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提出：“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5］20世纪90年代后，钟敬文先生在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时也指出：“民俗学者不能没有民族情感，要从民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选择学术道路，才能达到较高的造诣。”［6］老一辈学者这种亲近民众生活，关注民众情感、欲求和命运的学术研究传统，是难能可贵的。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和对民俗文化学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叶先生在《民俗学刊》创刊号上发表《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再创辉煌》一文，重申民俗文化研究中的“五四”精神传统：“它要求我们去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去反映他们的心理、愿望、呼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使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现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7］这既是他主编的《民俗学刊》的办刊宗旨，又是“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出版的总格调：“将一如既往地承传中大民俗学会关注民众的传统，经世致用、贴近民生，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编纂目的也很明确：一为学术，二为文艺，三为民生；使民俗研究走出纯粹的学术殿堂，与民众生活、公众事业、实际应用密切联系，使民俗的功能得以充分展现。”［8］
“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可以看作是叶先生的一种学术主张，它一方面承传了“五四”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形势下，民俗文化研究要与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身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叶先生，亲眼目睹岭南大地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深切感受发展文化经济的重要性，提出这一主张是很自然的。叶先生常常语重心长的说：“民俗文化学如果不关注老百姓，老百姓也不会关注民俗文化学！”此话听起来很朴素，但含义深远，它涉及民俗文化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也关乎民俗文化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命运，是很值得深思的。
“关注民众，贴近民生”也体现在叶先生的学术实践中。他与广东省高州市政府的合作研究项目《岭南圣母的文化与信仰——冼夫人与高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冼夫人虽然是南朝梁、陈、隋三个朝代古高梁地区（即现今茂名市所辖高州、电白一代）的民族首领，但一千四百年来一直得到岭南人民的敬仰，被奉为“圣母”，至今在民间仍有众多的信众。叶先生和高州市政府的领导深感冼夫人有功于国，造福于民，德行垂范的历史功绩，在今天仍然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材料，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冼夫人文化和信仰，还是边境贸易和地方旅游的重要文化资源，因此合作主编了《岭南圣母的文化与信仰——冼夫人与高州》一书。这是第一本从民间信仰角度考察冼夫人文化的书，它为打造高州冼夫人文化旅游品牌，发展文化经济，造福当地人民，做了件大好事。
“关注民众，贴近民生”还是叶先生对弟子的一贯要求。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也希望他的弟子在校的学术训练和今后学术道路选择上，能以“关注民众，贴近民生”为本位，用自己的学术专长，造福民众，回报社会。如今他的首届博士研究生已毕业，在校博士研究生10名、硕士研究生7名，他们的毕业论文或论文选题，大多以岭南某一具体民俗文化事象为课题，将理论探讨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旨在揭示民俗文化在岭南现代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叶先生的学术追求可谓后继有人。
四、民俗文化研究的方法：“参与研究”
与“关注民众，贴近民生”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是叶先生向来提倡的“参与研究法”。所谓“参与研究法”就是研究者不只从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思考被研究者，而是以当事人的身份介入事件的全过程，通过亲身经历和情感体验来把握和理解被研究对象的一种研究方法。叶先生认为，“要得到真正的好东西，一般的田野调查还不够，要亲身参加，全情投入”［9］。在《民俗文化与科学人文——兼与吾师周年祭》一文中，叶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主张“人文科学也不妨做些力所能及的实验，真正融入实际的考察”［10］，接着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他的一位博士生为研究客家妇女的生活，跟客家妇女朝夕相处了四个多月，和她们一起唱歌、敬神、走童身，才真正理解了客家妇女生活的两个领域——唱歌与敬神；一位是学《易》的青年教师，硕士毕业后主动到西藏参禅两年，才悟到藏传佛教的一些真谛。叶先生还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透露了鲜为人知的、他一直关注宇宙之谜的一个原因，缘于他的一些亲身“实验”。［11］
叶先生的民俗文化学问不只来自书本又回归书本，更多的来自实践，并回到实践中去，指导现实生活。那些来自实践的活的学问，就与参与研究法相关。例如，关于建筑民俗，叶先生写了不少文章，像《俗眼向洋》中关于“堪舆民俗”的一组文章和《民俗学刊》第二辑上发表的《岭南建筑民俗的现代演绎》一文，它们大多是叶先生在参与研究中的心得结晶。我曾有幸跟随叶先生跑了广东省的不少地方，每到一处，先生时常被邀对当地建筑物或建筑工地作实地考察，他的临场指导深受群众的欢迎和重视；而作为他的学生，我深感这些学问实在是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用“不闻不如一见”来形容，也毫不过誉。
