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顶着午后的炎炎烈日，我怀着一种新鲜和羞怯的感觉，背着奶奶用五颜六色的三角布头儿每四个一组艺术地拼成正方形、并由若干个那样的正方形图案缝制成的书包，来到村中心街的那棵活了一千多岁的老槐树下。
老槐树，有着自己的沧桑历史，有史记载是从金代开始的。尽管它历经了千余年的风风雨雨，却依然健壮得如同一个身材魁梧的庄稼汉，那腰粗的比两头牛的腰粗得多，得仨人合抱才能量得过来。那个“丫”形树干分开的两杈及其枝叶撑起了一方浓浓的绿荫，不管从村外远处哪个方向朝村子望去，都能看到老槐树那冠状的风姿。据说，老槐树是棵吉祥树，不论遇到灾荒年代和还是在敌来我往时期，村里没有死伤过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老槐树，又像一只巨型的老母鸡，那浓浓的树荫又像是张开去的卵翼，呵护着全村父老乡亲们的平安。据爬上去过那大树的人说，树杈的根部及其树干的腹腔已经空洞洞的了，填了不少小孩子们扔进去的砖头，还说里面住着长虫（蛇）。在树干“丫”状部位又朝东北方向伸出一个水桶般粗细的树杈，树杈遒劲地直指天空，在那树杈下方垂挂着一口用粗铁丝捆绑的大钟，那是为召集社员下地干活用的，只要钟声一响，全村都能听得见，生产小队的社员便从各家走出来，听从小队长派活。
“队长，干什么活去？”一个社员问。
“去斜子地耪豆子去。”小队长吩咐道。
“大伯，我干什么去？”又一个社员问。
“去村北整治棉花。”
“我呢？”
“……”
“春生，上学了？”三叔说。
“嗯！三叔。”我答道。
老槐树的后身，过去是一座奶奶庙。庙，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门垛和两堵后来垒起的院墙。在两个门垛和两堵院墙的居中位置，都用白灰抹出条条块块的白地来，由村里的老五爷写上了大字。一左一右两个门垛上，左边写的是：“四卷红书是真理”；右边写着：“革命舵手毛主席”。院墙抹了白灰的地方，左边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右边写着：“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我随着其他入学的新生迈上那五级台阶，走进了校园。
校园由十排教室组成，一边五排，中间一条甬道。
走进我们的一年级教室，就见讲台上站着一个老师，他微笑着拿了一套课本给我，然后把我领到指定课桌座位上。后来才知道老师姓陈，叫陈伟，当时也就是二十一、二岁光景。
陈老师回到讲台上，去迎接走进门的新学生，为其发书，然后领到座位上。
我高兴地坐在座位上，看到陈老师身后那块露出几处斑驳白灰痕迹的黑板上方，端端正正贴着一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画像两侧，贴着用红、黄、粉、绿四种颜色的纸张写的斗大的毛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的墙壁上，贴着一条条五色缤纷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教室后面那块黑板上方，也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横幅标语。
书桌是用泥打的坯子垒成的，桌面用白灰抹成，由于教室已经送走几届学生，学生在就读期间不安分，除去整体变得破旧、没了棱角之外，原本光滑、洁白的桌面中间划出一道深深的沟状分界线，还有划上去的数呀字呀、小人、机关枪、小狗、小猫等等乱七八糟的图形，咦？书桌的放书包用的洞窑还被掏通了一个圆圆的洞，借着那圆圆的洞窑外的亮光，我正好看见前排同学的屁股……
上课了。在讲台上，有一位五十开外的男社员同陈老师一起站着，站在讲台下边靠近门口处，据说他是什么“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的驻校代表”。
“同学们！”陈老师开始讲话了，“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我村也和全国一样，正在开展起轰轰烈烈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校积极响应县文教局、公社和我大队革委会的号召，坚决彻底地造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实行教育革命。对吧，大伯？”
陈老师礼貌地扭头朝站在自己旁边的那位“贫管会代表”问道，那位“代表”显然是毫无思想准备，听陈老师一问，连忙应声“对对！”
“现在上课。上课前，我先点下名，我念到谁，谁就站起来回答‘到’！”
陈老师开始念新学生名单了：
“……王春生？”
陈老师在念了几个新学生之后喊到了我的名字。
“到！”我立即站起来答道。
“……”
点名过后，陈老师又讲了另外一件事。
“按照上级要求，我们从今天起，上课前，必须先进行‘一敬、二祝、三唱、四读’活动。什么叫‘一敬、二祝、三唱、四读’呢？班长喊了‘起立’后……”陈老师讲述完具体内容后，说道：“同学们跟着我练习一下。”
“起立！”学生班长喊道，“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致敬！脱帽！”
“忠于毛主席！”陈老师和全体同学呼唤道。
“礼毕！”
“永远忠于毛主席！”
“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
“祝愿我们的……”班长说出了要求我们祝愿的第二位领袖人物的名字。
“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全体师生又呼唤道。
“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下面朗读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坐下！”班长喊道。
“好了！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陈老师说道，“今天我们这第一节课，上拼音课。同学们翻到《语文》课本的第一页、第一课，请同学们跟我读：啊（汉语拼音第一个声母）——！”
“啊——！”
“……”
头一天的下午，我们上了拼音和算术。我感到新鲜和充实，因为我不再是昨天的整天泥里水里去泡的脏小子了，我已经是一个学生了。这一天下午的课堂和课间，我都沉浸在这样一种心情之中。
放学了，我们按照老师的要求，排着队唱着刚学的半生不熟的歌曲走出了校门。
2
如果求学的时光如此度过，我肯定会好好学习，由此而学得的文化知识也会天天向上，日新月异的。然而当时，举国上下，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没有生活在真空里，不可能置身于事外，成为一方静地。学校的师生也都得要参加村里的批斗会，批斗地主，斗争“四类分子”。村里召开批斗会，主要是批斗阎家的人，因为阎家是我村的大地主，当然，还有其他“四类分子”跟着陪绑。
参加村里的批斗会，当然是大年级同学们的事情。我们年龄小，又是刚刚入学，比较老实、规矩。第二年，升入二年级后，有的个别调皮同学就开始变得不老实起来，上课搞小动作、偷偷打闹、交头接耳，抑或趁老师转身面向黑板写字的空当儿，回过头去跟后桌的同学挑逗。三年级，大同学有时欺负小同学，课间打架，小同学被欺负了，委屈地去向老师告状，大同学当然免不了要被叫去挨批评、罚站。尤其到了四年级，学生们就开始由老师整队去参加村里的批斗会了，有时学校里自己也召开“批斗”会。
