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在中共第三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六大后，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
项英原名项德隆、德龙，笔名夏英，曾化名江钧、胡成。1898年他出生于湖北武昌县一个职员家庭。项英七岁进入武昌县育才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又进入武昌私立日新中学读书。1913年进入武昌一家织布厂当学徒，三年满师后留厂当了纺织工人。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启发，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这时起，他就自动在工厂里开展斗争。1920年，他发动了武昌历史上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
1921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武汉也成立了长江分部。项英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主动去长江分部要求参加工会工作，被派到江岸去筹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工作。1922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项英作为武汉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项英参加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当选为总干事。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项英任罢工委员会总干事，代表工人和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的代表进行谈判。敌人将他扣押，并以枪毙相威胁，要他下复工命令。他坚强不屈，拒不下令。当时，工人们为救援自己的代表，包围军警示威抗议，终于迫使他们释放了项英。释放后，项英率领纠察队百余人冲入重围，试图营救同时被捕的林祥谦等工人代表，但由于寡不敌众，未能如愿。
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项英任党中央职工部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参加领导了“五卅”大罢工和上海三次工人起义。1929年11月，项英在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上作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报告》，向全国工人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
1930年8月，项英赴武汉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同年12月由上海经福建进入中央苏区。负责组建中央苏区中央局和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至1934年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期间，他为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4年10月9日，周恩来到医院看望正在治疗养伤的陈毅，对陈毅说红军主力就要走了，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含闽北军分区）与各直属的地方部队、第二十四师和第十军及各地区的党政工作，以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最基本的地区和最后坚持阵地，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
中央红军一开始撤离，蒋介石就以十万大军团团包围了中央苏区，狂叫“要斩草除根”。
10月12日，项英安排担架把陈毅从医院接回机关，研究掩护主力红军突围的问题。他们及时调整部署，动员人民群众参战，从而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支援红军主力突破封锁，进入湘南。随后，项英将部分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独立团，扩充红二十四师，调动大部队继续同敌人硬拼，致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到11月底，宁都、会昌等县城丢失。后来采纳陈毅的意见，作了游击战的部署。
10月22日，中央军区宣布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对国民党的暴行极为痛恨，对中央苏区日益丧失十分焦急。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最后一个县城会昌进攻时，他将红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弯塘岗，伏击敌人。11月22日，一战歼敌半个旅，击溃了另半个旅。这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唯一的大胜仗。
1935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统一指挥军事斗争，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他将部队分成九路，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保证对部队的有效指挥，项英、陈毅随红二十四师七十团最后突围。
3月9日下午，项英、陈毅随红七十团，最后撤离于都南部地区，向赣粤边的油山方向突围。从此，项英等与中央失掉了联系。由于敌人封锁很严，红七十团几次突围均未成功。为缩小目标，部队分路突围。项英同陈毅率少数人员冒着倾盆大雨，跋山涉水，于3月下旬到达山岭连绵起伏，千沟万壑，松、柏、榭、桦遮天蔽日的油山，与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李乐天、特委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
4月中旬，项英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军政干部全体会议，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面设信（丰）（南）康赣（州）、南雄和三南（全南、龙南、定南）三个县委，成立大龙中心县委，县以下组建区委、工委和支部。红军游击队编为四个大队，部署在各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5月，国民党军对赣粤边游击区发动“清剿”，出动兵力达三四万人，由广东余汉谋的第一军打头阵。余汉谋叫嚣：“不出三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县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联席会议，研究反“清剿”的方针和措施。10月，余汉谋妄图利用叛徒龚楚加害项英和陈毅。龚楚原是中央军区参谋长，突围后叛变了。一天，余汉谋指使龚楚率三十余名国民党士兵伪装成游击队窜入北山，又让叛徒何长林带路，寻找项英和陈毅，诡称向首长汇报工作。他们的伪装，被机警的警卫班长吴少华识破，吴少华看出这支队伍装束一新，行为异常，不象自己人，在快到我方哨位的时候便大喊：“他们是反动派！”吴少华顺势滚到山下脱险。我哨兵当即开枪报警。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听到枪声，安全转移。
