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
吴元年九月，朱元璋灭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投降。同月，又派军南下征陈友定。陈友定本为驿卒，因袭击红巾军有功，官至福建行省平章，占有闽中八郡，一直效忠元朝，与朱元璋为敌。次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年号洪武。同月，明兵攻取建宁，进围延平，陈友定被俘，福建平定。接着，两广也为明朝所有。
正当元朝统治下的北方处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北伐。他再三申明行军纪律，又发布了北伐檄文，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根据朱元璋的作战部署，徐达率军先抵淮安，攻占山东全境。洪武元年三月，徐达等进入河南，同时，由冯宗异率领的偏师克陕州，扼潼关，西略华州，以防李思齐等援兵东犯。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准备进军大都。闰七月，明兵会集德州，步骑舟师继续沿运河北上，下长芦，克清州，至直沽，大都震惊。七月二十八日，当明军占领通州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逃到上都。八月初二，徐达率北伐明军进入大都，元朝政权被推翻。时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等盘踞陕西，纳哈出据守辽阳。九月，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山西。十二月，扩廓帖木儿乘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空虚，率军出雁门关企图夺取北平，徐达等直取太原，又偷袭扩廓兵营，扩廓大败，仅以十八骑逃遁，太原失陷，山西平定。洪武二年四月，常遇春、冯宗异等率军入陕西，李思齐投降。常遇春、李文忠又率军直捣上都，元顺帝再往北逃，次年四月病死于应昌。
明
中国历史上继元之后的又一统一王朝。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疆域最广时，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兀的河（今乌第河）流域，西北到新疆哈密，西南包有今西藏、云南，东南到海并及于海外诸岛。朱明王朝传十二代，历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共十六帝，统治二百七十七年。崇祯初年，陕北爆发农民起义，不久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明亡后，其残余力量曾在南方建立弘光等政权，史称南明。
明朝的建立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最终导致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大起义。在各路义军之中，朱元璋所部军纪严明，兼有文士冯国用兄弟、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武将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善战，终于脱颖而出，成为起义军主力。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起义军大宋政权任命其为平章政事、左丞相，朱元璋遂广聘能士，采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对外攻城略地，屡败陈友谅、张士诚，势力扩展至苏、浙、皖、赣。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会战于鄱阳湖，友谅大败。次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十六年，他发布《平周檄》，虽仍沿用大宋龙凤年号，却已流露出称帝自立之意。次年九月，克平江，俘张士诚又迫降方国珍，南征陈友定，南方割据势力基本廓清，遂派徐达、常遇春统兵二十五万北伐。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是为明洪武元年（1368）。同年八月，明北伐军进入大都，元朝政权被推翻。此后，明军分兵略地，先后平定西北、四川、云南、东北等地，统一中国。
明末农民起义和明王朝的灭亡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明末，社会矛盾继续加深，土地空前集中。神宗时，皇室的庄田达两万一千多顷，其中一部分已扩张到江南。神宗之弟潞王朱翊谬在湖广等地占田四万顷。神宗子福王朱常洵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两万顷，三女占田共七千五百顷，以后桂、惠二王又占田一万顷。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等省王庄密布。地主官绅也争相置产，这些人对田土的侵夺，比王庄、皇庄尤剧。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六七百顷，多者千余顷。在土地肥沃的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已达到“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的程度。在拥有水利灌溉的成都平原地区，十分之七的土地是王公占田。在封建地主阶级兼并土地过程中，大量劳动人民沦为贵族、地主的佃农、雇工和奴仆。王公、勋戚向佃农征收高额银租，每亩地收租银三分、五分，甚至一钱。桂惠二王年收租银至三万两，福王每年收租银达四万六千余两。一般地主豪绅则主要征收实物租，江南一亩之收，多则三石，少者不过一石，私租却重至一石二三斗至两石。除正租外，还有各种附加租额和从地主那里转嫁来的差役、赋税和高利盘剥。
贵族、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也很严重。河南等地的佃农不仅须无条件地替地主服各种杂役，而且未经地主给假不得自由行动。豪绅地主和王府亲随在各地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无所不为。沦为长工和奴婢的农民，无论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都没有自由可言。神宗时，江南等地的地主士绅往往有役使奴仆千百人者。奴仆的身份比长工、佃农更为低贱，一经与主人立契，世代都不能脱籍，时称“世仆”。