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个姓张的女教师，不知为什么被高年级的同学们从教室里拉出来就批斗。在一排教室前，聚集了各年级的学生，主持这场批斗会的，是一个头戴绿军帽中间别一枚手指肚儿大小毛主席像章、臂戴“红卫兵”袖章、身穿上绿下蓝军衣式服装、腰扎武装带、胸前佩戴一枚核桃般大小主席像章、右手擎着《毛主席语录》的高年级学生，他在带领着全场学生举行了“一敬、二祝、三唱、四读”活动之后，向大家说明着批斗会的中心内容。
“全体同学们！无产阶级战友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又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批斗会，批判我校‘四类分子’张XX，她用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我们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我们要认清她的反革命嘴脸，防止上她的当，受她的骗！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同她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我们要把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誓死捍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他终于停顿了下来，显然是已经做完了“开场白”，接着，又提高嗓门喊道：
“把‘四类分子’张XX押上来！”
一个头戴纸糊的高高尖帽子的、身材矮小的女教师被两个高年级学生急急地押了出来。
女教师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哭哭啼啼地被反剪双臂趔趄着拥了出来，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头剔成“阴阳头”的缘故吧，女教师一副非常委屈的样子，不明白自己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四类分子”，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让她站到高桌上去！”
女教师此时已悲愤到了极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蹬上板凳迈上高桌的，她昂着头，闭着眼睛，任那泪水顺着眼角和鼻翼流淌。
“低头！让她把胳膊扬起来！”
“打倒‘四类分子’张XX！”
“打倒‘四类分子’张XX！”在场的学生们也跟着喊起了口号。
女教师心想，自己出身高，学校领导是知道的呀！怎么就成了‘四类分子’了？再说，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自己为了同家庭划清界限，平时很少回家，除非母亲实在想自己了，才偷偷回家一趟，赶紧又回来，在思想上已经同资产阶级决裂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还不够坚定吗？今天学生们批斗自己是另有原因的，姓刘的（老师，化名）看上了我，校领导也是知道的，怎么就不出来劝阻一下，在学生们面前给我求求情，说句公道话呢？此刻，女教师的泪水已经和那鼻涕合在一起垂了下来，她不愿意自己的形象过于邋遢，就收回一只手臂抹了一把鼻涕甩掉。
“把她的胳膊扬起来！”
女教师此刻，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觉得任何软弱和悲泣都无济于事，她不再抽泣了，忍受着非人道待遇。自己在那间看押自己的教室里，向平时自己教的学生百般求情留下自己的头发，不要给自己剔“阴阳头”，然而不被理睬强制削发，因而自己的人格上遭到奇耻大辱，她悲愤，悲愤得痛不欲生！然而，她又知道，那是谁在背地里的鼓动与挑唆，才造成了自己今天的被批斗，她知道，学生是无辜的，她为之寒心的是，无辜学生纯洁的心灵被人利用！
批斗会仅找出两个学生代表念完两篇驴唇不对马嘴的批判稿后，就草草收场了。
我看了批斗教师的那一幕，心里不是滋味。没有不透风的墙，若干年后，人们的传闻证实了女教师的判断，正是那个刘姓老师恋爱不成，才心生毒计，鼓动学生开所谓“批斗会”，在幕后导演那幕丑剧。
3
在五年的小学生活里，上课基本上还算正常，只是其它社会活动也随之而来。比如，除去上课之外，还要有组织地参加一些劳动。例如，通常是在下午，上完第二节课，由老师带队去给大豆撒颗粒剂。记得那时队里的大豆是间作的，在两行玉米中间播种上两个眼儿的大豆，大豆长势茂盛，有半人多高，可那些年时常闹虫灾，不是蝗虫就是斑蝥，那斑蝥闹的，满豆眼儿里都是，黑乎乎的一片，都能听到那斑蝥咬豆叶的声音，不一会儿就能把一块豆子地的豆子叶吃光，把那豆棵儿吃成光杆儿呢！撒颗粒剂就是用袜筒儿灌上掺有土颗粒面的六六六粉去抖到大豆的枝叶上，撒颗粒剂的人一手提着装有颗粒剂的袜筒儿，一手持着一根拇指粗细的树棍儿轻轻敲打袜筒儿。这也是个技术活儿，敲打袜筒儿不能快，走路不能慢，否则就会浪费了颗粒剂，能杀死了虫子，可大豆也“烧”死了（颗粒剂中的六六六粉具有很强的吸水性，它会很快吸干豆叶的水分使其干枯）；敲打袜筒儿慢了，走路快了颗粒剂撒少了，达不到杀虫的目的。在撒颗粒剂的劳动中，同学们都比着劲地干，奔走穿梭于玉米大豆之间，任那利刃般的玉米叶子把我们的脸上、胳膊上划出横七竖八的口子也全然不顾，满头的汗水流入眼角和着那烟腾腾的颗粒剂粉末煞辣得生疼，也顾不得擦一擦。直到把那块玉米豆子的颗粒剂全部撒完，也不觉得劳累。我们在玩笑追逐中劳作，在玩笑追逐中收工回家。
利用晚间开展学雷锋活动，也是学校里常有的事。在月明星稀的晚上，老师带着我们去给生产队里捣粪（把从猪圈里清出来的干透的猪粪捣碎）；顶着一轮明月，我们同老师一起，扛着三齿、木锤去砸那从全队社员家里拆出的一铺铺被炊烟熏得乌黑的炕坯，那咚咚咚当当的声响一直响到深夜。次日早晨，自是受到全队社员的一番表扬，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呢！当天的早饭后，人们在集合下地干活的街上，看到一张以大字报形式贴出的题为《“无名英雄”找着了！》的表扬信，记述表扬了我们利用晚间学雷锋做好事的先进事迹，又拿到大队喇叭里进行广播，我们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俨然像从战场上立功回来的英雄似的一连高兴了好几天。
学校里还利用麦收和秋天发动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去生产队割完运走小麦的麦地里拾麦穗儿；秋天，到收获一空的豆子地、棉花地里，去拾豆子、捡棉花碗儿（采摘里面剩余的棉花）；然后交到生产队，论斤记分再折合成钱。秋天打草，这是学校里每年秋天都要搞的一项大的勤工俭学活动。按照年级和男女生的不同，规定出不同数量的交草任务，吃过午饭后，放假停课的学生们就各自背着背筐到各自所掌握的草多的地块去打草了，有的同学下午日头高高就背着一筐筐几乎垂到地面上的大草回来过称交任务了，这样的学生大多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凡是在农家长大的孩子们都有打草的习惯。每当春冬季节下地拾柴；夏秋季节下地打草，已经习以为常。夏秋时节，学校放学时，太阳还老高老高的，我们就结伴而行，先将自家挂在外间屋的饽饽篮子里轻轻摘下，取出一个金黄的玉米面饼子拦腰一折两半，放下一块，拿着另一块，用菜刀一劈两半，先放上细细一小层儿盐；再到窗台上取过油瓶子旁边那个馒头般大小的、从油瓶里倒进去的盛香油用的黑色小瓷罐，从那小瓷罐边沿口处摘下那个挂在里边的用白铁叶砸制而成的铜钱一般大小的浅浅的油勺儿，从那罐儿里舀出些许的几滴香油，往劈开的饽饽面上一抡，然后两半个饽饽一合，拿起来就背上草筐下地打草了。直到太阳落下去，我们才弯腰撅腚地背着满满一大筐草忽忽悠悠地回来了。
