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联络，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和谈的五条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结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攻；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这样，敌对了近十年的国共两党又恢复了联系。
4月，张子华又去南京，向曾养甫转达了中共中央愿意联合抗日的诚意，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国民党中央坦诚披露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并能得到书面的东西；二、要求南京方面派代表到陕北与中共中央直接会议。曾向上级报告后，立即把陈立夫口授的四项谈判条件转告张子华：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至于直接派员谈判，仍以“一时派不出合适人选”婉拒。5月，张子华把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四条送往陕北瓦窑堡，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接见了他。周副主席听完汇报，表扬道：“你的工作意义是重大的，你做得也很有成绩。”接着，张子华为了完成国共两党互换电报密码、电台呼号，直接通讯联系的任务，又在8月第三次赶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今陕西志丹县），促成两党直接通电，并携带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分别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和曾养甫的信件，改赴广州将信件送交谌小岑。10月27日，新任广州市市长的曾养甫会晤张子华，又向张口头转达了国民党关于与中共和谈的四点建议：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的名义可不要，改为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可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同时，国民党方面提出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并已为周办好了去港护照。第二天，张子华向中央电报上述内容。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回电给张子华，让他向曾养甫和陈氏兄弟转达中共四点意见。大意为：甲、请蒋先生按七月间对全国人民宣示的诺言，坚持民族立场，万不可对日再作任何领土主权之让步；乙、中共宣言：只要国民党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进攻，但在受攻击时，亦作不得已必要回击；丙、提议西北各军停止向红军进攻，各守原防，互派代表谈判。如果安全有保障，周可南下谈判；丁、先派潘汉年为中共谈判代表。中央电令张子华返回陕北。11月上旬，张子华第四次回到陕北，结束了国共密使任务，被重新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留在中央工作。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子华任中共代表团秘书，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和周副主席秘书的名义，在西安作统战工作。在西安期间，他按周恩来的指示，为营救西路军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广泛接触在古城的宁夏官方、民间人士，帮助和鼓励一些老同学参加抗日、投奔革命队伍。“七七事变”后，日蒙军大举西犯，宁夏有沦亡危险，中央决定加强对宁夏的工作，并派他以八路军的身份，到宁夏直接做省主席马鸿逵的统战工作。具体任务三项：其一、交涉在宁夏省会设立八路军八事处事宜；其二、谈判释放被俘红军；其三、商量陕甘宁边区与宁夏省的交界线问题。他还秘密会见了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组织科长袁金璋等一些留平老同学，鼓励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影响和动员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为扩大党在宁夏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张子华还利用这次回宁谈判之机，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中，看望了日夜思念的父母亲。
1938年1月，张子华调到武汉，任中共代表团民政部文化组主任。2月，调回延安，4月分配到抗大担任政治教员。在调武汉之前，张子华与抗大图书馆员李德贞（抗大毕业）结婚。1939年9月，张子华被秘密送进延安保安处隔离审查。他被指控在天津被捕时有“叛变”行为和赴宁夏与马鸿逵谈判时有“通敌”嫌疑。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无法查证落实的。接着妻子也被隔离关押，要他交待揭发问题。五个月后，李德贞在关押中生下了儿子。张子华给未见过面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延军”——寓意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出生的革命后备军。由于他长期心情抑郁，不幸染上肺病，于1942年病逝狱中，年仅28岁。
1983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张子华同志青年时期脱离地主家庭，追求进步，参加革命活动。三十年代，他在党的工人运动、地下工作和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在被审查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对党忠诚，表现是好的。现决定解除对他的‘政治嫌疑’，恢复名誉，承认党籍，并通知有关地区、单位做好善后工作。”1985年5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会议，为张子华恢复名誉，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孟长有