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也极为苛重。一条鞭法在具体执行中弊窦滋生，难以减轻广大贫苦农民的负担。丁银（即分配到丁口中的差役银）苛重，分配不均。有的重至三分、五分，还有的重至一钱、三钱甚至五钱。地主富户往往买通官吏，躲避差徭，把丁银分派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在折银方面，贫苦农民需卖粮食缴纳赋役银，又要遭受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盘剥。许多人无银可纳，无粮可卖，无贷可借，只有流亡。
田赋加派不断增多。万历四十六年，明朝统治者因辽东的战争，在各地加派赋税，称为“辽饷”。崇祯时又因镇压农民起义先后加派“剿饷”和“练饷”，旧饷加三饷每年要增赋银两千多万两。地方官吏还从中加征“火耗”，甚至加二加三，以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相继破产，农村经济日益凋敝。
为了攫取更多的货币，躲避差徭，官绅地主多兼营官店、牙行、囤房、典债、盐酤等。在北京的勋戚王公除霸占庄田外，又纷纷经营窑场（煤窑、灰窑），开设店铺。他们利用封建特权在各地包揽商税，垄断市场，无所顾忌地掠夺城市贫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财富。
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也加强了对工商业城镇的掠夺。从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使，以征收矿税、商税为名，在各地大肆搜括各种珍宝和金银。这些宦官在各地公行抢掠，随意捕杀人民，还在城乡交通路口设置关卡，苛税极其杂多。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中，不断出现店铺倒闭、手工业工人失业的现象。在矿税监的横暴掠夺下，城市的工商业日趋凋敝。自二十七年后，各地纷纷爆发城市居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参加斗争的基本群众是城市的下层居民，包括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较大规模的城市居民的反抗运动，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的激烈和扩大。
封建统治者更加穷奢极欲。明神宗除挥霍每年送入皇宫的一百二十万两金花银外，还觉用度不足，一次即向户部索银二千万两，皇太子和公主的婚礼费用银达九百三十四万两，皇帝修陵墓用银达八百万两，宫内奴役宫女九千人，宦官上万人。而贫苦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下，却经常吃草根树皮，在灾荒的年月甚至吃雁粪、白土和石粉，到处是饥馑和死亡。万历十五年前后，被统治者称为“饥民”“叛民”“山贼”“流寇”的破产农民，已经不断掀起聚众抗官的斗争十六年，在今安徽、湖北、江西交界地区，爆发了刘汝国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割富济贫”，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刘汝国自称“顺天安民王”“划富济贫替天元帅”。次年春，刘汝国被俘牺牲，起义失败。明朝后期，各地农民也纷纷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其中主要的有熹宗天启二年五月，徐鸿儒、王好贤等于山东郓城一带领导的起义等。
明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十分复杂尖锐。以皇帝、宗室、宦官、勋戚为主的皇家地主集团和包括权臣以及各地官绅在内的官绅地主集团是当时社会上主要的统治势力。中小地主、中下级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依附在大地主集团的周围，是大地主集团利益的维护者，在万历时分为浙、楚、齐、昆、宣各党，天启时大多合为阉党。另一部分则在经济上受排斥，政治上无势力，为了挽救明朝的统治危机，他们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与大地主集团展开激烈的冲突，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人是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派，代表了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他们的主张也部分地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尽管非东林党之间也有矛盾，但它们都一致攻击东林党。在这些党派之中，以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还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地位十分显赫。
万历后期，党争以争国本为主线，先后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人阁的事件也成为当时党争的中心。在党争过程中，东林党人反对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田土的掠夺，反对矿税监的横征暴敛。其斗争有一定正义性，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在东林党的反对下，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势力受到一定的压抑。
熹宗天启年间，党争达到高潮。最初，东林党曾占上风，不久，反东林诸党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形成“阉党”，对东林党施以残酷的报复。天启五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被逮锦衣卫狱论死。六年，又先后逮捕高攀龙、周顺昌、黄尊素、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周起元等人，高攀龙在无锡自杀，其余皆人北京诏狱，蹂躏以死。各地群众为了保护蒙冤的东林党人，进行了反阉党的斗争。同年三月，魏阉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群众极为愤慨，方开读假诏时，群众即起而打击缇骑，当场击毙缇骑一人。后为首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马杰和沈扬五人被处死。这次事件即著名的“开读之变”。
