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党组织在领导学潮斗争取得完全胜利之后，又不失时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准备建立一支由我党控制的革命武装力量。此时，正值曾领导过反对冯玉祥武装爆动的原“西北边防联盟”“总司令”马仲英重返西北来到宁夏，被省主席马鸿宾委以教导大队大队长，以资羁縻，谨防这位“尕司令”再生事端。据说此时的马仲英已在内地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在待机举事，所以有目的的经常到宁中参加师生们的一些活动，并与李天才等进步学生交朋友。党组织也指示李天才利用这一关系，策动马仲英起事。李天才还去中卫县，联络青年学生刘成栋、张曦等十余人分别去做驻防在中卫县的马仲英旧部马谦的工作，争取他们继续眼随马仲英重新举起反军阀大旗。但是因为消息走漏，马鸿宾准备先下手逮捕马仲英、李天才等人。马仲英却不露声色，以骑马放鹰为名，逃出省城，赶往中卫县，收编了已被李天才等人做过工作的旧部一千余人，带往河西走廊地区。李天才等一批青年学生也参加了马仲英部，在马部做政治工作。1931年初，马仲英部在河西受挫，李天才等人又回到宁夏，这时杜润芝、杜立亭都因宁中学潮和马仲英“反叛”事件，被以“共党嫌疑”而拘禁。杜立亭因有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关照很快被获释，而杜润芝则仍在狱中坚持领导宁夏党组织的工作。李天才回到宁夏以后，杜润芝就根据他在学潮和兵运工作的实际表现，亲自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兰州爆发“雷马事变”，冯玉祥余部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发动兵变，扣押省主席马鸿宾，消息传到马鸿宾的根据地宁夏，他的三伯父马福寿以代理宁夏省主席的身份，命令马鸿宾部新编第七师旅长冶成章，率留驻宁夏马部主力开往甘肃，准备以武力营救马鸿宾。此时宁夏仅剩下一些收编的杂牌武装留守，防务一时空虚。在狱中的杜润芝决定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在马部非嫡系部队中发动兵变。党组织决定由李天才、梁大均、李振邦三人分别负责组织宁安堡（今宁夏中宁县城关镇）和省城小南门及掌政桥三处驻军举行武装暴动。当时宁安堡驻军是马鸿宾部特务营，该部机枪连连长孙天才与李天才是枣园堡同乡和小学同学，孙原是枣园护路队队长，马鸿宾为扩充实力，将他收编。这个营副营长是张自箴，原为恩和堡护路队长队长，也被马部收编，但他不愿就职，赋闲在家。这二人都不满马部的排挤，早想脱离马家军另谋出路。经过李天才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孙、张二人都同意配合银川武装暴动，共同反马。李在向杜润芝汇报后，党组织决定以“抗日救国西北军”的名义，于12月23日夜在三处同时行动。二十三日夜，李天才把从恩和、鸣沙、长滩等地动员来的一百余人，召集到南河桥外，进行简要的战前动员后，就向洋行进围。但因担任内应的特务营一连连长梁生海记错了约定的时间，误认为是发生了敌情，当即开枪打死了围攻堡城的李绪娃，枪声也惊动了营长杨寿堂，全营马上组织警戒和抵抗，致使攻营计划落空，暴动失败，李天才本人也被捕押送省城监狱，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他始终没有泄露一点党的机密。
1932年，兰州“雷马事件”和平解决，马鸿宾获释，又返回宁夏自任“省主席”。马鸿宾为了经营好自己的根据地，缓和各方面的关系，李天才和杜润芝就在这种背景下，先后被具保释放。3月，李天才被堂兄、枣园国民小学校长李天禄聘请为国文教员。这时李天才完全成长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战斗岗位，讲台当然也不例外。他在枣园小学任教期间，便利用讲台，教育学生“做新朝代的新主人，不当亡国奴，救国救民，敢于冲锋。”他在讲授辛亥革命七十二烈士一课时，激励学生们将来一定要学习革命先烈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解放，具有敢于抛头胪撒热血的献身精神。这时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为了宣传抗日，他还自编抗日新歌教学们唱。
1932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杜润芝离开宁夏去兰州，与谢子长、王儒林等共同筹备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策划靖远水泉兵暴的准备工作。5月，李天才也去兰州，与杜润芝一起同去水泉，6月水泉兵暴成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宣告成立，孙作宾任司令，杜润芝任政委。李天才担任联络委员，做后勤工作。后因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转入地下活动，甘宁两省开始通辑游击队领导人，李天才也被列入通辑名单中。他只身潜回家中，隐蔽数日，后化装成船工，经包头到了北平。
1932年秋季，李天才在北平找到宁夏留平同学，很快又与张子华、孙殿才接上组织关系。按照张子华的安排，在西城建立一处秘密联络点，协助张子华做工作。第二年，李天才就独当一面开展地下活动，他组织过宁夏留平学生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还在北平后门洋车工会和东城怄俄语商学院各建立一个据点，以保证与华北总工会负责人饶濑石和秘书张子华的联络畅通。他有时为了掩护同志，躲避敌人追捕，往往深夜只身藏到古庙内，神像后，甚至是积骨寺的棺材中，一次次冒着生命的危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3年六七月间，为了宣扬冯玉祥、吉鸿昌等爱国将领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抗战大捷和收复失地的重大胜利，李天才在北平积极组织工人进行各种庆祝活动。铁路工人还举行了阻止国民党军队运兵攻打张家口的“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大罢工。