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回族代表人物思想概述
明朝时期，回族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从回族思想发展状况来看，在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方面成就更加显著。尤其是回族上层，他们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为了求仕进官，比较系统地学习并接受了中国封建礼制和思想价值观念，在处理事务方面，常以中国传统思想规范行事。他们虽处较优越的生活环境，但尚未重视研究伊斯兰教教义，比起下层回族群众来，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更趋于实用主义。
明代回族文化、学术界的著名人物颇多，其中有提倡并执行“宣德化而柔远人”外交政策的郑和，著录《瀛涯胜览》一书的马欢，中国哲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李贽，以清官著称于后世的海瑞，擅长诗文，著有《海巢集》《哀思集》《方外集》的丁鹤年，《子有集》的作者金大车，《子坤集》的作者金大舆，《梅樵集》的作者马继龙，《雨岑园秋兴》的作者闪继迪，《拾芥轩集》的作者马上捷，还有在陕西首倡经堂教育的胡登洲等等。
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广大回族群众在生活中使伊斯兰教礼制掺和进不少汉族的习俗，把伊斯兰教的神学观念，通过某些汉族文物，如寺庙建筑、牌坊、对联、印鉴、碑石等加以表现。
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的一块明代石碑铭文《来复铭》，充分反映了明代回族在探索运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阐明伊斯兰教教义方面所作的努力，也说明了部分回族人士已意识到学习、研究和宣传伊斯兰教教义的重要性。这篇铭文由该寺掌教陈思著，明嘉靖七年（1528年）勒石刻碑，全文仅一百五十五个字。从字面上看，似乎通篇谈儒，未涉及伊斯兰教一词一句，但这恰恰可以从中品味出早期我国回族学者是如何摸索“回回附儒以行”的道路，如铭文借用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的“繇太虚，有于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的一段话，以及“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的观点。一方面力图说明宇宙主宰安拉的实有性，为人们塑造了一个无形无声、无始无终却又能感受知觉、发挥能力的人格化的造物主形象，并强调这位造物主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之存在，从而宣扬了伊斯兰教教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即认主独一，至大至能的思想。同时以此作为宣传伊斯兰教人性论的基本理论依据。至于铭文以“来复”为名，并在文中用“复帝者之命”作结，是向穆斯林强调来清真寺参加宗教聚礼的意义。这种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伊斯兰教思想，是回族思想发展的新气象。
明代涌现出来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代表人物，如郑和、海瑞、李贽等，他们的主要思想成就都表现在“汉学”方面，即主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领域内实现自身的价值。明朝统治者用强制与造舆论交替使用的手段促使回族全盘接受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文化，这样势必影响回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从而使作为回族传统信仰基础的伊斯兰教也产生相应的变化。首先是在宗教习俗方面带上一定程度的儒家色彩，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到明末清初，这种变化成了回族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海瑞“万物皆备于心”的心学认识论思想
1.海瑞的身世、生平及著述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又字国开，自号刚峰，据说取此名号之意是“一切以刚为主”，表示要终身刚直不阿。海瑞生于海南岛琼山，其先世海逊之，明初任广州卫指挥。海答儿系海逊之之子，洪武十六年（1383年）从军海南，遂为琼山人。海瑞祖父任过知县，其父海翰是廪生，于海瑞4岁时死去。海瑞随母亲谢氏靠十余亩薄地过活，生活相当清贫。谢氏先后“苦针裁、营衣食、节资费”，抚育海瑞，笃责甚严，对他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在海瑞生活的大半个世纪中，正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交织，激荡在各个阶级和阶层。海瑞37岁中举，41岁为福建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45岁晋升为浙江淳安县令，后转任江西兴国知县，继而升为户部主事。次年因上书使其名流千古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而获罪入狱，后隆庆皇帝朱载登基，将其释放。其后不久，在内阁首辅许阶的推荐下，又一年三迁，升为大理寺左丞。三年后又被任命为应天巡抚，之后又先后任过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南京吏部右侍郎署吏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等职。万历十五年（1587年）冬十月四日，海瑞病故于南京。