明末农民起义的兴起和发展熹宗天启七年，陕西大饥，澄城知县张斗耀向农民勒逼租税，催征峻急，三月，贫苦农民王二率饥民冲入县城，杀张斗耀。此次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起义的烈火很快遍及陕西的中部和北部。崇祯元年，王二集聚饥民和一部分黄龙寨的回族人民转战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韩城等地。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今陕西安塞东南）高迎祥等响应王二，先后举行起义。他们劫县狱，败官军，声势日震，有的并向陕南发展。起义的群众有饥民、难民、边兵和驿卒，但多各自为战，彼此间还缺乏联络。崇桢三年又有神一元、不沾泥、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等“所在蜂起”。李自成即在此时参加起义，初在不沾泥部下，后归高迎祥。张献忠也在延安起兵，号“八大王”。同年，王嘉胤攻占山陕府谷、延安，庆阳等地，王自用、高迎祥、张献忠等拥其为盟主。次年，陕西的农民军纷纷向山西转移，号三十六营，部众至二十余万，农民军的声势也越战越强。
面对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局势，明统治者任命杨鹤为三边（延绥、宁夏、甘肃）总督，对农民军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但起义军却“视总督如儿戏”。次年明廷宣布招抚失败，下杨鹤于狱，起用洪承畴为总督，专一主剿。而起义军势日炽，横扫山西各州县，一部分又向畿南、豫北挺进，洪承畴的围剿遭惨败。
六年，代王嘉胤为盟主的王自用因劳成疾卒，高迎祥起而代之。同年冬，他率领张献忠、马守应（老回回）、惠登相及闯将李自成等冲破明军包围，渡过黄河，兵十余万，连破渑池、伊阳（今河南汝阳）、卢氏，乘胜分别进入豫西、陕南、四川、湖广。八年，高迎祥率军由河南进入南直隶，攻占明中都凤阳，烧毁明朝皇帝的祖陵——明皇陵。不久，高迎祥、李自成率兵经河南入陕西，张献忠则继续南进，破庐州（今安徽合肥），下麻城。在崇祯八、九年间，这两支农民军的主力部队，势如急风骤雨，纵横南北，联络其他起义军，时分时合，兵锋所至，明军多望风逃窜，迫使洪承畴等从进攻转为分区防守。九年七月，高迎祥在整屋（今陕西周至）遭明将孙传庭的伏击，不幸被俘，在北京就义。他的牺牲，给农民军带来极大损失。
次年，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以陕西、河南、湖北、江西为四正，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对农民军反扑。又命熊文灿总理南京、河南、山西、陕、川、湖北军务，专事招抚以解散农民军。在明军的剿抚二策之下，一部分农民军如闯塌天刘国能甘心投降一部分则宣称接受招抚，但不交出军队，如张献忠和罗汝才有的则隐蔽起来，休养生息，待机再起，如李自成。
十二、十三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连续发生旱灾、蝗灾，赤地千里，逃亡载道。王公和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沉重，明朝政府又于辽饷外先后加派剿饷和练饷。黄河南北的饥民不少已揭竿而起，其他各地也都蕴藏着一触即发的革命烈火。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义。他联合驻军房县的罗汝才，西向四川，粉碎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同年，李自成也由湖广房县、陕西商雒（今商县、商南）等地区直入河南，众至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宜阳三县，并进攻永宁（今河南洛宁），队伍不断扩大，此后，起义军又连克偃师、灵宝（今河南灵宝北）、新安、宝丰，为攻占洛阳做好了准备。十四年正月，农民军攻占洛阳，福王常洵被捉获。李自成杀之，宣布没收王府金银和粮食，赈济饥民。农民军攻占洛阳，使明朝朝野上下一片惊惶，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此后，农民军三次包围开封，在项城（今河南项城南）、南阳、襄城、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汝宁（今河南汝南）等几次战役中，先后战败傅宗龙、汪乔年、丁启浚、左良玉等统率的明军，占领河南绝大部分地区，并连下湖北承天（今钟祥）及荆、襄各州县。十六年，李自成被推举为顺天倡义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设官职，整顿军事组织，正式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十月，农民军从襄阳向豫西进军，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了以剽悍著称的孙传庭的部队，击毙孙传庭。乘胜破潼关，直入西安，此后迅速占领全陕，并以偏师攻入庆阳、兰州、西宁和宁夏。
大顺政权的建立和明王朝的灭亡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号大顺，改元永昌。二月，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经河南入山西，从太原分兵两路，直捣北京。沿途农民扶老携幼，欢迎起义军。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率农民军从柳沟（今北京延庆居庸关东）入昌平，焚烧定陵享殿，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次日，农民军击溃明朝三大营的军队。十八日，李自成驻沙河，农民军进占外城。十九日晨，明思宗朱由检走投无路，缢死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农民军主力入内城，明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