就在这次活动中，由于李天才在工人中频频露面，非常活跃，引起敌特的注意，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同年八九月间，李天才在门头沟被秘密逮捕，并送到天津监狱关押。在狱中他以惊人的毅力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无论是什么大刑，如拔筋床、烙铁烫和赤脚走钉床等，还是什么糖衣炮弹，如许高官、金钱和美女，都不能丝毫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还愤愤质问敌人：“中国工人爱自己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自由，何罪之有？”“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替日本帝国主义镇压工人，欺压同胞，犯下滔天大罪，人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总有一天要清算你们的罪恶的！”敌人对于这个软硬不吃的年轻人毫无办法，竟残无人道地向他鼻孔灌辣椒水，致使李天才窒息而死，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李天才同志是宁夏地区较早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的革命先躯。
张子华
张子华（1914～1942），革命烈士。原名王绪祥，乳名宿祥，曾化名王少髯、黄汉等。宁夏中宁县恩和乡沙滩村人。他出生于一个富绅家庭。王家在七星渠两岸拥有大片良田和枸杞园，又兼营枸杞和中药材生意，在恩和堡开设“天顺祯”商号，还在天津“惠源长货栈”设庄，常年往上海、天津、香港等沿海商埠口岸城市批发枸杞、甘草等中药材。
张子华自幼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又按部就班接受了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1926年，当他在恩和高级小学即将毕业之际，正是全国大革命高潮之时，控制大西北的冯玉祥将军，当时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和国、共两党的帮助，在军内层层设立政工机构，吸收大批共产党员从事政治工作。冯军所到之处，政工人员开展各种政治宣传活动，发动群众，在城乡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国民军在宁安堡（今中宁县城关）驻军政工人员、共产党员刘进、刘屏先曾多次到恩和高级小学搞宣传活动，介绍全国革命形势，要求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组织起来，投入到革命的运动中去，向本地的封建势力作斗争。王绪祥和孙殿才被同学们推选为头，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经常走村赶集，搞一些宣传活动，通过这些社会活动，他和同学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理论常识，培养了一定的组织能力，为他今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基础。
1928年，王绪祥高小毕业后，先考取甘肃省兰州第二中学，于1930年8月又去了北平。他的三叔父王含章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北平国民政府任职，帮助侄儿选择了知名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高中部让他继续学习。汇文中学恰是东城区的学运中心，学校里有中共地下党支部。他一入校就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表现十分活跃，很快被党组织发现，培养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了表明自己立志做中华民族的儿子，献身于革命事业，入党时改名张子华。”入党以后，他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涑石（人称王蛮子）的直接领导下，主要从事学生运动。其间，他曾于假期被派往门头沟煤矿，组织过工人运动，还参加过国民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反对机器南迁的罢工斗争。在与工人群众共同生活，一起劳动和团结斗争中，使他经受了很大的锻炼，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洗礼，成为他在革命道路上健康成长的又一个新起点。经过这次锻炼以后，党组织调他到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任秘书，在这段时间里，他组织和领导过天津码头和沙厂的工人运动以及唐山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还代理过全总华办的党团书记。此时，张子华已成长为我党的一名职业革命工作者。
在北平期间，张子华特别关心和帮助家乡同学组织的“宁夏留平学生会”，主动吸收学生会中的积极分子袁金璋、高尚信、姚启圣、潘钟林、路秉监、征克非、吴介凡等十二位同学组成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辅导他们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辩证唯物论入门》、《现代世界观》和江西苏区编印的英文小册子《论坛》等革命理论书籍；并帮助学生会创办会刊——《银光》（后更名《宁夏曙光》、《塞北》），还亲自指导和组织大家踊跃投入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所开展的一些活动；并提议宁夏留平学生会酝酿组织和在加革命武装，推翻马鸿逵家族对宁夏的黑暗统治，动员宁夏学生王子瑞、潘钟林、苏印泉等赴张家口，参加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一些同学在张子华的影响和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更多的同学则始终坚持进步，成为党的亲密朋友。
