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主张礼法统一，相互为用。礼仪廉耻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一直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并将其与封建社会相结合，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方面的显著特点。作为一名自幼受过良好的儒家思想严格教育和熏陶的封建官僚来说，海瑞非常重视礼仪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但主张礼法结合，而且在其实践活动方面也具有代表性。第一，他将礼仪摆在了治国安邦的首位。他说：“天下孰为重？德义为重。”为了实现预期目的，他认为应从儿童时代抓起，即“教儿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为专务”。第二，强调官吏应该率先遵守礼法，清为众官之德。要求官吏要“洁己守义”“一切纪纲成约”“仁义礼智之道”都应该“毅然行之”。清官应该具有“执法不为党”“淡泊养心不见利”的优秀品德。第三，强调百姓守法遵礼。在海瑞看来，百姓应该“入以孝其父兄，出以敬遵其长”，人人都要“各安其居，以成礼仪之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所辖地区大力推行保甲法，以此来加强法制。
其次，他力主惩贪，除暴安良。海瑞长期任职地方，对于社会下情非常了解。他亲睹贪官枉法、尽丧礼仪、暴虐百姓、不知廉耻等社会弊病，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为此他实行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措施主要有严惩贪赃枉法之官吏；除强除暴；为民请命；抚恤安良。
最后，主张秉公执法，反对含糊姑息。海瑞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了一系列的执法原则。主要有“持法不持私”的原则；依法判罪的原则、严惩诬告的原则、止讼原则。此外，海瑞还在革除职弊、关切民事、提高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妇女的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过许多法制思想和主张。从这些思想中不难看出海瑞的法律思想有其维护封建统治、振兴纲纪、强化封建法制的一面，也有其除暴安良、为民伸张正义、为适应客观形势需要而勇于改革的一面。就其特点而言，明显地体现为严峻措施与务实精神相结合。从其效果看也有其积极的作用。
海瑞不仅是明代杰出的政治、经济改革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教育改革家，其教育思想在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特别是在广东具有较大影响。
反映海瑞教育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教约》《严师教戒》《训诸子说》《参评》和《规士文》等文章之中，这些大都是他在福建任儒学教谕时的教学与实践的总结。他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他重视并革新德育教育、重视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重视与倡导教学改革、重视与加强教育管理四个方面。海瑞将“学为人”贯穿于德育教育之中。他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革新，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德育教育系统工程，要求诸生“集义以生浩然之气，为贤为圣，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明确提出学生要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同时点出师者必须为人表率之真谛，“一人为天下教，当以一身为天下先”。主张学校是传授知识、教育学生的地方，教师也应有教师的尊严，不应向上级官员叩头跪拜，并带头垂范。在教学方法方面的改革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一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学，强调教学要联系实际。二是倡导教师要言传身教。三是因材施教，实行针对性的教学。为了使学校有一个安静、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秩序，一方面海瑞注意到现实社会对学生的影响，提出“内外交相为养”的管理措施。另一方面，严肃校风校纪，力图保持学校一方净土之誉。
明世宗妄求长生，拜道士陶仲文为师，从嘉靖二十年（1541年）开始就不上朝，祈求天仙赐给其长生的“天药”和“仙桃”，并大兴土木修建宫观寺院，搜罗方士符策骚扰百姓。针对此，海瑞于1565年冒死呈递《治安疏》（又名《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或《谏修斋建醮疏》）。这篇奏疏是作者一生思想发展高峰的重要标志，对当时猖獗流行的方士缁黄的宗教意识作了大胆揭露，表述了自己的鬼神观及生死观。
《治安疏》先用历史事实来证明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也不存在这类事情。他说：自古圣贤止说修身立命，止说顺受其正。盖天地赋予于人而为性命者，此尽之矣。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终。下之亦未见方外士汉、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能得以访其术者（《海瑞集》，第219页）。这就是说，人的生死有定，是自然的，没有长生不死的人，也求不到长生之术。他进而指出：“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这种批驳是很有力的。由此，海瑞还对有意志的“天”进行了抨击，进而指出“天桃”“仙药”是没有的，所谓“天赐仙桃药丸，怪诞尤甚，桃者采而得，药人工捣合而成者也。无因而至，桃药有足行耶？”“天赐之者，有手执而付之耶？”“区区桃药导之长生，理之所无。而玄修之无益可知矣”（《治安疏》，《海瑞集》，第220页）。