叶先生的“参与研究法”还有另一深层含义。他认为“我们民俗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的参与研究，帮助决策机构寻找一个切合点，既展示民俗的魅力，又助旺旅游的市场；既弘扬了文化，又振兴了经济。”［12］“参与”不但要进入田野，而且也要进入高层决策机构。这一方面展示了民俗文化研究的魅力，另一方面也给民俗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些年来，叶先生频繁地参加全国各地举办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各种节庆活动和相关学术会议，积极为各地民俗文化的开发和保护献计献策。如1999年，他应邀参加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新办节日的民俗底蕴》一文，认为：“新办的民间节日，必须具有深沉的民俗底蕴，如果脱离了民俗的轨道，缺少文化内涵，要创造一个新的民间节日让群众接受，那是不容易的。”［13］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就“民俗文化热”话题的访谈时，叶先生指出：“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已经开始关注、重视对民俗的保护、开发，但对民俗文化底蕴的深层开发还不够”，“民俗复兴的宗旨应该是真正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14］这些对当前民俗文化保护和开发所存在问题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为参与研究作了表率。
叶先生近五十年来，扎根岭南，对于岭南民俗文化，既长期浸润其中，又勤于采风问俗，尤其通过他的参与研究，使他自己也成了一座岭南民俗文化的小宝库，甚至在某些民俗文化的传承方面，还享誉四方。没有对民俗文化的热爱之心，没有广泛而融洽的社会关系，没有永不知足的求知欲和持之以恒的韧性，是无法做到的。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民俗文化学者所应具备的多方面素质和深厚学养。
五、民俗文化研究的薪火相传者：重举中大民俗学会旗帜
叶先生所在的中山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经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地之一。当时由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发起成立中大民俗学会，他们既从事教学研究，又编辑刊物、出版书籍，还组织社会调查，开设民俗博物馆和民俗学传习班，先后出版《民俗》周刊123期，《民俗》季刊8期，《民俗学丛书》36种，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使中大成了继北大之后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又一重镇。物换星移，如今重举中大民俗学会旗帜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叶先生的肩上。叶先生感到荣幸，也觉得担子的沉重。特别是钟敬文先生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大在中国、在东南亚，民俗学研究曾经是一个重点。这个事业我们应该继承，使它发展。”［15］这个期望、鼓励和鞭策，使叶先生深感，将中大民俗学会的光辉传统薪火相传下去，是义不容辞了。
事实上，叶先生一直在为此努力着。17年前，叶先生就用自己工作所得的酎金，内部出版了两期《民俗》，使中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俗》得以延续下来。此事曾得到了钟敬文、罗致平、王季思等前辈学者的大力支持。可是，叶先生因为此事，被人怀疑用公款办私事，差点蒙受了不白之冤。但叶先生坚信，“民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他坚持下来了，并得到一位有识之士的支持，又内部出了三期《民俗》。后来，随着中大民俗研究中心的成立，叶先生在酝酿把《民俗》做好，做大。经多方努力，尤其是得到东莞、广州一些领导和企业家的资助，由叶先生主编的《民俗学刊》于2001年终于公开出版，目前已出到第三辑，已成为国内专门发表民俗文化研究成果的重要刊物之一。通过办刊物，叶先生总结出一条宝贵经验：“民众的事情依靠民众来办，其生命力是无限的。”
的确，正是依靠群众力量，叶先生办了一件又一件重要的事情。2001年12月，成功举办“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韩国、台湾、香港、澳门和内地六十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会聚一堂，围绕“民俗文化与现代化”、“新时期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和保护”、“岭南区域民俗文化研究”等论题，进行广泛的学术探讨和交流，既得出了很多有益于民俗文化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见解，又扩大了中大民俗研究中心的影响。
循着中大民俗学会前辈学者的足迹，叶先生目前和将来尽最大力气要做的，是将《民俗学丛书》接续出版下去。他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总序》中写道：“我们决心以先辈们的开拓进取的精神，精细务实的作风，重新举起这面旗帜，为振兴中大民俗，也为中国民俗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今，由叶先生主编或独著，列入《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已经出版的书有《岭南圣母的文化与信仰——冼夫人与高州》、《岭南民俗事典》、《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俗眼向洋》；已列入2003年6月出版计划的书有《广东民俗大典》（70万字）、《中山大学经典民俗学丛书总汇》（80万字）。但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叶先生的心目中，《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是一项承前启后的事业，它应该代代相传，只有序，没有跋。
无疑地，叶先生正在书写着中大民俗文化研究的新历史，也必将在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史上留下很有分量的一页。
注释：
［1］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叶春生：《民俗文化与科学人文——兼与吾师周年祭》，《民俗学刊》第三辑，澳门：澳门出版社2002年版。
［4］叶春生：《俗眼向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刍议》，《广东民俗》1999年第1期。
［7］叶春生：《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再创辉煌》，《民俗学刊》第一辑，澳门：澳门出版社2001年版。
［8］叶春生：《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总序》，卢方圆、叶春生主编：《岭南圣母的文化与信仰——冼夫人与高州》，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临社2001年版。
［9］叶春生：《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再创辉煌》，《民俗学刊》第一辑，澳门：澳门出版社2001年版。
［10］［11］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2］叶春生：《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再创辉煌》，《民俗学刊》第一辑，澳门：澳门出版社2001年版。
［13］叶春生：《新办节日的民俗底蕴》，《面向21世纪的民族民间文化》，南宁：民族艺术杂志社1999年版。
［14］毛燕：《“民俗热”说明了什么——访中山大学教授叶春生》，《人民日报》2002年3月25日第15版。
［15］《民俗学刊》第二辑，澳门：澳门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