4
日月轮转，寒暑交替，我们的小学生活已在轰轰烈烈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度过了四个年头。在这四年当中，我们除去同广大的贫下中农一起，批斗“四类分子”之外，还有一个政治任务，这就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每当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发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宣传出去。赶上白天，只要听见大队的广播喇叭一响，传来广播电台播送毛主席最新知识的声音，老师马上停止讲课，说声大家都放下课本，到院子里集合，上街去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记得有一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上得到解决”发表了，当时一是深夜11点多了，村支书在大喇叭里一声令下，我们四年级的学生都在老师和学生班长带领下挨家挨户叫学生起来到学校集合，整队上街游行以示庆祝。工夫不大，我们便同村干部、村民兵连长带领的基干民兵一道，组成一队上街游行一直到12点多才结束。
次日晚，按照老师当日下午放学前的部署，我们十几个学生分成了五组，每组三到五人，分赴全村东西南北和村中央五个地方，找好一家社员家的房屋，登梯上房，依次从五个方向开，轮流替换桌把两只手卷成喇叭状放在嘴边，这边喊一句，那边接一句，这种宣传方式在当时称作“高房广播”。这样的“广播”按要求大约需要进行一个课时才能收兵。
到了第三天晚上，就是挨家挨户地宣传了。把全村贫下中农分成若干片，再把大年级学生分成若干组，规定出每组的宣传任务，当日的晚饭后，我们便出发了，牺牲了吃晚饭的时间，走进每一家社员家里，“叔叔”、“大伯”或“大娘”地进门前先打声招呼，然后进屋，趁人家吃饭的机会，把毛主席发表的最高指示念一遍，随后告辞出来，再进行下一家，就这样，一家家登门宣传，次日，向老师汇报昨天晚上的宣传结果，据说，老师听了每个小组的回报后，为了掌握真实情况，还从各组的宣传范围内搞下重点调查呢！
有一天晚上，我们宣传小组到铁栓爷家搞宣传，我们组原本四个人，可海涛病了跟老师请了假没有来，就剩下我、铁蛋和秀姑三个人了，我们还没进门，就听屋里有个老太太，我听出来了，那时是老奶奶在大嚷小喝地抢白：
“你说这李桂荣也是，大晌午头儿上你说你要的什么人，就憋不到天黑？要人也没人管你，饱汉子谁都知道饿汉子饥，可你们总该把外间屋门插上呀，这倒好，全都叫人家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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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还常听大人们悄悄讲述一些光棍子寡妇偷人养汉为主题的、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街评巷议的风流韵事。村东头老高家里的年轻时跟傻张拴好那是明的，那个时候，她男的在闹日本时期当队伍就出去了，一直没个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打那起，老高家里就没有了男人。傻张拴呢，家里穷，一直没寻上媳妇，光棍一条，小伙子五大三粗的，有把子力气。老高家的长得白漂，细美美儿浪俊的，只能在家里养几只鸡，下了鸡蛋舍不得吃，攒着卖了靠这换点零用钱，下地干活自是不行，收收种种的力气活干不了，这样一来，就难免有个为难招窄的事情求人帮忙。傻张拴家正好跟老高家的住斜对门，人跟个生铁牛似的，老高家的也就免不了求他干着干那，傻张拴没在意，也不敢有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念头，对门住着谁不求谁，可老高家的过意不去，每会干活回来，总免不了给傻张拴烙个饼炒几个鸡蛋再做上一大海碗的面条端过去，人家给干半天活了，总不能叫人家空着肚子回去，这倒也没有什么，人之常情嘛！可这时间一长，老高家的由于男人出去多年没有个音讯，一个寡妇家的在家过日子，枕头边儿总没个说话的，也难哪！傻张拴是不敢往歪处想，老高家的不光替自己干活回来的傻张拴做好的吃，见他衣服破了，就叫他脱下来给他缝补缝补，傻张拴倒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有一次，傻张拴又去给老高家干活点灯以后很晚了才回来，这回，老高家的又给傻张拴做熟了饭菜，索性不再端过去了，就叫张拴在她家里吃，吃了饭再走。张拴吃饭前不得先洗把脸吗，老高家的就给张拴倒好了洗脸水，张拴漫不经意地脱了褂子就洗了起来，可他胸前背后那一身的显示着粗壮的疙瘩肉，无不透露着男子汉特有的那种能给任何女人家以安全感的雄健的阳刚之气。这时候，老高家的见到了不禁怦然心动起来，怎么的呢？老高家的只觉得自己的心怦怦跳个不行，她知道，自己的内心里产生那种久违了的念头好像抓耳挠腮地浑身不自在了……就从那天晚上，傻张拴吃完了饭，老高家的也没让他走，自己先是走到外屋拴上了那门，回到里屋就把灯给吹灭了。那天晚上，老高家究竟发生了什么谁也没看见，只是私下里有几个人偷偷议论着，悄悄传着闲话。可几天以后，老高家的忽然逢人便说，自己的男人昨儿个夜里回来了，穿着一身的八路军的衣裳，腰里挎着两把匣子枪，当天晚上在家里宿的，直到天蒙蒙亮了，才被几个人叫走了说得活灵活现，那个时候的事情，非常时期，特殊年代，也是常有的。可是几年以后，老高家发生的变化却证实了人们最初的猜测。什么呢？老高家的有了，后来那肚子渐渐地鼓了起来而且越腆越大，再后来就添了个小子。起初，人们都猜疑老高家的当初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娘儿们心细，都在背地里说，老高家的添的那个小子长得像傻张拴，后来，那小子长到几岁以后，脸盘定了型，那个眉毛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脸儿，怎么看怎么随傻张拴，男人们说话直截了当，老高家的那个小子就是傻张拴的，老高家的则争吵说，这小孩儿常跟谁在一块儿就长得就随谁，关于这一点，村里人谁都知道，老高家的说的那话是没有的事情，在糊弄人。
关于李桂荣家的要人儿又是怎么一回子事情呢？我当时跟着另外两个伙伴去老奶奶家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没顾上多想。进的门去，是我先主动跟老爷爷、老奶奶打了招呼，老两口子见外边来了人，应了声，随后，屋里便是片刻间出奇地安静。我们迈进他家里屋的门槛，向老两口子说明了来意。
“老爷爷、老奶奶，你们吃你们的（饭），我们来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来了。”
“奥！呵呵！念吧！”老奶奶说道。
“办学习班……一、二！”我照旧起了个头，和另外两个伙伴一起读道：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宣传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就告辞出来，说还要到别人家去宣传。如果我们走了，也就没事了，可铁蛋多事。铁蛋比我大一辈儿，说话结巴，论乡亲辈儿我该管他叫叔。只见他前脚已经跨出了门槛，又收了回去，对我老奶奶说：
