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明智
民俗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和享用的基层文化。以它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民俗文化学，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推动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涌现出了不少各有所长、成绩卓著的学者，叶春生先生就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位。叶先生自1964年在中山大学撰写长达数万字的《歌头初探》毕业论文（此文后来在中国民协主办的《民间文艺论丛》上发表）步入民俗文化的研究领域时起，至今奋斗了近四十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并以其研究的鲜明特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敢闯研究禁区的胆识和对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光辉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在中国民俗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结合中国民俗文化学的学术史，对叶先生的学术贡献加以评析，无疑对推进当前中国民俗文化学的深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俗文化研究定位：致力于岭南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叶先生是钟敬文先生20世纪60年代带的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之一。严格的专业训练和对民俗文化的热爱，使他研究生一毕业就将自己的事业主要定向在对岭南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在这块“自留地”上，他默默耕耘，终结硕果，成为岭南民俗文化方面屈指可数的资深学者之一。
岭南地区自西周时代始，便开始流传五羊神话，民俗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搜集整理岭南民俗文化的名篇，如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调元的《粤风》、招子庸的《粤讴》、范端昂的《粤中见闻》和黄遵宪的《山歌》等。但一直到了20世纪初，在北大《歌谣》周刊和中大《民俗》周刊的推动下，才引起较多学者对岭南民俗文化的关注和初步研究，如钟敬文、赵景深、郑振铎、袁珂、薛汕、谭正璧等。这对后来的岭南民俗文化研究有了奠基之功。
但是，在这以后，岭南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却渐趋沉寂。这种局面，一直到改革开放之时，才坚冰初破。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的叶先生，便是较早、较多出成绩，并有较大影响的学人之一。仅在20世纪80年代，他便相继出版了《三湖传说》、《广州的故事和传说》、《南海诸岛的传说》、《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岭南风俗录》、《岭南杂俎》等书。其中，《广州的故事和传说》还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故乡的历史与自然》并且列有专章对它予以推介。台湾也有它的繁体字版本。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出，叶先生这一时期的显著成绩是在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的搜集整理方面。在民俗文化学界，既从事理论研究，又在搜集整理方面成绩突出的学者，是不多见的。叶先生能二者兼得，实属不易。就是现在，已过花甲之年的叶先生仍保持着对岭南民俗文化进行搜集整理的习惯，不时有搜集整理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叶先生在课内课外，常告诫他的研究生：“作为民俗文化工作者，应该把采风问俗和搜集整理作为一种职业习惯，这样不但有利于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而且对自己的理论研究，也大有裨益。”这是在长期的田野调查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事实确实如此。这些搜集整理实践，为叶先生的理论著作撰写打下了坚实基础。如他的《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尽管和当时大多数民间文艺学教材一样，其理论框架主要取自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但它的事实材料不少是作者采风所得，尤其是该书的第四章“民间文学的实习提纲”，在谈到搜集整理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富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在当时同类著述中也算是十分突出的。又如，叶先生写《岭南俗文学简史》一书，得益于搜集整理的也甚多。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为了求得一些巫歌和谶语，我访遍了广州的寺观，因为破除迷信，禁令如山，我只好跑到乡间的一些小庙去，花五块钱求一支签，还给不少算命先生拉住，赠我几句，幸好我也能赠他几句，才少花些冤枉钱。”［1］可以说，叶先生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情有独钟，每年他在招收硕士研究生时，搜集整理是专业课必考题之一，甚至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在所难免。
20世纪90年代，是叶先生进行岭南民俗文化理论探讨并获硕果时期，除发表《龙母的传说与民间文化》、《岭南民俗与百越文化》、《广东民间迷信的因由与走向》、《台湾客家山歌与梅县客家山歌的比较研究》等学术论文代表作外，还出版了《岭南俗文学简史》、《岭南民俗与旅游》、《岭南民间文化》和《广府民俗》等专著，其论著涉及岭南的民间文学、俗文学、有形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尤其在岭南歌谣和岭南民间信仰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富有独创性。