6.海瑞的历史影响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过杰出贡献而受到称颂的清官良吏是指不胜屈的。但是，象海瑞那样被作为刚直、正义的化身而传诵千古，甚至被奉之为神而“绘像祭之”者，历史上唯有宋代的包拯能够与之相比。从明末以来出现的《朝阳凤》《吉庆图》《正义烈》《五彩舆》《德政坊》《海忠介公案》《海公大红袍》《福寿大红袍》等大量的戏剧、小说等都反映了人民对他的怀念与敬仰经久不衰。对于海瑞其人其事，我们应该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来加以认识和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处于贪欲横行、徇私枉法成风、吏治败坏、冤狱丛生的明嘉、万历年间（16世纪），即使在万历初年有权相张居正柄国，实施雷厉风行的吏治改革，却依然不能挽回吏治腐败的局面。而海瑞所到之处，歪风邪气却顿然停息，有贪墨罪状者望风而逃，吏治清明。这是为什么？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它同海瑞每到一处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规条，及其在施政过程中能够运用儒学本来含有的理性主义渗透其中有着密切的关系。尤为重要的是，海瑞所制定的规条，“字字实事”，“先自身始”。在他看来，“正己”就能正人，“成己”方能成物。言行如一，且始终如一。张居正之所以尽管操有朝廷重权，且也有重振朝纲的愿望，但却不能挽回世俗腐败之风，其原因就在于“正己”不力上。
对于海瑞价值的再发现，必然对当今现实起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作用，也有助于其精神的有效传承。海瑞冶儒法于一炉，刚柔结合，威猛相济。“学者内以修身，外以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忘情于怎样变无道为有道。他洁身自好，刚健自强，积极进取，正是为了对君子志于道的追求，是为了实现其人生的价值。在当今改革、开放，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与修养，加强廉政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时期，海瑞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提倡和发扬光大。
三、李贽的哲学思想及影响
1.李贽的身世、生平及著述
李贽（1527~1602年）原姓林，名载贽，中举后改姓李，字卓吾，生于泉州一个回族世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泉州的李姓和林姓是一祖两姓，他们的家谱称林李宗谱。李贽幼年开始随父读书，20岁开始独立生活。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三十五年（1556年）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三十九年（1560年）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因父丧去职，后又到北京任职。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吏部司务。隆庆五年（1571年）又赴南京任户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任期三年。
李贽经历了明世宗、穆宗、神宗三朝，当时明代封建政治经济渐趋腐朽没落，在长江流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李贽出身于对外贸易繁荣的海港泉州，而且先世有几代从事海交活动，这种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和家世对于李贽的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在户部任上时，与泰州学派的耿定理、罗汝芳等人交好，并师事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这种交游环境使他的理论兴趣日趋浓厚，为他日后进行大量学术著述活动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他54岁时即以“学与时忤”为由辞掉官职，从此教书授徒，进行著述活动。先是赴湖北黄安讲学，同时开始潜心研究历时12年。后移居湖北麻城十余年，并完成了他的绝大部分著述。之后又先后到过北京和南京，再回麻城，在距麻城30里的龙潭僧舍芝佛院过着居士生活，继续著作。由于他对道学给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对迂腐的儒学教条敢于进行尖锐的批判，特别是毫无忌惮地亵渎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这就激怒了封建当局，结果他所居住的芝佛院被毁，他本人则逃亡到河南商城，远走通州马经纶家。万历三十年（1602年），都察院礼部给事中张问达奏劾李贽，于是他在76岁高龄时被捕入狱，不久愤而以剃刀在狱中割喉而死。他在遗言里提出要按照回族的风俗习惯安葬他。
李贽的撰述主要有《李氏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焚书》六卷、《续焚书》五卷、《李氏文集》二十卷、《李氏丛书》十二本、《李氏六书》六卷、《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四集，以及《初潭集》三十卷、《易因》二卷、《王隆溪先生文录抄》九卷等，并为一百回《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四回本《忠义水浒全传》和《三国演义》作了详细批注，其中《焚书》与《续焚书》都是理论性的著作，反映了李贽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史学思想与文学批评，是李贽的代表作。而《藏书》和《续藏书》则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前者是明以前的人物传记，后者是明以后的人物传记，主要都是材料的汇集，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观点。在他死时，所有已经刊刻的书籍都被禁毁。但是，他的著作实际上一直都在民间流传不衰。
