性指标，因此作恶者就竞相添加，直至击穿底线。
案例：聂耳文化广场和聂耳故居的不同待遇
《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作者聂耳是中国人熟知的文化名人，近年来，聂耳的故乡玉溪市耗资数亿元、占地上千亩，建成了聂耳文化广场，并人工修建了聂耳山，在山上竖起了11米高的聂耳铜像。而在昆明，聂耳出生成长的故居，则是一栋老式土坯房，摇摇欲坠，门窗被砖块封死，楼房用木架支撑着，四周一片荒芜，一人多高的杂草中麻雀乱飞，仿佛人们对聂耳的纪念和尊崇无以复加，又仿佛人们对聂耳弃之如敝履，他的故居成了妨碍旧城改造的多余物。
为什么两者的待遇有如此大的不同？只是因为聂耳文化广场是竞底者们追求的显性目标，是用以装点形象的政绩工程；而真实的富有纪念意义的聂耳故居，则不过是隐性的目标，当然不会受到重视。
与此可有一比的是，为了奥运会，北京建立了巨大宏伟的“鸟巢”，但离“鸟巢”不远人行道上的地砖却支离破碎，并积着一潭潭雨水。这同样也是显性指标和隐性指标的不同待遇。
也许经过舆论的呼吁之后，聂耳故居也会变成显性指标，从而荣幸地获得竞底者们的修缮保护。
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常常有被冤屈的草民，击鼓鸣冤或拦截告状，遇到青天大老爷后，沉冤得以昭雪的情节，这实际上也是让原本是隐性指标的冤案，成为青天大老爷视野中的显性指标，最终让问题得以解决。
将隐性指标转变为显性指标是竞底的一个法宝。如：某乡对计划生育重视不够，管理该乡的正领导就将计划生育列入“一票否决制”，只要计划生育考核不达标，就撤乡长和乡党委书记的职，乡领导迫于无奈，只好把压力加在村长和村支书身上，最终，超生者们的房被揭、锅被砸、牛猪被牵走的事屡有所闻，超生者们则玩起了超生游击队的花样，来对这种竞底政策实行反竞底。
案例：追求显性指标：举国体制下的中国竞技体育
2008年奥运会上，中国获得金牌第一，举国欢腾。
但也有“好事者”撰文《指甲盖上的体育强国》，称“中国人均拥有的体育场地，只有手指甲盖那么大一点！”
中国人是否只有那么丁点运动场地，没有较权威的数据，不便评论。但《南风窗》杂志2008年15期报道：河北黄骅市南排河镇前徐小学，整个学校仅有一双跑鞋，鞋钉都快掉光了，每个孩子去参加运动会，体育老师张国忠都要去周边学校借跑鞋。
奥运会之后，有关中国体育遵循的举国体制，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很快，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坚定不移地宣称：“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局长这样概括“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我们将此形象地概括为‘举国体制’”。
同时，局长还特意强调“体育的政治色彩淡，但政治功能强”
所谓的“政治功能”，实际上就是显性指标。要到什么时候，金牌才能退出显性指标的行列，体育才能回归其健身、娱乐的正常功能呢？
那就是中国真正崛起，中国人真正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因为那时中国人既不需要金牌来为自己撑门面，也不需要它来为自己鼓信心。
显性指标体现的是结果，而隐性指标重视的更多是过程。强调显性指标，和中国人注重“成者王候败者寇”的心理，一脉相承，有着极深的历史、文化渊源。
所谓的“成功”就是达到某项显性指标，如获得天下或（三鹿婴幼儿奶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这种“成功”的过程和方法中，使用了何种悖情逆理的竞底方式（如元、清入主中原时惨绝人寰地大肆屠杀平民，三鹿的掺毒），就成了不被重视的隐性指标，而实际上这些被刻意忽略的隐性指标，才是事物的关键本质。
重视显性指标使中国的企业家们，倾向于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他们极其重视销售业绩、利润指标，如中国的家长们极端重视孩子的分数一样；而西方的企业家则更加重视“这个行业是有前景的，我在这个行业中尽量做到更好、更强，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涌过来”，西方的家长更重视让孩子成为有尊严、有独立判断、热爱生命的人，这样他们长大后自然会成为对社会有用，能够自食其力的人。
中国各地政府非常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而很难扎扎实实为百姓办实事，同样也是因为形象工程是显性指标，而那些琐碎、繁杂的实事，能改善的却只是隐形指标，很难拿到桌面或媒体上炫耀。
案例：华为追求的显性指标
华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市场，而市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订单，因此华为的最显性指标，就是订单的数量和金额。
尽管华为保持刻意的低调，但每年都会高调宣传其销售总额以及销售增长率，如同各级政府公布其GDP和增长率一样。因为这种宣传能增加其产品市场的声誉，提高在就业市场的号召力，自然而然、不着形迹地增加其竞底实力。
人们常常说华为是“一流的市场，二流的服务，三流的产品。”华为很清楚其竞底的本质，知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如果不小心产品没有做好或者服务没有做好，击穿了底线，但由于有良好的客户关系，至少可以对危机进行修补。
从这种意义上说，华为的文化对外就是订单文化：为了获取订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对内则是考绩文化：一切考绩以订单为本，当然不会以人为本。
这种文化从产品的研发开始：研发部门的奖金直接与产品的市场收益紧密挂钩，同时公司的生产、供应、服务、人力资源等部门，全部以市场为导向。
而华为的市场部门则是人员最多、费用最大的部门：为了对外显示公司的实力，其办公地点往往选择当地最漂亮、最昂贵的写字楼，如吉隆坡的双子星大厦，上海的金茂大厦。
为了达成显性指标，华为依靠的是彻底的狼性，这种狼性要求：
1、有极敏锐的市场嗅觉，能够迅速发现和捕捉瞬息万变的商机；
2、能够发挥团队的力量，使得‘猛虎不敌群狼’；
3、完全彻底的实用主义，不讲究规则，不拘泥于战法和套路，成者王侯败者寇，一切以搞定订单为终极目标。”
为了打造数万条能争善拼的凶狼，去最大限度地追求显性目标，华为的市场部门：
1、员工工资和各种补贴较高；
2、奖金内部股分配额度与业绩更加直接、彻底地挂钩；
3、市场人员有很大的招待客户的签单权，这可以为他们赢得一些灰色收入。”
任正非要的是敢花钱、能拿单，至于业务员趁着花钱的机会，为自己捞些好处，他自然心知肚明，因为狼是不讲原则的。但只要功劳远远大于“过失”，他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他很清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中国式领导之道。
华为在客户接待上的出手大方，是业界有名的，它的口号同样充满竞底色彩“把客户震撼，把订单留下”。客人来访一般都是头等舱和五星级宾馆，为了需要，也可以租用直升机或专用商务飞机。同时华为参加世界上所有能够参加的电信、IT行业展览会，每次展会都极为隆重、花费巨大，如2000年香港电信展，邀请了全球2000多家客户，花费约2亿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