清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满族统治者建立。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后迁都盛京（今沈阳）。明崇祯九年（1636）其子皇太极（即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明朝覆亡，清军入关，迁都北京，经过长期战争，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鼎盛。乾隆以后，内外矛盾激化，反清起义频繁。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晚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帝国主义横行，战乱不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政府日益衰落腐败。但中国社会也生长起新的经济和新的阶级，西方的科学文化得到了传播。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危亡，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直至宣统三年（1911）发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
满族的兴起、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
后金政权的建立满族的先世一直居住在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密切。满族的祖先肃慎，曾向周武王朝贡。后肃慎改称挹娄、勿吉、靺鞨。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靺鞨曾建立渤海国，受唐朝册封。公元10世纪后，靺鞨改称为女真。曾建立金朝，灭辽伐宋。明朝女真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北岸，后来逐渐向南迁移。明朝政府设立了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即是明成祖任命的建州卫都指挥使。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经过五年战争，统一了建州各部。他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对明朝十分恭顺，接受其所授官号，并多次亲自赴北京朝贡。此后，努尔哈赤又击败海西女真的哈达（1601）、辉发（1607）、乌拉（1613）、叶赫（1619）等四部，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在战争过程中，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它把分散的女真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和战争。努尔哈赤使子侄们分别担任各旗的旗主。又发展经济，促进贸易，订立行政和法制规条，选拔人才，创制文字，设立了议政王大臣。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号“大金”。
后金的建立威胁了明朝对辽东的统治。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军十余万人分兵四路征伐后金。后金以六万兵力于萨尔浒击破明军明天启元年（1621），后金乘胜攻取沈阳，明天启五年，迁都于此，后又席卷辽西大片地区。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后金军攻打宁远，遭到袁崇焕率领的明军的坚强阻击，后金军战败。努尔哈赤夺取全辽的计划受挫，这年八月因病去世。
皇太极改制称帝努尔哈赤死后，八旗并立，各有实力。其第八子皇太极势力最强，被拥立为汗，改元天聪。政权沿袭原来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由皇太极和其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共同主持军政大事。皇太极改易族名为满洲，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集中权力。改变四大贝勒共主国政的体制，每旗设旗务大臣，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国政。此后，又翦除或削弱了其他三大贝勒，形成南面独尊的局面。
建立和完善国家机构。后金政权原以八旗制度行使国家权力。皇太极在削弱旗主权力的同时，仿照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完善国家机构。设内三院，负责草拟诏令敕谕，颁布制度政策，参与国家机务，使之具有内阁的职能。又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为八衙门，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取代了八旗贝勒理政的局面。
清铁炮任用汉族官员、将领和知识分子。以高官厚禄招纳汉官汉将，并任以实权。实行开科取士，荐举贤才。从而增强了后金政权的实力，分化、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设立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编制和满洲八旗相同，直接听命于汗，扩大了兵源，增强了战斗力。
五、重新编庄。满族占领辽沈地区，奴役汉民，引起反抗和大量逃亡。皇太极为了缓和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将农庄重新编组。八名壮丁，编为一庄，“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又清丈土地，编审壮丁，严禁隐匿，使大量土地改为屯地，许多壮丁成为国家控制下的民户。这些措施促进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加强法制。制定各种法律，强调秉公执法，赏罚严明。违犯法令，虽权贵亲族亦不宽纵。