1933年底，张子华受全总华办派遣，化装成商人来到天津，负责领导天津唐山地区的工人救亡运动，组织工人纪念“五卅”运动九周年活动。5月中旬，在一次前往主持召开工人积极分子会议的途中，被警方便衣逮捕，但因为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不久获得自由。出狱后，被调到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机构工作。1934年9月，中央代表陈铁琤（即孔原）派他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巡视工作。当时敌人正在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形势非常严峻。而陕北却并存着以谢子长为首的陕北边区和以刘志丹为主要负责人的陕甘边区的两块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党组织方面，也有陕北、陕甘两个特委并存；在军事指挥上，亦有陕北和陕甘两个边区军事委员会各自独立，情况比较复杂。10月，张子华化名黄汉进入陕北。在做了大量工作以后，张子华返回北平，向陈铁琤汇报了情况，并征得陈的同意后，立即写信给陕北党组织，传达了中央代表的指示，批准了陕北特委的决策。1935年2月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惠子俊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陕北革命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地方游击队，由刘志丹统一指挥，实现了陕北革命阵营的大联合，为后来三大主力红军汇师大西北、建立陕甘宁中央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5年初，张子华随同陈铁琤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负责人），兼联系河北省委政治交通。5月，改任鄂豫陕边区特派员。就在此时，他接受了一件十分重要的特殊使命——国共第二次合作和谈的秘密联系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推动下，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主要是为了保全蒋家王朝的根本利益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蒋介石不得不准备对日作战。实行全面抗战以前，国民党政府要调整国内外的政治关系，特别要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改变同中共的敌对状态。蒋介石把打通与中共关系的任务交给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等少数亲信秘密办理。于是CC系头子陈立夫指示他北洋大学和匹堡大学的老同志、CC骨干成员的交通部部长曾养甫具体负责实施。曾转而又找北洋大学同学、交通部高级专家谌小岑帮忙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因谌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谌通过各种渠道，才展转找到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左恭，向他通报了国民党中央希望与中共谈判的意愿。左即时把这一重要情况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上海党组织选择了张子华担此重任。党组织认为张子华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立场坚定，能力强，又具有其叔父王含章在国民政府任高级官员的背景，而且是西北人，又去过陕北，人地熟悉，条件最为理想。当时只有21岁的张子华就担任了国共两党中央开始接触和早期谈判的秘密使者。
1936年1月3日晚上，左恭陪同谌小岑与黄君（张子华）第一次会晤。谌传达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思，并请黄先生帮助与中共中央搭桥。第二天，黄回访了谌，三天后又向谌通告，中共方面愿意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意愿，同意两党进行和谈，一致抗日，并建议由国民党方面派出代表与黄一块前往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面谈。国民党方面表示有些困难，便由宋子文出面，请宋庆龄从中设法帮忙。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亲笔信，委托周继武（真名董健吾）以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与上海党组织派往陕北的黄联络员（张子华）一同前往陕北。张、周二人到西安后，得到了张学良将军帮助，于二月十九日，进入陕北，到达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今陕西省子长县）。因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东征战役前线，由林伯渠、秦邦宪等接待了客人并听取汇报，随后张子华专程赶到东征前线的交口镇，向中央详细汇报了他与国民党方面几次接触的情况，还把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处境情况一并作了汇报。毛泽东夸讲他：“你作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中央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决定继续派他作为中央的联络员。3月中旬，张子华返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