“婶、婶子，你、你刚才说，李、李桂荣要——人儿，她、她要谁、谁来着？”
“去他妈滚！”老奶奶是铁蛋叔的婶子，按村里乡亲们的习俗，叔叔婶婶骂侄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接着，老奶奶又骂道，“大人的事儿，小孩崽子跟着瞎他妈掺和，敢到外边去瞎说，看我不揪了你的舌头！”
“不、不告诉人家就、就得了，还还骂人！”铁蛋叔嘟哝着走了出来。
“滚！”老奶奶又从里屋送客似的骂了一句。
过了好长时间，有一天中午我背上筐子准备出村去打草，被一个声音叫住：
“春生！”
回头一看，原来那声音来自街上的大槐树下。要出村，街上的那棵大槐树是必经之路，只见根群叔几个人像是刚拔完草回来，坐在大树下纳凉，他们那身上还沾着草叶儿，肩膀被草筐压的红印子还没有退呢！喊我小名的就是根群叔。
“干什么？”我问。
“你去到李桂荣家给我要碗凉水喝。”说着，就递给我身边那个大海碗。
“你怎么不自个儿去呀？”
“娘的！叫你去就去，我去？人家大晌午头儿上正歇着呢，我去合适吗？可你一个小孩儿怕什么呀？”
“那行！你等着。”
我接过根群叔递过来的那碗，就朝李桂荣家方向走去，我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嗤嗤地小声议论，没在意，一直朝前走着。
李桂荣家就在离大槐树不远处那条南北向胡同口门朝西开的头一家，没有垒院墙，是用玉米秸夹的代替院墙的栅栏，在她家的正房与棒子秸栅栏之间不知被谁似乎是有意扒开了一个椭圆形的洞，我本想也从那洞口钻进去，省得再绕前门了，可有一想，不妥，那成什么了？还是走前门正大光明进去的好。绕到前门，一看前门虚掩着，就侧身走了进去，走进她家的外间屋，我边打招呼边继续往里走。
“婶子，歇着呢！”
忽然，我听见里屋有什么动静，跨进里屋一看，我愣住了。只见李桂荣头朝东顺着炕沿儿仰卧在炕上，身上趴着金河叔，俩人正在那儿哼哧呼哧没完没了地亲嘴呢。又见金河叔抽出一只手在李桂荣的要件和屁股上乱摸着，李桂荣听见了有人喊她婶子，先是一愣，侧目一看是我进来了，脸上一红，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似的，急忙把脸一扭，躲过金河叔那连嘬带啃的嘴唇，猛地抽出两手，在金河叔那宽宽的脊背上假惺惺、撒娇似地捶打起来，一边捶打一边一边不停地数叨着：
“叫你闹着玩儿叫你闹着玩儿！”
“你他娘的干什么来了？”金河叔老练地骂道。
“婶子，我根群叔叫我跟你给他找碗凉水喝。”
“唔！缸里有，新挑的。”
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端着那碗去外屋那缸里舀水，出门时我故意把脚跺响些，那意思是我走了。
临出门时，就听屋里说：
“你没有上上门哪？”
“上了。”
“那他怎么还进来呢？”
“准是他妈从栅栏窟窿里钻进来的呗！”
“多玄呢！差点叫人逮着。”
“嗨！他他妈一个小孩崽子知道个蛋呢！”
我端着那碗凉水又回到大槐树下，根群叔他们还在嗤嗤议论着什么，又说又笑的。
我这时早已明白了根群叔是拿我当了回探子。
“春生，明天叔我趴瓜给你吃。”根群叔笑着安慰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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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课本的更换，几乎看不到我们升入中学的变化，因为我们由小学五年级学生变成了中学生，仍然是在我们的岔河集小学，那时的岔河集小学和岔河集中学的校址是在一起的，小学与中学只有一条甬道相隔，路西为小学，路东为中学。小学与中学除了课本的不同之外，那就是学校的政治气氛显得淡化了，每天上课前的“一敬、二祝、三唱、四读”活动没有了，上课前，只是由班长看到授课老师走上讲台时站起来喊一声“起立！”，全班学生“唰！”地站起，老师把课本讲义夹放下，抬头环顾一下学生喊道：“为革命而教！”学生齐声刻意地用普通话喊道：“为革命而学！”然后听到老师说声“坐下”之后，全体学生落座，老师开始授课。
我上初一那年是1971年，那个时候正值文革的后期，学校里仍然设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据说仍然是为了防止学校的教育工作走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斜路上去，起个监督作用，使其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奋勇前进。当时由于我国同苏联修正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紧张，而且发生了苏修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事件，毛主席便以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胆识与气魄，在洞察了国际风云变幻之后，高瞻远瞩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最高指示。自从老人家的最高指示发出后，从城市到农村、从山村到海岛、从商贸到厂矿、从机关到学校，全民皆兵，全国备战。
在这个大的环境下，村里，以大队为单位，每天晚上，由大队民兵连长负责，组织全村各排的基干民兵沿着村子周围和主要路口进行巡逻，既防止外国敌人“入侵”又防止国内的阶级敌人搞破坏。尤其是国外的某个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不管他从天上来、地上来还是从海上来，都要让他们有来无回，将其“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学校里，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自制一支“枪”，就是用收获了向日葵的秸秆截取一米长短，基本上与人体的高度等同，经过一番地打磨之后，再在两端的约半尺处拴上一根细细的绳子作背带，这就成了所谓的“枪”。学生制作枪支的目的，也是为了“备战”，晚上也配合村里的荷枪实弹的基干民兵在村里的大街上“巡逻”。此外，学校了的体育课，也变成了“军训课”，由体育老师带领着身背着“钢枪”的学生们，练习队列和各种刺杀动作，直到学生们掌握了各种“杀敌本领”为止。
有一天上午，又到了体育课，我们感到很高兴，说实在得我们大都愿意上体育课，因为每天除了上各门课程老师一堂堂的“灌”（指老师给学生讲授各门课程知识，在当时学校里召开的大批判会上，把老师讲课说成是“满堂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教学方式）以外，体育课就是最好的放松了。记得那又是在上“战备”课了，体育老师像往常一样，把我们全班学生集合到了操场上，先练习了上节体育课堂上所学的“齐步走”、“正步走”和“向后转走”的内容。那堂课的内容我们可以说是永生难忘，为什么呢？因为那堂课是由一位“准军人”给上的，他是我们班上女生吴媛的叔叔，他叔长得很英俊，约1米七八的身材，长方脸、浓眉大眼、皮肤白皙，身着一套崭新的绿军装，显得格外精神、潇洒。头上那顶绿军帽中间佩戴一颗闪闪发光的红五星帽徽，象征着革命红旗的领章是那么得鲜红而夺目，笔挺得衣裤恰如其分的合体，戴在手上的那幅白手套与脚下那双乌黑发亮的皮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更显得人非常精神！他竟是那么得英俊！不要说是在乡下，就是在大城市里，也一定是女孩子们崇拜的偶像和追求的目标呢！