满族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经济逐渐繁荣，政治日益安定。皇太极地位日尊，遂于天聪十年（1636）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明清战争与清军入关皇太极面对着三种力量，明朝、蒙古和朝鲜。即位之初，他表示愿与明朝议和，以争取时间。崇德元年，征服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他又利用漠南蒙古的内部矛盾，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拉拢蒙古各部封建主，集中力量打击其中力量最强的林丹汗，并于天聪六年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漠北喀尔喀蒙古亦臣属于清朝。皇太极还对黑龙江流域各部族进行招抚或征讨，统一了东北全境。清入关以前，统治所及“自东北海滨（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与此同时，皇太极采取奔袭骚扰的战略，数次越过长城，继续进攻明朝。后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亲率大军，从喜峰口入关，围困北京又施用反间计，借祟祯帝之手杀袁崇焕。八年，又绕道蒙古地区入长城，攻袭宣化、大同，大掠而归。崇德元年，阿济格率军入居庸关，破京郊各城，军锋南至保定。三年，多尔衮、岳托等出兵从墙子岭、青山关毁边墙而入，长驱南下，明督师卢象升战死于冀南，清军突入山东，攻破济南，俘获大量的人畜和金银。此外，还陆续攻破明朝在旅顺和皮岛的据点，彻底消除了背后的隐患。
皇极门这时，明朝的军事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转战中原，声威日盛（见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明朝两面受敌，左支右绌。皇太极乘机在崇德五年至八年（明祟祯十三年至十六年）大举用兵，夺取了明朝重兵设防的锦州、宁远地区，扫除了进入山海关的障碍。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病逝，清政权在继承问题上发生纠纷。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与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争立，经调和解决，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清世祖福临）即位，改元顺治，而以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后来，多尔衮的权势日盛，称皇父摄政王。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崇祯帝自缢。驻军山海关的吴三桂投向清朝，引清兵入关。四月，李自成率军至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朝的联军战于一片石、石河等地，农民军战败。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匆忙撤出北京，退往陕西撤离北京前夕，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长驱直人北京，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
清军又分兵两路，追击李自成。多铎攻潼关，阿济格由边外入陕北。大顺军屡战失利，李自成放弃西安，退入湖北，占领武昌。清军追至，李自成又撤出武昌。顺治二年六月途经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的袭击，李自成遇害，余部退至湖南。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的时候，张献忠的起义军进入四川，建元称帝，国号大西。清军击败李自成后，派豪格率兵入川。张献忠从成都北上迎敌。顺治四年正月驻军西充，遭到清军的突然攻击，张献忠牺牲。大西军余部转战南下，进入云南。
明朝灭亡后，南方的官僚、地主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年号弘光，建立了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小朝廷内，马士英等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史可法督师江北，但指挥不了军队。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横行于江淮，左良玉军盘踞长江中游，各拥兵自重。面临着清军南下的威胁，弘光帝沉湎酒色，官僚将领之间倾轧火并。四镇中兵力最强的高杰被许定国诱杀。左良玉因和马士英矛盾，以“清君侧”为名，率兵东下。这时，多铎率领清军渡过淮河，而防淮的刘泽清、刘良佐都被南调抵挡左良玉军。史可法困守扬州，少兵无援。顺治二年，扬州失守，史可法被俘，不屈就义。清军渡长江，南明的官吏将领纷纷投降，南京失守，弘光帝逃走，后被捕杀。
清朝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入侵
嘉道时期的农民起义乾隆后期，清朝走过了全盛阶段而逐渐衰微。首先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大地主田连阡陌，广大贫苦农民无地可耕，沦为佃农、雇农。地主出租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往往达收获量的一半以上。地主还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逼迫农民服劳役，送节礼，进行人身控制。雇农或做长工，或做短工，工资微薄。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在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耕作，一遇天灾人祸即倾家荡产。
明沿海炮台遗址在土地急剧兼并、封建剥削苛重的情况下，清代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康熙时在册的丁数近二千五百万，加上妇女老幼与隐匿人口，估计总人口约一亿多人。乾隆六年（1741），全国第一次人口统计为一亿四千万人。一百年后，即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四亿一千万。人口增加三倍，但耕地面积并未相应增加。乾隆五十九年，全国人口三亿七千零四十六万，全国耕地约有九亿亩，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足三亩。人多地少，谋生困难，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历年发生水旱虫灾，粮价腾贵，饥民遍野，社会秩序日益动荡。