对岭南歌谣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岭南俗文学简史》一书中。《岭南俗文学简史》尽管考察了自西周以来流传于岭南地区的神话、传说、歌谣、故事和民间小戏等主要品种，但其侧重点却在歌谣研究上。它不但介绍和分析了富有特色的近代客家山歌、潮州歌册、蛋歌、渔歌、雷歌、扣歌、竹板歌、月姐歌、南歌、岭南儿歌等民间歌谣，而且将文人利用民间资源加以创作的通俗歌谣，如著名的龙舟歌《客途秋恨》、木鱼书《花笺记》、招子庸的《粤讴》（叶先生曾发表《论（粤讴）》的著名论文，该文1985年获广东省鲁迅文艺二等奖）和岭南竹枝词也纳入研究视野。尤其对近代客家山歌和潮州歌册的历史渊源、流变及其代表作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对后世文学艺术的影响等作了精深论述。这些研究，有不少是填补空白之作。正如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华裔澳籍学者谭达先博士所评价的那样：“此书有完整与新创的学术体系，论点鲜明，析述精当，堪称当代第一部开放性的广东俗文学史的力作。”［2］《岭南俗文学简史》一书还收录了许多逸散的歌谣资料，这些资料大多为叶先生通过自己和友人从四方搜罗而来，弥足珍贵，对后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岭南民间信仰的关注，一直贯穿在叶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岭南民间信仰》一书则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岭南的民间信仰五花八门，叶先生对它们加以梳理，将其鬼神信仰分为天神、人神、冥神三大类，然后归纳了岭南民间信仰的特色，探讨了岭南现代迷信的因由和走向。其中，对在岭南影响最深的水神——祝融、北帝、马援、天妃、龙母、自然水神龙王和水仙尊王的渊源、演变、特点进行了重点研究，特别是对龙母与西江流域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也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特色：即将传统民间信仰与岭南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在追溯民间信仰历史源流的前提下，重点把握它在今天的现状和特点，尤其对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作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既有历史深度，更具鲜明的时代气息。
二、民俗文化研究的胆识：“科学人文学派”的提出
民俗文化包罗万象，它在给学者展示无穷魅力的同时，又因某些方面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而让研究者往往望而却步。例如，对风水、命相术、巫术、民间各种神秘绝技等的研究，在民俗文化学界，问津者甚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大多流落于街头地摊，为学人所漠视。长期以来，这好像成了一个禁区，很少有人敢越雷池一步。作为科学研究，这种现象似应早日打破。
可喜的是，2002年12月，叶先生在《民俗学刊》第三辑发表《民俗文化与科学人文——兼与吾师周年祭》的重要文章，该文以一个民俗学家的良知，率先对学术界讳莫如深的民俗神秘文化与科学之间的话题，作了正面的探讨。他引用了世界著名科学家对科学与人文、科学与宗教之间既有重大差别，又彼此存在一致性的经典论述，结合自己在民间亲历的事实，充分肯定了民俗文化的某些神秘性特征及其与科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因而他认为，研究民俗文化中的神秘现象，“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还不够，还得动用自然科学，甚至是很前卫的科学手段才行”，“把民俗文化的话题摆到大科学和泛科学中去论证，我们的论述就会扎实很多”。叶先生从钱学森关于搞科学研究要综合运用各种学科最新成果的主张得到启发，对如何进行民俗神秘文化的具体研究，谈了自己的设想：“以此关照我们民俗文化研究中的神秘文化现象，往多学科方面想一想，如心灵感应与静电波、生物钟与信息污染、人体基因与亲缘关系、超静觉与宇宙心理、瑜珈飞行与忘我状态、重量与气场、心理动力的关系等，说不定就可以从中找到原始思维与现代科学的一线关系，为我们打开神秘文化的大门，甚至一些高不可测的世界预言，不过像天气预报那样普通，那是灵感沟通和概率普算的结果。”［3］最后叶先生将钟敬文先生创建的中国民俗学派称为“科学人文学派”，并预言中国民俗学派的一支新军——科学人文学派正在崛起。叶先生这种敢闯学术禁区的胆识、卓见和开放心态，委实让人肃然起敬！
叶先生提出“科学人文学派”的概念，来自多年的学术积累。从他新近出版的《俗眼向洋》一书可以知道，早在十多年前他就撰写了这方面的文章，如《建筑风水与科学》、《葡京的风水》、《神秘游戏探秘》、《神秘的高山族矮灵祭》、《幽灵信仰与感应》、《黄道吉日与现代科学》等，其内容涉及风水堪舆、扶箕、拆字、迷童子、伏仙姑、灵祭等方面。之所以研究这些东西，是因为在叶先生看来，由于科学发展的无止境，民俗文化中的一些神秘现象尚有许多未解之谜，而江湖术士正是利用这个空子，玩弄手法，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因此，破除迷信，光靠行政手段不够，还需要从根本上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帮助他们分析术数的伎俩，识破术士的障眼法。破除迷信与发展科学一样任重而道远。所以研究民俗神秘文化不但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需要。正像叶先生在《俗眼向洋》的序言中所说：“这长长久久的九十九篇小文章，在报屁股上登过的，信手拈来，想和你一起体味多维空间的奇幻世界。愿助你展开想像的翅膀，探究前卫科学的奥秘，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4］
基于一个民俗学家应有的这种社会责任和发展民俗文化学科的需要，叶先生在他主编的《民俗学刊》第三辑里，开始设立“科学人文”的栏目，专门刊发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我们相信，在叶先生的奋力推动下，“科学人文学派”的兴盛，指日可待！
三、民俗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关注民众，贴近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