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年里，就在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每月攥着几粒碎银子算计着紧巴巴的日子时，就在我们面对充满魅力和风险的商海犹豫愣神的当儿，呼啦啦冒出几拨儿腰缠万贯的大款、大亨和“新贵”。也许是这钱来得太容易轻松，款爷们（时下都这么喊，我也附庸一回）大把大把地花钱，或宣泄，或显耀，或取乐，他们那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派头足使你头晕心跳，惊叹不已。且看几组镜头：
相貌平平斗大字认不了仨的某大亨，鼓胀的钱包晓得他也要过过总统瘾。于是斗胆走进北京某大饭店总统套房，1200美元终于使他如愿以偿，翌日，他点了份上千元的西式早餐未下一箸便扬长而去。
两千元人民币卷成的四个炮仗在除夕之夜炸响，它的主人，一位年轻的富翁为此兴奋地泪流满面；杭州俩大款当众比赛烧人民币，几千元烧掉面不改色；某“新贵”在歌舞厅与人斗富拍下12000元只为听一次《我爱北京天安门》；臭名昭著的沈大福为博歌女一笑甩手万元。
35万元一桌酒席，60万元一件皮衣，20万元一只巴儿狗，大款们连眼都不眨。活时灯红酒绿，一掷千金，死后也想高人一筹，于是十几万元一座的坟墓已给尚未出世的儿子修好了。温州某地爬满山坡的“椅子坟”已成为活人摆阔显富的手法儿。
宅院祖坟的气派，婚丧嫁娶的排场，衣锦还乡的风光，吃喝玩乐的阔绰，病根在于被老祖宗拉入骨子里的等级观和炫耀摆阔出人头地的名利虚荣观。东南沿海某地一包工头，苦孩子出身曾给地主干过放猪赶牛之类的活计、小时对地主坐轿时那颐指气使的神气劲儿既恨更羡。几年前暴富之后第一件事便是订做了一顶花轿雇了4个轿夫抬他满村子绕了三圈儿，尝足了当地主老财的滋味。然后金屋藏娇悄悄“娶”了小，一副过把瘾就死的架式；出国扒分搜洋队的哥们姐们，受尽洋鬼子的气几乎是用人格和生命换来百八十万，回国后自以为有了做老爷老娘的资本，把气全撒在同胞身上，恨不得11亿人都来服侍他们。
这是又一种造神运动——对金钱的神化；这是一种社会示范，引发着社会上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奢侈浪费之风的滋生蔓延和对贵族身份的渴望。君不见，遍布全国大城市花样翻新的精品名品店常常人头攒动；肯德基麦当劳不过卖卖快餐，只因是洋玩意居然家家爆满甚至排起了多年不见的长龙。人们要的就是那个劲儿，那个派，那个谱，再时髦一点，叫感觉。这可真苦了那些靠工资吃饭的爷们儿，看着神气活现的款爷咱也不能太跌份不是？上千元一套的时装几百元一瓶的香水，咬咬牙槽，掏！
然而，金钱可以买来肉山酒池，却买不来高尚的精神生活；金钱可以引来美女如云，却换不来真正的爱情；金钱可以充分满足虚荣，却不能堆砌出大款们梦寐以求的贵族气派。一个成熟的商人会最大可能积累资本，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一个成熟的商人应具有扶弱济贫的社会责任心，绝不会把钱用在无度奢侈的消费之上。如果不关心社会公益，丢失了一份最珍贵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那么赚钱还能作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操的哪份闲心，自己挣钱自己花招谁惹谁啦！那么请问：除了凤毛麟角的明星大腕又有几人能靠诚实劳动一夜暴富？
于是，有人以手中职权索贿受贿权力经商化公为私，或巧立名目慷国家之慨公款吃喝旅游出国；有人以假冒伪劣产品牟取高额利润或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和法律较劲儿。森林般的贪婪罪恶之手伸向国家，黑色的灰色的收入供自己挥霍享受，这种沉重已不是这篇短文所能承载得了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两位老人的故事：
一个是加拿大首富、私产世界排名第八的肯·汤姆森，他所经营的业务遍及全球，每周有440万美元汇入他个人的账户，但每天仅花销3~6美元。他“常常走很远的路去买便宜货”。一天他看到某商店汉堡包大甩卖便激动地买下六大食品袋。也就在这一天，他支付了6.41亿美元买下了一家企业。他有句名言：“创造财富是神圣的，奢侈是一种罪恶。”
另一个是位中国老人，每月拿着十几元津贴在贫困山区小学默默奉献了大半辈子，累出了严重的眼疾，乡里筹钱准备为他做手术他拒绝了。为了批改作业他不得不点上两盏煤油灯。为此他竟深感不安：“我给国家浪费了！”尽管这区区几元钱“浪费”得多么合理高尚，尽管与大款们挥手千金的派头相比，与全国每年近千亿元的公款吃喝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知道，这几元钱或许可以改变一个失学孩子的命运。
我真担心，这位可敬的老师，如果知道有人像蛀虫一样尽情享受吞噬着国家的财富，知道大亨们一顿饭就能吃去他几百年的工资，知道有人因渎职而使国家蒙受亿万元的损失，他会不会愤然折断教鞭离开那张简陋的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