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一些官员早就提出要限制三藩的权力，有一个叫王熙的官员上疏指出：“宇内甫平定，而三藩各拥重兵，吴三桂尤强，擅署置官吏，寝骄蹇，萌异志，子应熊以尚朱，居京师，多聚奸人，散多钱交通四方。”他建议朝廷裁兵减饷，可以削弱三藩，充实国库。
其实，早在四大臣辅政时期清廷就开始了逐步削弱三藩的权力。比如说，收回吴三桂的“大将军印”，这是顺治帝授予给他远征云贵的，执掌征伐大权，但云贵平定之后，吴三桂却迟迟不交，在四辅臣的催促下，吴三桂被迫上交“大将军印”。康熙五年，玄烨还未亲政，朝廷又裁除了三藩的用人题补之权，收回了云贵、广东、福建的官吏任免权。
康熙亲政后，对三藩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一面安抚示好于三藩，一面则亲自挑选官员前往云贵、广东、福建担任总督、巡抚等要职，牵制三藩。而吴三桂等人则害怕“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不断试探朝廷，在不损害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也做出了一定让步。但是三藩和朝廷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三藩又不肯交出军权，成了朝廷统一政令的最大障碍。
在这紧要关头，一个突然的事件引发了朝廷一场撤藩还是不撤藩的大讨论。康熙十二年（1673），尚可喜听从谋士金光的建议，上疏称：“臣年七十，精力已衰，愿归老辽东，有旧赐地亩房舍，乞仍赐给，臣量带两佐领军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计男妇二万四千三百七十无名，其归途夫役口粮，请敕部拨给。”康熙看到之后，大喜过望，认为这是解决三藩问题的好时机。康熙立即批复尚可喜，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还下令尚可喜率诸子、家口及藩下十五佐领官兵，迁移辽东海城。康熙又特遣侍卫前往广东宣读谕旨，抚慰尚可喜父子，并赐给可喜貂皮帽、天马裘、四团龙挂腰带。
尚可喜本想自己退休养老，将爵位传给长子尚之信，没想朝廷如此处理，虽在意料之外，却也无可奈何。但尚可喜退休和康熙撤藩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朝廷内外，耿精忠知道后，也主动上疏撤藩。但是吴三桂很犹豫，他自恃是云贵边防的“万里长城”，对国家有功，而且如今势力强大，朝廷未必敢于动他，如果也上疏自请撤藩，或许可以消除朝廷的疑虑。但吴三桂的真实想法却是希望跟明朝的沐氏一样“永踞滇中”，平定云贵之初，洪承畴也向清廷建议：“岩疆难靖，援明黔国公沐英世镇例，请（吴三桂）移藩久镇”，并获得清廷准许。也就是说，吴三桂虽然拥兵自重，却没有谋反之心，只想一直守着云南，安享晚年。他的谋士刘玄初曾劝他说：“上思调王，特难启口，王疏朝上而夕调矣。彼二王辞者自辞，王永镇云南，胡为效之耶！不可。”而吴三桂听了，却不以为意：“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
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吴三桂也给康熙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道：“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至康熙三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岁，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保，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
吴三桂侥幸地认为康熙会挽留他，但康熙却认为撤藩的机会来了。康熙马上召集大臣讨论此事，许多大臣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主撤，明珠赞同。康熙权衡再三，坚持说：“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于是康熙下令撤藩，限期令他们撤还山海关外。随后，清廷命朝廷官员等赴云南、广东、福建，会同该藩及督抚商榷移藩兵事宜。随后，清廷以陕西总督鄂善调任云南总督，宁夏总兵官桑额为云南提督。三藩地盘的控制权力很快将要迅速失去，对三藩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促使吴三桂加紧密谋。
本来吴三桂、耿精忠上疏请求撤藩，只是迫于形势，心存侥幸，并非其本意。所以一旦朝廷决定撤藩，他们便大失所望。正在朝廷为迁藩进行着周密的安排和计划时，失魂落魄的吴三桂却暗中部署兵马，封锁云贵道路，只许入而不许出，并积极勾结他省的旧部，又与耿精忠相互联络，准备起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