孟长有（1916～1941），革命烈士。乳名对对。出生于宁夏中卫县黄河北岸柔远堡乡孟家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孟家兄弟姊妹8人，长有排行第二、为长子。父亲发现幼小的儿子很有灵气，刚到五岁时，就抽空教儿子认字，后又教他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儒学启蒙书，还经常讲一些民间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人物故事，如岳飞精忠报国，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杨家一门忠义保宋廷和文天祥扬州烈火炼忠胆等，而这些故事却在儿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萌发了将来要当一个维护正义，为国为民除害，为大众解难的了不起的人。
大约九岁时，孟长有进入柔远堡小学堂念书，这时正值大革命时期，柔远堡位于甘肃省城兰州经宁夏通达北京的交通干线上，经常有在京求学的甘肃学生往返其间，他们还常在沿途各地举行演讲会、报告会，介绍平、津、沪等地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对于当地青少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新思想、新文化之风及时吹进中卫地区。尤其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国民军入甘前后，曾先后有共产党员冯静山、王辅臣、宣侠父、钱清泉等人和军中各级政治部的大批政工人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中卫各地广泛深入地宣传过革命的道理、马列主义的理论，驻军还在当地举行过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对于长有来说，所有这些强大的社会影响，都与幼小时父亲的启蒙教育一脉相承，对他的健康成长起着决定性的正面影响。193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城应理高级小学堂，小学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卫县初级中学。
在初中学习的短短几年，是他从一个普通青年学生向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成长的转折阶段。实现这种转变的指路人是潘钟林、尚健庵两位共产党员教师。潘老师是北京大学体育系毕业的中卫籍青年教师，在学校教体育课兼任军训，他经常给学生讲读书救国的故事，教育学生们将来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尚健庵（原名尚宗武）是来自北平市的一名地下党员，就是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尚钺先生。他经常在上国文课时，向学生们讲解鲁讯先生的《彷徨》、《母亲》、《呐喊》、《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和杂文。尚老师观察到长有善良正值，勤于独立思考，有远大理想，所以对他特别赏识，课外时常把自己带来的革命书籍如《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借给他阅读，还在宿舍里给他讲解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国共第一次合作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历史。从此，孟长有胸中点燃了革命的火花，他决心以老师的教诲鞭策自己。长有在学校里常为穷苦学生打报不平，为正义担当风险。当时学校有几个省党部派来为防止师生“赤化”的军训官，这些家伙提着军棍、皮鞭，在校园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师生都恨之入骨，背后骂他们“黄鼠狼”。长有带领一些学生专跟这伙“黄鼠狼”作对，还在夜间痛打一个最坏的军官，为师生们出了一口气。在他的带领下，同学们还掀起几次学潮，以小报、传单形式揭发校长、会计相互勾结克扣学生伙食津贴的行为，迫使校长当众认错，并解除那个会计。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他在学校积极参加抗日宣传进步组织的“读书会”、歌咏队，并利用课外时间，秘密阅读了《中国的西北角》、《野草》和《共产党宣言》等大量进步与革命书刊，增长了革命理论修养。在行动上带头投身到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救亡宣传活动中去，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的宣传活动，处处都有他的身影。很快就引起了宁夏反动当局和马鸿逵便衣特务们的注意，由于中共宁夏地下工委书记李仰南的帮助和亲自安排，使他免遭迫害，平安离开宁夏，投奔到延安，实现他自己多年的愿望。
1938年7月，孟长有由组织包送到抗日军政大学，被编入洛川一大队二支队学习。学习期间，他首先参观了革命根据地军民团结大生产的动人情景和丰硕成就，还幸福地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教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进步很快，入学当年底就被光荣批准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由一个追求正义，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位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后抗大洛川大队和庆阳大队奉命改建为抗大一、二分校，校址迁到抗日前线的太行山区。长有随一分校来到晋中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继续学习。这时他已担任分队长，并荣立一次战功。在抗大这座革命大熔炉中的冶炼，使孟长有迅速成长为一名既有高度革命觉悟，又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并具有较强组织能力和独立工作本领的革命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