海瑞一生著述颇丰，流传较广的有《海刚峰先生文集》《丘海二公文集合编》《海忠介公全集》《海忠介公文集》和多种版本的《备充集》。1962年，中华书局编校了《海瑞集》。海瑞所写诗歌不少，分别收集在《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兴国县志》及冯骥声重编的十卷本《备充集》中。
2.思想渊源及其特点
海瑞的哲学思想，明显受到儒家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奉行唯心论的先验论，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也寓有一些唯物论的思想观点，且到晚年，连唯心论学说的影响也趋向淡薄了。对于王阳明，他更加冷静地有所批判，当许子伟要他评价王阳明时，他说“多才之圣人也，其托星卜异流，轻蹈虎穴，良太佻巧。即此推之，多有不诚不一之处。恐不善学者失之，不免有碍世道”（黄秉石：《明海忠介公传》。《海瑞集》，第570页）。这种批评虽未能击中要害，但也相当尖锐，表面上恭维王阳明为圣人，实质上则作了基本的否定。反对别人照搬王阳明学说，也正说明了对自己早年学习王阳明学说多少有一点悔悟的意味。
这种思想上的矛盾，说明海瑞的一生行事及其显示出来的精神风貌，确实不同于那些主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一般的唯心主义者。海瑞讲正心诚意，待人诚实，做事认真，并主张一言一行都要经受得起实践的检验。这种求真求实的思想，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心学的藩篱，从而向唯物论方面转化。例如，他承认并无“生而知之”的人，认为知识要靠后天得来，所以要向“先得者”的师友求教；他肯定功利，承认物质生活对人们的思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他有时把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摆在第一位，有着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思想的朴素、朦胧的意识。
海瑞的上述观点，具有唯物论思想的因素，与他平日所推重的所谓立人本、求放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相矛盾。究其原因，当与海瑞毕竟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政治实干家不无关系。他虽然宣扬陆、王思想，但并不空谈心性；他有浓厚的忠君思想，但与明末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主”的人有所区别。他坚持把人的“本心”解释为真心，就是主张言行一致、体用一原和学以致用。他虽然忠于朝廷，但对剥民残民的严峻事实不能容忍，因而哀之愤之，力图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当一名清官。由此可见，海瑞在哲学世界观上，既师承儒家的心学传统，但也在其生活实践中对之进行了不自觉的改造，从而在行动上闪耀出不少唯物主义思想的亮点。
海瑞对社会现实有较深的感受，影响了他对一系列事情的看法、做法和思想倾向。他对某些社会现象有极大的不满，对弊政进行过严厉的抨击，任户部主事时，敢于上疏进谏嘉靖皇帝的昏庸专断、祸国殃民，敢于直言当时朝廷的弊政和文武大臣的只知逢迎歌颂，遂产生较全面的改革主张。他的思想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超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来说，很具有个人的色彩。尽管后人对他的评价不一，有的称他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左派”，有的称他为“古怪的模范官僚”，但连反对他的人中间，有不少人也承认他言行一致，为官清廉。
从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到去世，在史学观方面受到李贽、周思久影响甚深。李贽和海瑞在看待封建剥削问题的敏锐性上有着共同之处，李说地主阶级“皆为自己身家计，无一厘为人谋者”“夫讲者未必所行，所行者又所不讲”，认为他们反不如市井山夫。海瑞也认为“夫士也有作妖有情，业若农则日勤作，夜颓然寝，绝无此矣”。这些论点对于地主阶级唯利是图的卑劣本质，尤其是地主阶级醉心富贵，然而还要假装清高这一点揭露很深刻，并对市井小民与农民的朴实予以赞美。李贽比海瑞晚生12年，两人没有直接的交往，却同是周思久所最接近的人。周是海与李思想联系的媒介，李贽的思想影响海瑞，海瑞的所作所为也对李贽有影响，李贽在《焚书·因记往事》中提到林道乾时说：“则彼为臣资我为清官”。他自称“清官”，在一定程度上，似曾取法于海瑞。
海瑞是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这绝不等于说海瑞没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宇宙观，他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3.“信吾本心之真”与“心为之”的哲学思想
心物关系问题，历来是中国思想家探讨的重大哲学问题之一。海瑞看到了心对物的反作用，但却夸大了“心”在“立己治人”上的作用。如说：君子之于天下，立己治人而已矣。立已治人孰为之？心为之，心自知之。若得失，心自致之。虽天下之理无微不彰（《赠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荐序》，《海瑞集》，第372~373页）。也就是说，“立己治人”是“心为之”“知之”“致之”，有了“心”，世界万事万物之理没有不彰明的。这就排除了人的社会实践的作用。
为了强调“心”的作用，他还旁征博引，阐述“本心”“赤子之心”的重要，反对离“心”而外求。他说：
维天之命，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古今共之，圣愚同之。得此而先，尧、舜、禹有‘危微精一，允执厥中’之传；得此而后，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论。未有舍去本心，别求之外，而日圣人之道者。柯之死不得其传，而人心之天则在也。孟子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恃有赤子之心。故虽出之千百载之前，其事千百载之下，可以一言而定（《朱陆》，《海瑞集》，第322~323页）。