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皇室铺张挥霍，供应浩繁。康熙、乾隆多次巡幸，开倡了奢糜之风。贵族王公、官僚富商无不宅第巍峨，婢仆成群，金货山积，整日在花天酒地之中。官场贪污腐化，贿赂公行。乾隆后期屡兴大狱，诛杀很多大贪官，但并不能扭转腐败风气。贪污之风影响到军队，各级将领克扣军饷，竟尚浮华，任意役使士兵，士兵不得温饱。军政废弛，纪律败坏，士无斗志，武装力量大大削弱。
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清朝的统治相对稳定。除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一度占领全台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存在着分散、零星的斗争。汉族的中下层怀念明朝，打着“朱三太子”“反清复明”的旗号，从事反清活动，但都旋起旋落，被清政府扼杀。还有全国各地的抗租抗粮斗争，农民不给地主交租，不给政府纳税。这些斗争虽然分散、细小，但却频繁、普遍。一旦条件具备，自发的经济斗争便有可能转化为起义和战争。此外还有城市中手工业工人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压迫，但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和工人，尚未形成可以和强大的清政权相抗衡的力量。
清前期，各种反清力量还微弱，但阶级矛盾在发展，不稳定因素在滋长，白莲教、天地会这类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得以生长、传布。白莲教是传统的宗教迷信组织，盛行于北方农村天地会则流传于东南地区，始创于清代（或说康熙时，或说乾隆时）。这类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成为下层人民反抗现存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
以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为契机，揭开了清中叶农民起义的序幕。起义虽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因其发生在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所以全国震动，影响极大。四十六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参加者多为撤拉族、回族人民。五十一年，台湾爆发了天地会的林爽文起义。六十年又发生了湘黔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清中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九年，波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规模甚大，战斗激烈，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上述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阶级矛盾并未缓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嘉庆年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仍持续不断。十年，东南渔民在蔡牵领导下发动起义。十八年，北方天理教在李文成、林清领导下发动起义。林清联络教徒二百人，准备由太监接应直冲宫禁。林清本人坐镇黄村，等待后援。起义教徒由西华门攻入紫禁城，虽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但对京师震动极大。十九年陕西三才峡木工，因失业乏食，发动起义。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广东、广西的瑶民分别在赵金龙、赵子清、盘均华的领导下发动起义，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战斗。还有东南各省的天地会，也发动了频繁、细小的武装反抗。这些起义也都被镇压下去，但社会的动乱还在继续，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正在酝酿，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闭关政策与鸦片贸易康熙统一台湾后，下令开放海禁，对外贸易有所恢复发展。这时，英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占首位。18世纪中叶，它在欧美对中国贸易的进出口总值中已占一半以上，18世纪末增加到大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国长期出超，传统产品茶叶、生丝、土布、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很受欢迎，销路日益增大，而西方国家除了把印度棉花转贩到中国，不能提供其他适当商品。英国的机制棉毛织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亏损，只能把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以平衡贸易逆差。外国商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有强大的抗拒力，部分原因是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中外贸易和交往方面设置了障碍。清政府担心，如果开放贸易，中国人民接触了外部世界，将会增强反政府的倾向和力量，所以对中外交往严密控制。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规定出洋船只的大小、型制与装载货物的品种、数量，水手客商人数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指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行动、起居制订规条，稽查防范。