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代“大一统”的实现，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且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雄浑博大、挥洒性情的文化气象，胸襟开放、兼采并容的文化心态，绚丽多彩、或拙或雅的文化特点，是两汉文化艺术的精神所系。史学双璧的出现，一代文章的演变，长歌善舞的多姿，美术世界的琳琅，是汉代文化艺术大发展的表征。汉代的盛世气象，由此得以最充分、最生动的显现。
二十四史的头两部是《史记》和《汉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正史的基本体例，《汉书》则对这种体例进一步规范化。二者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前145或135～约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出身于史官世家，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他年轻时曾游历各地，体察各地风土人情，为以后的撰述打下坚实基础。武帝封禅泰山，其父司马谈不能从行，抑郁而终。临终前，父亲以国史相嘱。司马迁决心完成先人未竟之业，这成了他的终生志向。后来，他有机会遍览皇家藏书，为撰述作了文献准备。当司马迁一心一意撰写《史记》时，因为名将李陵辩护而遭受腐刑。受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但他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忍辱负重，终于完成《史记》这一史学名著。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130卷，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的纪传体通史，且犹详于秦汉时期的历史记述。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完整，结构周密，在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史记》以记载人物的《本纪》、《世家》、《列传》为主，以《表》、《书》为辅，综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对先秦史学做创造性继承。剪裁多精挑细选，叙事严谨活泼。文笔灵动，文字如行云流水，晓畅淋漓，一气呵成；秉笔直书，记事不隐不讳，彰善瘅恶，以成信史。故而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受诏撰《汉书》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从小接受良好家学熏陶，勤奋向学，博览群书，学无常师。他的父亲班彪对前人所写的《史记》续篇很不满意，于是博采遗事异文，写成后传65篇，尚未完成便去世。班固有志完成父业，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写作。后来有人上书明帝，告发他“私改作国史”而被捕下狱。他的弟弟西域都护班超怕他遭遇危险，赶往洛阳去替他上书辩白，同时当地官吏也把他的书稿送到京师。明帝欣赏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后又任命他为校书郎，典校皇家藏书。
永平七年（64），明帝命他完成西汉一代国史。班固撰写《汉书》的事业由此正式被皇帝认可。他积20余年的时间，至章帝时大致完成全书。《汉书》叙事，详于武帝太初以后的史事，绍承《史记》；对《史记》所记武帝太初以前的历史，也有所补充、调整。该书记载西汉一朝12世230年的历史，分纪、表、志、传四部分。纪、表，叙述历史大事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种历史人物，兼有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纪事翔实，结构严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由于班固自觉的皇朝意识和鲜明的正统思想，使《汉书》成为历代纪传体皇朝史的楷模，古代“正史”格局也由此而确定。
■《汉纪》——最早的编年体断代史
《史记》、《汉书》，是秦汉史学的最高成就，曾被誉之为“史学双璧”。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史学著作，最著名的莫过于荀悦的《汉纪》。荀悦（148～209），字仲豫，东汉末年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人。史载，献帝喜好典籍，以为《汉书》文字太繁多，难以阅读，所以，命荀悦依照《春秋左氏传》的体例，将80余万字的纪传体《汉书》改编成18万余言的编年体史书《汉纪》。此书文字虽省略不少，但“辞约事详，论辩多美”；虽系钞书而成，但对《汉书》还是有所订正增补。通过此书的编撰，荀悦提出自己的史学思想，即史学编撰应该达到五个目标：一是“达道义”，二是“彰法式”，三是“通古今”，四是“著功勋”，五是“表贤能”。荀悦也通过“史论”评点往事，议论时政，陈述见解，以为治国龟鉴。《汉纪》一书，体例虽效仿《左传》，但比《左传》更加严整；在按年月排比史事时，《汉纪》成功地将典章制度和重要人物的历史传记容纳其中。北宋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明言“仿效荀悦简要之文”，可见《汉纪》在中国编年体史书中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