他叔叔到我们教室的那天，是一天的上午，教我们数学课的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在上课铃声响后走进教室，忽然，在他身后有走进一个英俊潇洒的解放军军官，停在了关上了的教室门前。军官本村的学生自是都认识他，有的悄悄说：“这不是吴媛的老叔吗？”我无意中瞥了一眼吴媛，只见吴媛的脸上已经写上了些许的骄傲与自豪。班主任老师对大家说：
“同学们！今天这节体育课由这位解放军叔叔给上。”
这时，只见军官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忽然“啪”地给大家来了一个敬礼，说道：
“同学们好！今天这节体育课有我来给大家上，我们去学习一下队列的几种走法。”说着，军官扭头看了老师一眼，那意思象是在说，可以了，我的讲话完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明白了那意思，笑着说道：
“大家现在就到出去集合去操场。”
说完，我们都呼啦啦高兴地跑出教室去自动地整起队来。
来到操场，我们的队伍随着老师的口令踏步、立定和转体，军官这时走到队伍中间位置，说道：
“同学们！我先讲下如何做齐步走、正步走的动作。大家看我作示范，当听到齐步走的口令后，摆臂、迈腿，先迈左腿、摆右臂，要这样，齐步——走……”
军官动作规范、漂亮地在做着齐步走的动作，忽然又喊道，“正步——走！”军官口令刚落忽地变了正步走的动作走法。
嘿！那动作真叫规范、漂亮、收放自如！真跟电影上的三军仪仗队走得一模一样！我们看着真过瘾。接着，军官开始教我们了……
那时几周后一天，我们又上体育课了，仍然是照着军官讲得要领去练习。那天给我们上体育课的代课老师是个女老师，我们村的一个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个子矮矮的，圆脸儿、细眼儿，挺喜相的。咋那堂课就要结束下课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在回想着那天军官教我们走正步的神态，没有听到老师喊“立定”的口令，别人都停下了，可我没停下，还在往前走，刚迈一步，毫无觉察地自己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扑到了我前面的吴媛身上了，大伙儿都“哄”的笑了，吴媛自是脸上挂不住了，回过身来低头瞅瞅我的脚下两臂反抗、挣脱地推了我一下，红了脸没好气地低声骂道：
“干什么你！流氓！”
7
什么？我是流氓？我冤呢！可是……
这时，女老师显然是也忍不住笑着朝我走过来，似乎是理解我的无意识的刚才那行为，操着一口纯正的天津口音，笑着说我：
“你说你想嘛呢？”
下课的铃声响了，我随着解散了的队伍向教室走去，我在走着，内心依然沉浸在一种羞愧、自责与无奈的复杂心态和情绪之中。
想起我和吴媛从入学认识到过来的仅是一般男女同学的交往与接触，我不仅埋怨起她来。心说，你怎么能骂我是流氓？你骂我是流氓？记得入学后，老师第一次给全班男女生分桌，那时，全班学生在教室门前男生站一排、女生站一排，然后两排学生一起往教室里走，由前到后、由南到北自己走进课桌，男女生排上谁跟谁一桌就谁跟谁一桌，防止出现他（她）不跟谁谁的都去找老师的局面，说实话，没有谁愿意跟女生在一桌，不随便，犯拘束，互相之间谁也不会跟谁在短时间内上课说话，容易保持课堂秩序，这正是老师如此分桌的用意所在。头一次分桌，碰巧咱俩一桌，你没有显露出高兴也没有任何不快的神色服从了“分配”，可我对你怎样？人家别人都在课桌上用铅笔刀的刀背儿在桌子中间划了深深一道沟儿，我划了吗？你哪次借橡皮、小刀、格尺的我没给你用？你做作业总是趴在桌子上，把眼睛近近地几乎贴在了作业本上歪着头写，哪次我没提醒你，叫你别那样，看把眼睛弄近视了；你写作业时，胳膊肘儿总是伸过来好长一段在桌子上，我哪次没有让着你，没有一次像别人那样用胳膊肘儿把你的胳膊肘儿给顶回去，以表示对你过了课桌一半、进入我的“领土”的惩罚。有这样的流氓吗？
你骂我是流氓？记得那次，咱们全班学生给生产队去拾棉花，那天天气凉得很，天，阴沉沉的，还下着小雨，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们大家的手都冻得冰凉还有些发僵，后来你弟弟他们低年级学生也去了，我们是每个人一个垄儿拾棉花，他们小学生两个人拾一个眼儿棉花，因为我们俩挨着，我不光拾我自己的，还总不时地替你拾怕你落后，你一次次笑着低声说，倒是总说你拾你的棉花吧，到头儿再接我。后来，你看见你弟弟头上的遮雨用的塑料布滑落到了脖子上，你让我给他系一下，你自己怎么不系？你又不是没长着手。有这样的流氓吗？
你骂我是流氓？记得那次班主任老师组织咱们全班学生去霸县中学观看运动会，老师提前安排好了所有男女生结组统一骑车去县城，当时，咱们班主任老师用我家的那辆新撺的铅皮管儿加重自行车，前面坐着小芬，后面坐着咱俩，我怕你胆小主动跟咱老师要求坐在了后面，因为坐了两个人，车后包袱架儿有些窄了，由于路面有几处坎坷我几次差点儿被甩下来，哪次都怕一跳，你两手牢牢抓住车座，敢情你是心里不害怕。到了运动会场，你总怕走丢了，总是让我跟着你去钻人群进去看这看那，我就跟是你的警卫似的，我们又像是你的跟屁虫儿没有一点自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自由。中午吃饭，你叫我跟你去到运动会旁边不远的那家饭店去买点咸菜就饽饽吃，我，买了三两熟煮肉给你吃，你没说什么吃了。这些，似乎我都是应该应分，有我这样的流氓吗？
还有那次，是一天的下午，因为天气阴沉的像黑锅底，上自习课时光线太暗，你刚把你写得那篇作文拿给我，让我给你改改。这时，老师进来，让打开教室里的电灯，坐在教室最前排的一个男生拉了下灯绳儿，可电灯没有亮起来，因为那盏电灯就在咱们那排课桌的头顶上方，老师就叫我站在桌子上去拧一下灯泡，我上去左手抓住那灯口握着，右手去拧那灯泡。老师一见到我这动作吓了一跳，连忙善意地制止道：“你快下来吧！别拧了。”说着，又叫另一位大个子学生上去拧，只见那位大个子学生只伸出右手的三个手指夹住那灯的灯口，左手托着灯泡轻轻一拧，那灯便亮了起来。大个子学生从桌子下来了，老师又说，“刚才多危险，那样电着怎么办？”你低着头，停下手里写着的别的作业，笑着说道：“王春生就是语文好呢！”你不说我是流氓吗？你干吗要替流氓说好话？
尽管我也知道，当时是由于我大脑开小差儿的缘故，没听见老师喊“立定”的口令没有同别人一样“立定”，给她带来了难堪，可我还是处于多种复杂心态，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愿意理她。
8