从上述引文来看，他沿着从内到外、从心到物的思辨途径，对心的能动作用作了一系列的片面夸大。他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一个“立己治人孰为之”的谁主宰谁的疑问，然后在回答时把心夸大成是“立己治人”的主宰，也就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在他的理论中，宇宙万物和现象之理，可以通过“心知之”“致之”，并由人的“灵明”去指定、规定人的行动。他认为人们的立身行事，以至是非得失，都由本心在起作用，是古今圣愚相同的地方。他赞赏尧、舜十六字心传和孟子讲的“赤子之心”，认为天下之理均具于此心，因而千百载之前或之下的“立己治人”之事，只要有此赤子之心，就可以一言而定。这就是他极力主张“信吾本心之真”的真谛。可见海瑞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王守仁“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唯心主义宇宙观体系。
4.“知行合一”的政治实践活动与理想的道德修养
在认识方面，海瑞因深受王阳明以“吾心”为世界本体的心本论影响，他特别欣赏为整个王阳明哲学体系“立言宗旨”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即强调用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修养去规范行动，这和海瑞的政治观不谋而合。因此“知行合一”的思想就成为海瑞搞社会改革和进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前提。
海瑞认为心已具有万事万理，因此为学自然也不用外求。所谓“天之生此人也，赋之仁德具于心”（《海瑞集》，第502页）。就是说，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天赋的仁德，但由于受后天物欲的蒙蔽，使先天的仁心丧失。因而此“既放之心，操存舍亡”，“君子尽其在我而已”。就是说，这个已经放失的人心，能否保存住，就要看自己的主观努力。为此，他就发挥孟子说的学问之道无他，只是要求恢复“本心”。所以他说：“学也者，学吾之心也。先圣人得心所同然于古，是以有古之学，学非外也。问也者，问吾之心也。贤人君子得心所同然于今，是以有今之问，问非外也。学问之功，为求放心而设。”（同上）这即是海瑞所倡导的“学问人心，合一之道”。还在年轻时，他便问自己：“瑞，女知女之得生于天地之间乎？有此生必求无黍此生而后可！”他警惕自己：如果说大话空话，言行不一，或不自重，或忌人之能，讳己之疾，等等，“呜呼，瑞有一于此，不如速死！”（《严师教戒》，《海瑞集》，第2页）。进入仕途后，海瑞更鄙弃说而不做，学而不用，主张“志立”之后，就要下决心去干，要把所学的东西联系变化了的实际，用于“此日新之地”，不要“缀酸文，识陈语，为后日富贵故乡之计”（《训诸子说》，《海瑞集》，第3页）。更不能“牵于俗”而胆颤心怕，要具有“遣其身、忘其家以急民者矣”（《政序》，《海瑞集》，第329页）的精神。
海瑞主张德行属行，讲学属知，德行好的道理也会讲的好，言和行决不是两件事。因此他最恨的是言和行不一致的人，称这种人为“乡愿”，客气一点叫“甘草”。他认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恶乡愿为第一，并到处揭露乡愿的罪恶。在坐牢以前，去看同乡时痛心地说：“现在医国的只一味甘草，处世的只两字乡愿。”对自己，他确实具有“立志坚而任事勇，毅然独行其是，无所回互顾惜”，“以求吾道之必伸”（张伯行：《海刚峰先生文集序》）的精神，成为一个既有思想，又有行动的突出人物。在发挥独立思考、开拓思想这一点上，海瑞有显著的表现，反映了王学学者的思想方法的特点，他主张“信吾本心之真，信我圣贤之道之为得”（《赠顾弘宇荣奖序》，《海瑞集》，第364页）。
总之，海瑞在其政治思想与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以知行合一的思想为指导，主张尊德性，求真心，做真人，干实事。因为心学之真谛在于中涵事物，旨在外用于治理国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而尊德性的真谛则是求真心，因为圣人之道就是求得一个真心，以真心指导一个人一生的行动，便是一个圣贤。梁子（璠）说海瑞“其心性之学，见之甚精，而辩之甚晰”。海瑞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政治问题的封建官吏，他在历史上的影响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他做人做官的风范。做一个真人，就是要发扬心学“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精神，成为具有圣贤品格的人。因此海瑞在少年时代就砥砺品节，“以圣贤为必可为，以天下为己任”，以存心、去私、养浩然之气相标榜，立志要做一个孟子所描绘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海瑞也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以道德求知，以道德做人，以道德为治，力行陆九渊和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原则。但不论是求知、做人，还是从政都本着求真求实的原则，其理论原点依然是“心”。
5.海瑞的法律思想与教育思想及鬼神观
海瑞的法律思想是明中叶社会现实的反映，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其法律思想的进步性要突出得多。海瑞秉公执法，违法必究，作为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也具有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这在当今时代进行改革开放、加强廉政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其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一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