李贽是反封建礼教的初期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属于王阳明学派，但其反对封建正统的思想却是王阳明学派所没有的。明末慈溪冯元仲的《吊李卓吾先生墓》诗曰：“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今古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较好地概括了李贽的学识和斗争精神。
2.理气观
李贽的哲学思想较为复杂，虽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明显，但也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成分。从其哲学思想演化的过程上说，早年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后来唯心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李贽早年信仰伊斯兰教，受封建正统思想熏染较少，不相信佛教、道教和唯心主义说教。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他曾认为物质、自然界是不依赖于精神并且先于精神而存在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因而，他反对理学家“理生气”的见解，对道在事外的客观唯心主义进行了批评。
元、明时期，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上自朝廷，下及百姓，到处宣扬存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理”，它是大地万物的根源，只能对它服服帖帖，不许有半点违背，养成了一大批空谈“天理”的学者，李贽毫不留情地对这批官方御用学者给予揭露。他认为，万物是由天地产生的，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说：“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何舆与。”（《焚书》卷三《夫妇论》）这就是说，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产生的，不是“生于一”，“理”不能“生气”，“太极”也不能“生两仪”，“理”“太极”不是万物的本质。这显然是对程朱理学的批驳。
李贽认为，世界最初只有阴阳二气，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而形成的，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同上），万物都是由天地产生的，不是由“理”派生的。如他说：“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同上）即最初只有阴阳二气，没有所谓绝对的“一”，也没有在阴阳二气之上的“理”。宇宙万物就是由阴阳二气发展起来的，自然而然的，不是由“理”派生的。所以他又说：“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万物无不出于正矣。夫妇之为物始也如此。极言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同上）这种比喻诚然不是非常恰当，但仍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进而他还认为在天地间充满着物质，如说“盈天地皆物也”（《李氏六书·说书》）。由此可见，李贽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物质、自然界是不依赖于精神并限于精神而存在的，这就从根本上直接动摇了程朱理学的哲学本体论。
李贽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家的理在气先、理生气、太极生两仪等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不能够从根本上批驳“理”的唯心主义本质。他虽反对把“理”“道”说成可以脱离事物而单独存在，曾从国势的强弱、政治治乱的客观效果来反对道统观点，指出“道”（或“理”）不在事外，但他并不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随着环境的变化、世态炎凉，尤其是他受到王阳明心学和佛教主观唯心主义等的影响，最终陷入到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3.以“童心说”为其理论核心的心物观
“童心”说的提出，是李贽的哲学思想由唯物主义为主而转化为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李贽在接受王阳明“良知”说的基础上，对什么是“良知”“本心”有所发展，进而提出了“童心”说。他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观点有一定的差别。他说：“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焚书·童心说》）可见，所谓“童心”即指真心，是人们“最初一念之本心”。实际上这是指未受官方思想侵蚀过的天真、纯朴的一种先天存在的精神状态。其实这就是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论。
“绝假纯真”即提倡以自己的“本心”为主，预示着心灵的觉醒，他摒斥一切外在教条和道德的束缚。这种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说：“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语言则言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达。”（《焚书·解经文》）这就是说，在李贽看来，如果失去了高尚、纯洁的心灵，既不会有好的文学，也不会有好的政事；要做一个杰出的人，首先要有一颗高尚纯真的心灵。这些观点对晚明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直接的影响。
从李贽对心物关系这一哲学问题的有关论述来看，他的“童心说”还是一种为其先验主义认识论思想服务的抽象的唯心主义人性论。在这个抽象的唯心主义人性论基础上，李贽否认宇宙万物的客观存在，颠倒了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界只是人们心中的“物相”。如说：“岂知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是我妙明真心中的物相耳。”（《焚书·解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