我家里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那是我大姑在北京给奶奶买来的，这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华北冀中平原农村就算是很先进的了。那架收音机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欢乐。爷爷奶奶用它听老戏、听马增芬的西河大鼓，父母在春冬两闲的中午有空的时候才可以收听评剧或是河北梆子，我呢专爱听样板戏，当时就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那几出戏，时间长了，还学会唱，像李玉和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杨子荣的《迎来春色换人间》，郭建光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都能唱，不说音有多准，反正能唱。这不仅给我增添了演唱的情趣，还增添了我的语文课学习兴趣，对我的作文水平的提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记得我在上初一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巨变》的作文，描写的是当时我村的村容村貌发生的变化，并把这一变化归功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归功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还曾经写过一篇题为《麦收季节》的作文，我把麦收季节那泛着一片金色的麦田被风一吹，比喻为“波涛”，那起伏的麦浪就像一群娃娃在海上戏浪。这两篇作文都在乡中学举办的作文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除去获奖证书外，还先后获得了茶缸子、笔记本、钢笔等奖品呢！从那以后，我更对语文学习重视了，作文的兴趣也更增加了。自己当时最爱看的长篇小说就是浩然写的《艳阳天》，从打自己买来后，一有空就翻开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真是爱不释手！忽然有一天，自己竟忽然想到，自己长大后，如果也能像浩然那样写一部这样的长篇小说该多好呀！就是从那时起，自己曾经立志，长大后一定当个作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我除去学好语文课、认真练习作文，还增加了一些课外书籍的阅读。为了买到一本《语法修辞逻辑》的书，我从岔河集步行20多里路，去到县新华书店购买。走进新华书店，我被那满屋子的琳琅满目的书籍迷住了，一本本跟售货员要来翻看，甚至想，如果能把这满屋子的书都搬到我家里去该多好！后来，姑姑从北京给家里寄来好多小人书，什么《草原英雄小姐妹》、《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等。这些都给自己作文编故事开阔思路、增强想象力带来不小的帮助。
文革时期的乡镇中学，都有一块“科学教育实验田”，那是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最高指示开设的。当时，有一门课程叫《农业基础知识》，老师一边在课堂讲授每一个章节的内容，每周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去试验田里学习农作物的耕种与管理，例如，怎么利用营养钵种植棉花，怎么进行棉花的整枝管理，等等。当时，曾经把那块所谓的“科学教育实验田”，誉为“学农的基地，田间的课堂，科研的场所，育人的熔炉”。瞧！不过就是那么一块普通的地，无论春夏还是秋冬，只要是干旱少雨季节，那地皮或那某一处角落的垡头上都会泛起星星点点的一层白霜一样的碱气，显然不如生产队里的其它地块肥沃，可就因为那块地是分给了学校做实验田用，便被披上了这样一层神秘的面纱！
还有这样一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我们的初中教室，当时点的是带烟囱的炉子，学生们轮流值班生炉火。轮到哪一组同学生炉火，全组同学就从家里带来米面和食醋、油盐，趁老师晚上回家的机会，从老师屋里拿来菜刀和案板，自己学着做片儿汤吃。有一天的晚上，由于头睡觉前没有把炉子封好，当晚，我们都中了煤气。我先是从睡梦中醒来，只觉得头有点晕，心口窝犯堵，就起来披上衣服走出屋外，经过一阵呕吐之后，我慢慢地觉得好了许多，又进屋叫醒其他几名同学走出来，他们也经过一番的吐故纳新之后，一一地转危为安了。
9
1973年，我们的初中生活结束了，班上所有的中学生都面临着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升入高中的特殊选择。当时的升学不按学习成绩，按每一个学生的家庭出身而定，因为处在文革时期的学校，它要走的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它要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什么是“无产阶级”呢？关于我国社会阶级的划分，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初期，其关于阶级划分的标准缘自于毛泽东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具体是按照每一个农户拥有土地和是否出卖劳动力以及多少来划分的，分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雇农七个层次，其中，只有下中农、贫农和雇农才是光彩光彩的“无产阶级”。因而，农家子弟的升学与否，唯一条件就是看你是否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因为是以下中农和雇农组成的“无产阶级”的“贫下中农”管理着学校，掌管着学校的“教育大权”。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那一届初中生由于所处阶级阵营的不同，各自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心态。出身于下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学生很明显地从面部表情上就带出一种优越感的神态，尤其贫农和雇农更为明显，雇农成分在农村如同凤毛麟角，微乎其微，所以这类学生一点也不担心，他们觉得升入高中学习非我莫属；出身贫农的学生也有一种高中生人选舍我其谁的理念；下中农的学生心说“我也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不让我去就不行，先是等待观望看大队革委会的评选结果，如果没被选上就去找到大队辩理；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子弟有亲友在大队当干部的，这时就开始提前行动托人走关系争取升学名额，这样的学生对自己的升学未来抱有希望在耐心等待；没有关系和门路的平时在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知道自己升学无望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抹一把委屈的眼泪；而出身于富裕中农、富农和地主家庭的学生尽管自己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尖子生，他们也不对自己的升学抱有任何的幻想，因为他们明白，学校不是为他们这种家庭的学生开的，所以呢，他们就甘心情愿的下地干活当社员挣分了。
由于我家是中农阶级，所以，我当年经过大队革委会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审议，被排除在升入高中学习的行列之外。我不甘心，父亲就去找我在大队任大队长得干伯张友财，结果在全村30几个学生仅有的5个名额中算上了其中一个人选，顶替了本村一个姓董的女生，可当时村里上高中的5个人选的名单已经公布了，那个姓董的学生人家觉得委屈，就托人去固安县上高中了，也算是为自己挽回面子争了口气。
