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增志（1593-1667），字任先，号念庵，僧号法幢，瑞安县城人。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曾任京官多年，清军占领北京后，他坚持抗清斗争，就任南明隆武政权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南明政权倾覆后，他皈依佛门，隐居不仕，至死不降清。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瑞安生员林增志与同窗好友李维樾，一起赴乡试，双双得中举人。他俩从小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在县学时就立志仿效东晋的祖逖、刘琨，闻鸡起舞、报效国家。两人对卓敬等先哲乡贤尤为尊崇，曾共同编纂《卓公忠贞录》，清乾隆年间被编入《四库全书》。
崇祯元年（1628），林增志得中进士后，任蒲圻县令。其时蒲圻水患严重，生产荒废，百姓困苦。他上任后广施仁政，轻徭薄赋，赈济饥民，又亲率乡民筑堤防洪、兴修水利。使百姓负担减轻，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重修学宫，每月朔望还亲临明伦堂为学子授课讲学。在他的大力倡导下，蒲圻一地，书声比户、学风大盛。他任县令六年间，连续两届乡试，蒲圻学子中举人数，均居全省之首，按院为之大异。林增志也因政绩卓著，被召入京留用。
他在京为官的十年间，明王朝正面临内外交困的危机。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席卷各地；关外崛起的满洲政权，也虎视眈眈，不断举兵南侵。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林增志不顾自己官小位低，仍恳恳上奏，提出一系列除弊兴治的改革建议：他认为军国大计应由公卿督抚定夺，不宜让宦官过多插手。宦官专权，易结党营私、祸国殃民。他主张任人唯贤，非常时期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并大胆地委以重任。但风雨飘摇中的大明江山气数已尽，这些真知灼见对崇祯皇帝来说，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小小一个林增志，又怎么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清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林增志只身逃到金陵，欲与史可法共图抗清复明大事。但眼见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弘光朝廷，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一班奸臣把持下，置国破河山碎的民族危机于不顾，仍终日沉湎在轻歌曼舞、荒淫无度的奢靡生活之中，不禁大失所望，于是愤然出走。转赴福州唐王朱聿键所立的南明隆武政权，继续从事抗清斗争。
隆武帝对林增志十分信任，先后让他担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并让其与黄道周、郑芝龙等重臣一道，参与军国大事。
不久，清军入闽，郑芝龙投降，南明政权也随之灭亡。林增志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隐姓埋名，四处避躲清兵的追捕。后来干脆在福建沙县吕峰山削发为僧，持节出家，改名行帜，僧号法幢。第二年，他又悄悄潜回瑞安故里，隐居在佛寺之内。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清军占领瑞安后，还是找到了林增志的下落。一天，他正外出化缘，不料已被官府暗探盯上，至县城途中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遍受各种酷刑，仍坚贞不屈，誓死不肯降清。同乡医生王昌履，很钦佩林增志大义凛然的正气，以送草药为其治伤为由，偷偷买通狱卒，助他逃出囹圄，避居仙降玉宁寺为僧。
顺治八年（1651），清廷汉族大臣范文程，因仰慕林增志的才学与气节，终于打探到他的行踪，并将他推荐给摄政王多尔衮。林增志不为高官利禄所动，坚辞不从，在对方威逼之下，欲以自杀守节明志。后经妻子作书相劝，才以僧服上殿参见。清廷欲委以官职，他说：“贫僧已皈依佛门，无意仕途，断难从命。”多尔衮、范文程听后大为不快，但也知其志坚难夺，最后还是将他放回故里。
林增志回瑞安后，一直在县城虹桥隐居，故后人称他的旧居为“大隐庐”（在今虹桥南路）。林增志的好友李维樾的命运和他如出一辙。他稍后也进士及第授江浦县令，擢升户部给事中后，与林增志同为京官。北京城破后，维樾回乡变卖田产，倾资募兵勤王抗清。他先是在弘光朝廷效力，因与马士英政见不合，转拥唐王称帝。又偕增志一起为官，在隆武政权担任太仆寺少卿之职。隆武兵败后，他回归乡里，“课孙教子事农桑”。从此，杜绝仕途不作清吏，并与林增志一道，修身长斋，皈依佛门。
李维樾死后，家徒四壁，多亏林增志慷慨捐赠桐溪山的林家地产，用作好友的墓地，还将其父李初惺之墓也一并迁至桐溪安葬。迄今，在桐溪水库大坝对面，我们还能找到李氏墓地的遗址。
林增志不仅忠贞高节，而且为人处世谦恭有礼，乃谦谦一君子也。他平生精通理学，晚年还潜心研究佛学，并主持重修过密印寺。康熙五年（1666），因病在家辞世，墓葬白门吹台山（今属瓯海丽岙）。他一生著作颇丰，但大部分均已佚失，唯有与李维樾合编的《卓公忠贞录》流传至今，为后人研究乡贤卓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