1936年1月，赣粤边大雪封山，余汉谋趁机发动“篦梳式”的万人大搜山，重点“清剿”信（丰）（南）康赣（州）游击区。为打破敌人的“清剿”，项英亲自部署反“搜山”，组织动员群众，对抗砍山、搜山。各地游击队纷纷出击，使敌人首尾难顾。粤军计划七天的“大搜剿”，只在山上转了三天就草草收兵。项英和陈毅等人一起，渡过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1937年9月24日，项英前往南昌，就南方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项英的南昌之行，恢复了与党中央中断长达三年的联系。10月下旬，项英从南京起程，前往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
1937年11月7日，项英来到延安。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南方游击区工作作出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支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会议还决定，南方湘、赣、闽、粤、皖、浙、鄂、豫等八省十三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14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项英、陈毅还分别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副书记。12月23日，项英从延安回汉口。25日，在武汉的新四军干部聚集到大和街廿六号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开始办公。
1938年1月6日项英、叶挺率领在武汉的新四军军部全体人员抵达南昌。军部设在南昌市书院街高升巷新兴公馆。不久，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复：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安顿就绪后，项英就安排曾山、陈毅、张云逸等领导人分赴各游击区，具体落实部队的改编工作。全军共编为四个支队，共一万三千余人。
4月4日，项英、叶挺率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途经歙县、太平县、南陵县，到达泾县云岭村。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云岭这个偏僻的乡村，一直是大江南北新四军抗战指挥中心。项英在1938年9月离开这里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其余时间均在抗战前线指挥作战，六届六中全会后，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任书记。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韩德勤策划在大江南北对新四军发动大“扫荡”。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示叶挺：军部移到三支队地区，如顽军进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也可移苏南。刘少奇也建议新四军军部迅速北移。由于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因而对党中央的这一指示有不同看法，他致电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北移有困难，仍以在原地有利。”
11月，中共中央催促项英：“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必择其一。”根据中央的指示，12月初，新四军军部开始了北移行动，恢复了通向苏南的兵站线，工作人员和物资已分批转移。1月4日晚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全体人员踏上北移的征途。
就在新四军领导人作北移部署的时候，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勿使漏网”。蒋介石令顾祝同统一指挥第五十二师、一○八师、四十师等七个师一个旅共八万人，封锁新四军北移的通道，妄图将新四军消灭在长江以南。
皖南新四军北移部队冒着大雨开进。7日凌晨，担任前卫的老三团三营行进到离丕岭不远的纸棚村，遭到国民党军第四十师的炮火拦击，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了。三营当即给予反击，很快攻占了丕岭，将敌军追到星潭以西坑口，因敌人加强了火力封锁，三营前进受阻。跟随二纵队行动的军部机关及后续部队只得停止待命。
7日下午3时，项英召集军部负责人开会。叶挺主张集中兵力从星潭冲出去。项英认为如果部队打不下星潭，处境会更困难。到晚上10点，项英最后下决心：部队折回，朝丕岭以西开进，经高岭出太平。夜11点，部队轻装后撤。8日下午，在星潭与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相遇，军部和部队又改道向北，拟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8日晚，军部机要科截获敌军的两份电报，得知敌人要在9日拂晓发起总攻，将新四军聚而歼之。叶挺、项英指挥部队立即出发，拟先攻占茂林，经铜陵、繁昌间渡江到无为地区。
深夜，新老三团和教导总队一举攻占高坦，正准备攻打茂林时，敌援兵赶到，行动受阻。9日凌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带领少数人员离开军部，打算绕小道突围。他们在山里辗转了一天，也没有走出敌人的包围圈， 10日，回到了石井坑军部。10日黄昏，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地形多被敌军占领。13日下午，顽军向石井坑新四军又一次发动总攻，致使东流山制高点失守，对部队造成严重威胁。叶挺决定军部机关和部队分批突围。同时分工叶挺、饶漱石和部分机关人员组成一个分队；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及另一部分机关人员组成一个分队，分别突围。
13日晚，各纵队开始突围，叶挺、项英率机关人员向石井东北面突围，于14日拂晓来到大康王附近的西坑隐蔽下来。
在叶挺、项英分别率机关人员转移的同时，各纵队编成若干梯队，从石井坑向四周突围， 14日上午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包围圈。14日下午，叶挺亲自下山同一○八师谈判，竟遭顽军扣押，解送上饶顾祝同的司令长官部。14日深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部队掩护下，终于突破敌人的封锁，转移到丕岭、濂岭一带山地。先后汇集到丕岭、濂岭地区的有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第三纵队参谋长谢忠良等七十多人。为便于隐蔽，项英吩咐大家分散住下。项英、周子昆、军部副官刘厚总和警卫员黄诚住在赤坑山深处的蜜蜂洞内。
3月上旬，经周子昆安排，干部战士分头行动，探明了驻地通向长江北岸的道路，安排了渡船，准备了干粮，还弄了几十套便衣。项英决定： 3月14日向江北转移。13日夜，蜜蜂洞内伸手不见五指。项英、周子昆半坐在地铺上商谈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很晚才休息。
14日凌晨3时许，叛徒刘厚总摸出手枪，对准身边的项英连开两枪，又对周子昆开了一枪，致使两人当即身亡。黄诚摸到手枪正要还击，又被刘厚总一枪击中，身负重伤。刘厚总抢了项英、周子昆身边的财物，下山投敌去了。
项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虽然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但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心耿耿，并为之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