上高中的事情就算是定了下来，我从村里未能升入高中学习伙伴的羡慕的目光中不免有些沾沾自喜，尽管我的升学带有点不光彩成分在里面。春节过后，入学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自行车驮着多半口袋玉米去公社粮站换粮单，以解决吃饭问题。当时的我国社会从城市到农村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运行体制，城乡居民吃粮食供给制，无论农业还是非农业居民每月口粮实行定量供应，需要在外地就餐实行的是粮票供应制度，分为全国和本省两种，农民或农家子弟在外地就餐要提前驮着自家的粮食交售给本公社粮站，粮站按照每斤的价格付款并开具交粮数量的证明单据，换粮单的人把粮单交给就餐单位的食堂，才可以得到可以购买30%细粮（白面）和70%粗粮（玉米或高粱）食品的饭票。这项工作准备好后，我便于1974年2月下旬的一天，骑车驮着书包和铺盖来到了县城，走进了当时那座还是解放初期盖得旧门楼的全县最高学府的霸县中学。
步入了中学大门，只见中间一条甬道，左右两边是一字排开而去的两排蓝砖砌成泛着旧色的教室，教室房山的中间位置，分别是各年级主办的黑板报，黑报下方原先粉刷上去的那一条条“打倒XXX”“打倒XXX”的标语已呈斑驳迹象，依稀可辨，它像是一个证人似的依然默默地留在那里，仿佛还在印证着一个已经走进历史的动乱年代。沿着甬道一直朝围着众多新生驻足观看着什么的一排教室的房山走去，走到那房山跟前我停住了脚步，原来大家是在观看那张《入学新生榜》，我在高一四班新生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我找到并走进了那间教室。从此，便开始了两年的高中生活。
我们那个班的班主任叫吴宝增，教我们物理。头一年，尤其上半年上课基本正常，我印象中，我们班上的物理课第一课是杠杆，后来又讲了支点、力点、匀加速运动以及牛顿定律、万有引力等等；化学讲的分子式、元素符号；英语讲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我当时爱好学语文，作文在班里比较好，当然是以大批判稿为主。当时也搞政治运动，学校里除去党团组织外，还保留着红卫兵总队组织，我是霸县中学红卫兵总队第四分队的队长。
学校里每天早晨都跑步，跑一大早晨回来，出一身的热汗，停顿下来，浑身马上凉凉地好一阵子，直到自己用自己的体温把棉袄棉裤烘干。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精神，学校仍然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也学农、学工、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农，主要是去学校的农场去参加劳动，霸中的农场在煎茶铺村一块专门划归学校种植的农田，位于火葬场的西侧。我们每次去参加劳动，都是提前去村里社员家里号房子，每月去一次，每次去一周，参加劳动，一住就是七天，干完七天的活儿就回来。学工就是去县机械厂下厂参加劳动，每个学生跟一个班的工人师傅学开机床车零件，还真掌握了一点简单的车工技术呢！
每天晚上，各班级的学生大都是自由活动，没有几个看书或做作业的。一般是去工会礼堂看戏，那个时候上演的还是那八出样板戏，尽管如此，我们依旧百看不厌，除去一年看不上两场电影外，看戏就成了我们唯一的课外文艺活动内容。
我们上高一那年，正赶上全国学习小靳庄开展赛诗会。学校里也组织了几期同样的活动，各班级一块赛诗阵地，这项活动由学校工管会负责，工管会代表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每个教室的房山上，都贴满了学生们写的有的连顺口溜不算不上的所谓诗歌，这些诗歌由老师或能写得一笔好字的学生用毛笔抄写在整张的黑纸上，然后用高粱面打成的浆糊去各自班级的赛诗园地上去张贴。记得当时我写的诗歌题目叫《永保江山万代红》，我的这首诗刚一贴出，就找来一些学生和老师前来观看，有人小声念道：
“班上召开批判会，同学义愤又填膺，批判林彪孔老二，愤怒烈火映天红。”
“好诗，好诗！”人群中不知谁称赞道。
“想起万恶旧社会，白骨露野无鸡鸣，如今林孔要复辟，除非石头水上行……紧跟领袖毛主席，永保江山万代红！”
“真不错！”一位老师也不禁夸赞道。
当时学校里的伙食是比较艰苦的，我们把从公社粮站换来的粮单以班级为单位统一交到伙房，可以换回30%的细粮饭票和70%的粗粮饭票，自己粗细粮搭配着购买馒头和窝头。冬天，早晨是白菜汤或杂交高粱米熬成的放了糖精的稀汤、窝头就咸菜，那点可以购买馒头的细粮饭票，一般舍不得成顿的买馒头吃，为了自己改善生活，每天中午买两个窝头再搭一个馒头，一个月下来基本也就搭进去了。全校共有九个打饭口，同学们基本都自觉地按顺序排队买饭，有时也可以遇上学生中的“混混儿”，每到打饭的时候去得晚却挤到前头，跃上打饭的窗口一坐，把住打饭口除去把自己的饭打了，再把平时那几个相好同学的饭也给一起打了，才跳下来哄笑着离去，在场的其他学生大多是敢怒而不敢言，等他们走后再挨个派队打饭。后来每星期回家时，就从家里带一兜饼子基本上也够吃一周的。饭前，以宿舍为单位把各自带来的饼子拿到学校伙房里去熥熥，再后来就干脆中午下课后，大家拿出自带的饼子围在炉子旁边烤着吃，烤得脆热了一层接着吃了再烤，大家都烤着吃完了饼子，基本上也就到了下午该上第一节课的时间了。就这样，每天的教室里的炉子就是我们男生的天下，班上的女生靠不上前，她们只好各自几个人一起肯吃凉饽饽将就着也算是吃了午饭。
那时我们升入高二分专业班学习以后的一天中午，我们赤脚医生班的男生们照旧围坐在炉子周围烤饼子吃，我们边吃边谈天说地说闲话，有一个同学忽然对我说：
“哎？春生，我看褚莲对你有好感呀！”
当时他这猛不丁的一句话，搞得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脸“腾”地一下子就红了，嘴上制止他说道，“净瞎说，叫褚莲听见了看不撕烂你的嘴！”
10
我跟褚莲原先不是一班，她是高-三班，我是高-四班，我们升入高二的那年，学校里分专业班学习，我们分到了一个班。
那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的七、八月间，在全国教育战线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余波影响下的霸县中学，按照上级部署，为适应当时学校要教育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等带有明显政治运动色彩的教学内容的需要（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的学校，早已停止了“文革”前全国教育大纲中所规定的所有教学内容的学习），把所有升入高级中学二年级学习的学生，按照当时火热的“农村革命生产第一线”需要分成若干专业班学习，以给农村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当时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要使每个学生回到农村那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革命实践后能够很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每一位在校的“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学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真本领”，使他们将来能够永远地“扎根农村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以确保党在农村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在当时划分专业班对学生实施教学的大环境下，霸县中学一九七四届高中毕业班分了语文班、会计班、机电班、赤脚医生班等专业班，我报名参加了赤脚医生班学习。
