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后现代主义特征。西方当代文论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时期的人文思潮成为翻译理论的主要源头。第一时期是古典主义（Classicism），第二时期是现代主义（Modernism），第三时期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始于20世纪50到60年代，以法国反传统浪潮兴起为标志，福柯（M. Foucault ）、德里达（J.Derrida）、利奥塔（J.F.Lyotard）等为代表。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冲击。它以批判和背离现代主义为标志，其目的是消除现代理论和摧毁现代文明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同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非深度性。（二）多元共生性。（三）思维的否定性。（四）消解话语权力等等。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当时正值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女性主义理论也随之澎湃发展。早在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开始之前，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现。最早的关男女平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Platon），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就把柏拉图视为第一个女性主义者。此后，涌现了一大批提倡男女平等的学者，如法国的彼森（Christine de Pisan）、英国的埃斯泰尔（Mary Astell）等等。随着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也随之兴起，并且在这次运动中，产生了最早的女性主义流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之后的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并称为现代女性主义。现代女性主义可以说是女性主义在没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之前的主要特征。从表面上看，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似乎毫不相干，后现代主义关注意义、解释和二元论；女性主义关注实现妇女解放的政治目标。但实质上二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两者都是有意颠覆现存传统的理论思潮；两者都具有努力按照理想计划来改变现实社会的实践特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们虽然一直各自独立地工作在一个共同的领域内，但两者在反对父权制，反对二元对立，及解构理性、知识、强调差异性和多元论的问题上，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斯皮瓦克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必然的会在她的翻译理论中烙有后现代主义的特点。
同时身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福柯提出了著名的权力理论，包括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他认为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由话语组成，话语是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了权力的操作。因此，话语隐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话语就是权力的代表。而斯皮瓦克同样也通过语言和翻译来改变女性的命运，她关于翻译政治的命题是针对已经隐含在现有的话语秩序和思维程序背后的政治暴力，即不同语种之间存在的等级秩序或者同一语种内存在的话语霸权。同时，几乎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斯皮瓦克都是在以女性的名义写作，所采用都是关于女性文本和翻译的实例，目的都是呼唤女性觉醒的同时强调语言及翻译对于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性。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
其四，后殖民主义的特征。斯皮瓦克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后殖民者，随之她在其后殖民批评研究中引进了性别翻译的视角。如同雪莉·西蒙所说，“她的著述将翻译实践和后殖民理论紧密联系起来”，斯皮瓦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后殖民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她在权力和差异对语言产生影响的认同中。权力一直是后殖民主义关注的焦点。斯皮瓦克将权力与翻译结合起来。西方翻译史中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翻译过程、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借以充满性别歧视的隐喻建构并强化着其间的权力等级秩序。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大都以女性和女性文本为例，谈及女性是非真实的虚构性和想象性的“他者”，进一步她涉及到语言的“他者”形象。而虚构性和想象性的他者的地位背后是殖民统治的权力的暴力。女性如此，翻译也如此。翻译中的殖民统治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更体现在具体的策略中。这些在斯皮瓦克看来，那种单纯依照语言的逻辑要求而根据指示明确的联系来进行的逐字翻译，缺乏对不同文化语言修辞的认识或摈弃异质语言的修辞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翻译的殖民主义。她反对翻译中的殖民统治，认为应当关注文本之后的权力。
其五，非主流文化研究的特征。众所周知，译者、翻译、甚至具体到印度的翻译，这些都一直处于西方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呈现出一种非主流文化的特征。而斯皮瓦克从事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非主流”文化的研究，她的“非主流”文化研究的目的是要非主流社会，团体，性别，消除“非主流”的身份，并使其得到认同，从而削弱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而言，在斯皮瓦克看来，处于非主流文化中的翻译、译者和女性的崛起无疑会重写翻译的历史事实，之前他们一直徘徊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边缘上而得不到身份和价值上的认同，相反却被看作是西方的附属物与陪衬物。即便是这样，翻译、译者的边缘地带的力量也是不能忽视和低估的。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抓住机会进行“非主流”或者“非边缘化”的努力。并采取各种翻译策略使其他者和非主流的身份得到改变。如果对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从宏观的角度今昔归纳归纳，可将其特点归纳为女性主义特征和政治翻译的特征。
斯皮瓦克在翻译研究领域成就非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成就了斯皮瓦克。在此领域，斯皮瓦克是因成功翻译解构主义理论大师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一书而一举成名，从而确立了其在西方翻译界的地位。在此书中，斯皮瓦克挑战了传统中的翻译定义，提出了独特的翻译主张：关注翻译中“他者”的存在，斯皮瓦克基于逻辑性和逻辑系统的“阅读即翻译”的思想从本质上是在强调翻译中“他者”需要得到显身的事实。修辞和逻辑之间不协调的关系能够建立一个一直以来隐身的“他者”的世界，而这一世界的现身也是真正的翻译的前提。这一见解是斯皮瓦克对于传统的翻译理论的一个颠覆性的进步。千百年来，“他者”的定义引人思考。“他者”、永远居于主体的陪衬地位。“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对“他者”存在的关注也体现了斯皮瓦克女性主义角度的特征，对女性、译者和翻译的“他者”身份关注并且致力于改变这一身份一直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即识别、批判那些将女性又将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为此讨论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不仅如此，斯皮瓦克还提出了很多富有新意和鲜明庶民学派式的翻译策略。
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深受庶民思想、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的观点、后殖民主义同时还体现了她非主流文化研究的特点，这些思想影响了她翻译理论的形成并渗透其中，同时她独特的翻译思想又推动了这些思想的发展。它们互相融合于一体，相互影响，又各具特色。但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斯皮瓦克多样性的立场、晦涩难懂的个人文风及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之处。斯皮瓦克翻译思想融汇了庶民思想、解构主义特征、后殖民主义特征、女性主义特征，而这些特征无一例外又渗透着斯皮瓦克各种理论学派的混杂的学术背景特征。正所谓“百川纳海，有容乃大”，斯皮瓦克将这些学术思想互相交叉、相互借鉴，而后用于自己的翻译见解中，不拘一格又独树一帜。其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
研究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各种理论背景，既有助于对斯皮瓦克翻译思想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向着纵深方向进一步发展，又可展开与其相关的各种学派、语言理论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此二者涉及到研究范围非常之广，也可推进这些相关领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