如果说，当时的霸县中学赤脚医生班是“教育要革命”的政治运动的产物的话，那么我当时报名学医（当时的分班学习由学生自愿报名所学专业），却不是政治运动的鬼使神差和一时冲动的心血来潮，除去具有政治运动色彩的偶然性之外，主要是受我的亲属影响有缘杏林的必然性。我的姑姑和姑父当时就是医生，工作在县医院，是享誉全县的著名医师。我的外祖父是新城县的著名老中医，我从小就受他老人家的影响，外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育我说，长大后当医生吧！不管“白面儿”（国民党）还是“红面儿”（八路军）过来都吃香，从过去到现在，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历朝历代都需要医生，永远不会失业的。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配伍百草、救死扶伤之志，受到了前辈献身杏林橘井、解病患者于水火之苦的人生启迪。在学校分班学习之前，我把自己所选专业的想法讲给了父母和姑姑、姑父听，争得了他们的同意。在赤脚医生班为期半年的学习中，我同其他学生一样，系统学习了由廊坊地区卫生学校编写的赤脚医生教材。就是在那个专业班学习期间，我和褚莲分到了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学习。
褚莲与我同龄也是18岁，豆蔻年华的她长得很秀气、标致，人很热情、大方，有着其他女孩子梦想与追求，在当时那年代，无论男女找对象，对对方是否吃商品粮应该是选择恋爱朋友的第一条件，我敢说她也有同样的想法，可这对于我一个从农村来的中学生来说，如果让我与她交友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后来由于我们之间的不断接触、交往，事情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褚莲是干部子女，在他们哥姐弟妹中排行老三，虽然出身干部家庭，她却没有过干部子女的高傲和娇矜，她的父亲是全县有名的老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后来他们一家随着她的父亲转业到霸县。她父亲在物资局下属的一个乡镇物资供应站工作，任站长，为人忠厚，文化程度不算太高，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褚莲是赤脚医生课代表，我是红卫兵分队长，由于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活动的缘故，我和她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的第一次接触是从上针灸实习课开始的，给我们讲针灸课的老师是县医院的张大夫，是个女的，她讲完针灸理论后，要我们分组试验，两人一组，互相练习针刺穴位的感觉。我和褚莲一组，我们开始了针灸练习。记得那天是她先给我扎的，扎的部位是外膝眼下三寸处的足三里穴位。她伸出了那双白嫩纤细的手，我一下就被她的手给迷住了，由于只顾想她那双手了，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出疼来。
“行了！刚才扎疼了你吧？”
“没有呀？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呀？”
她嫣然一笑。我心说，怎么这么快就扎完了，我甚至怀疑她当时是否给我扎了针，唉！多希望她再扎我一次，这回体会一下疼的滋味。
“来吧！你该给我扎了！”她说道。
“哎呀！”
这时，传来别组女同学的惊叫声，见别的女生用手捂住脸不敢看的样子，我不知是不敢还是不忍心扎她了，有些犹豫了，有点胆怯了。
“来吧！没事！”褚莲鼓励我说道。
我开始给她扎针了，准确说，是开始在她身上练习扎针了，初次练习扎针，肯定扎穴位不准会疼的，可她却很坚强，一声不吭，她顽强的忍着，我偷偷瞥一眼她的神色，心中不禁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感。
好象那次针灸练习没有过多长时间，担任我们赤脚医生班老师的张大夫又让我们开始了下一个试验，试验的内容是联系听诊，这次没有了上一次的痛苦，却有比上次更为惶惑的心理考验，那可以说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情窦初开。
还是她先给我听诊胸部的心跳等声音情况，我有些不好意思，只觉得脸似乎有一种发热的感觉，偷眼一看她的面部表情，有些不大自然，但那拘束之感似乎一晃而过，一点也没有影响她的听诊练习。
“好了！”她说道。
又该轮到我了。我又不好意思起来，只觉得心在怦怦加速得跳动着。于一种无奈又有些许的好奇理念支配下，开始给她听诊胸部心脏跳动等情况了。我戴好听诊器，匆忙中只看了一眼她胸部的大体为止，便把那听诊器伸了过去。听诊器好像一个导体，通过这个导体，我感觉到褚莲那处于青春期发育中已经有了一种隆起之感的胸部变化了，听诊器传递着她那怦怦地剧烈的跳动声响。我不敢抬头，像是在做贼，只敢偷偷于不经意似的偷窥她一眼，只见她那原本白皙俊美的脸庞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染上了两朵红云，又像是两朵粉红的桃花，她侧着脸，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美的质感在飘动着。我们在互相读阅着对方，感应着对方，像是由远道而来相向走来，两颗心在接近着、接近着。
要说最轻松的，要算是我们那次去野外寻找中草药了。
那时一天的下午，秋风飒飒，天高气爽，张大夫组织我们全班学生到田间来寻找中草药。那时刚刚收获了玉米、大豆和棉花的田野，地里的青草、野菜还一一生长着，只是有了一种挂了果实的成熟之色。到了那地边，我们便按照老师的意图，两人一组寻找、辨认各种中草药。
我和褚莲不约而同地如愿的结为一组，我们一边走，一边低头在丛生的杂草间仔细寻找、采摘、辨认着。
“这就是野生地黄吧？”褚莲弯腰从地上拔起一棵草药，问道。
“对！”我说道。
“这就是野生地黄，有养血、凉血止血功效，主治血热妄行、吐血、便血等等，奥！还治你们妇女崩漏、浑身发热呢！”
“谁问你这个了？”褚莲脸色微红的嫣然一笑，又由衷说道，“看来你王英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医生呢！”
“但愿吧！哎？你知道这是什么药材吗？”我一弯腰顺手从干枯的水渠边拔起一棵药材，问道。
“这是益母草呀？又叫坤草，辛苦微寒，治淤血阻滞，月经不调……奥！治的都是妇女病。”
“这个我认识，这是野枸杞子，专治……”
我们边走边谈，我感到由衷地惬意。感到那天的天气格外得晴朗，天竟是那么蓝，风竟是那么柔爽，远处的树木、地里的青草都对我们带着笑意，那带着玉米的秸秆叶子被飒飒秋风吹得沙沙作响，像是对我们发出的赞许的笑声呢！
我真想就这么过下去，然而就在这年的冬天，我们结束了在霸中两年的高中学习生活而各奔东西了。
临毕业分别那天，她给我买了一个日记本，我接过笔记本，翻开头一页，只见上面是她用那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写的一行字：赠王英同志分别留念/愿你：下面是一首近似于顺口溜式的赠别诗，那诗是这么写的：
扎根农村干革命，
志在世界一片红，
努力接好革命班，
三大战场打先锋。
1975年12月22日 褚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