特别是设立行商制度，使来华的外商只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准和其他人往来。外国进口货物由行商承销，外商购买内地货物出口，亦由其代购。甚至外国商人交纳关税，办理交涉也必须通过行商作中介，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这种闭关政策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力图与外部世界隔离，以保存、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它并不能消除或减轻外国的侵略，反而窒息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当时，英国不甘心于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为扭转局面、开辟市场，作了种种努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要求开放贸易口岸，割让舟山某个小岛，作为英国存放货物、居留商人的地方，允许英人自由来往广州，以及颁定税率，禁止额外加征。其中一些侵略性条款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清政府并未认真谈判，即一概拒绝，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北京停留一个半月，未获结果而回国。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在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上，双方各执己见。清政府要求行跪拜礼，阿美士德坚决拒绝，形成僵局，竟因此未能进行对话，英国使团被遣送出境。
英国资产阶级后来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变对华贸易不利局面的途径，即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以抵消贸易逆差。鸦片最初是以药品输入中国的，数量很少。18世纪末，输入量逐年增加，每年达四千箱。清政府觉察到鸦片的危害，于嘉庆五年禁止鸦片进口，以后又不断重申禁令，采取各种禁烟措施。但英国鸦片贩子通过贿赂和走私，使鸦片输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年激增，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输入高达四万箱，其价值超过了中国出口的茶丝布匹全部价值的总和。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变成入超，每年为抵偿贸易逆差，外流的白银达一千万两。
罪恶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商人和英国印度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鸦片烟不仅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扰乱了货币流通过程，银价上涨，银贵钱贱，影响了生产、交易。官吏和士兵吸食鸦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清朝也因货币流通混乱、税源枯竭而减少了财政收入。
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鸦片，但并无效果。有一些和鸦片利益有联系的官吏，阻挠和反对禁烟。道光十六年（1836）许乃济提出鸦片弛禁，进口按章纳税，并许内地种植，这一荒谬主张遭到许多有正义感的官吏的驳斥。在这场严禁与弛禁的争论中，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烟的办法，吸烟者限一年内戒绝，否则处以死刑。这一严厉而彻底的禁烟主张，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拥护。湖广总督林则徐支持这一主张，并在辖境内切实贯彻禁烟命令，收缴烟土烟枪，限期戒烟，取得了成效。道光帝也主张禁烟，召见林则徐，派他为钦差大臣，往广州查办鸦片。
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后果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收缴并焚毁了二百三十七万斤鸦片。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因不肯放弃这项具有大利可图的贸易，悍然发动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英国司令懿律率领远征军来到中国，先在广东、福建沿海骚扰。林则徐、邓廷桢进行抵抗，英军随即北上，攻陷浙江定海，驶往大沽。因沿海各省防卫准备不足，清廷幻想弭兵息事，派琦善赴广州和英国谈判，指责主张抵抗侵略的林则徐、邓廷桢“办理不善”，“轻开边衅”，将他们革职，遣戍新疆。琦善执行投降妥协政策，撤除广州防务，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接受了割地赔款的屈辱条件。而道光帝动摇于和战之间，不甘心不战而降，又撤换琦善，准备在广州和英军作战。二十一年，英军进攻虎门，提督关天培等英勇抵抗，力竭牺牲。身为统帅的奕山却与英军一触即溃，向英军交纳六百万元“赎城费”，以乞求英军不进入广州城。广州之战显示了清军和英军之间的力量差距，暴露了自诩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的虚弱无能。而广州郊区三元里的民众奋起抗击英军，予敌重创。
广州战役之后，英国更换了统帅，派璞鼎查率军北上，于二十一年又攻陷定海、镇海、宁波。清廷派遣的第二个统帅奕经重蹈前任的覆辙，一战失利，全军溃退。英军于第二年进入长江。清军在吴淞口和镇江进行了英勇抵抗，提督陈化成力战牺牲，驻防镇江的旗兵全部战死，但未能阻挡住英军的前进。英军抵达南京。强敌压境，清廷惊慌失措，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和决心，遂派耆英、伊里布议和，接受了英国的全部侵略要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香港，赔偿军费、烟价共两千一百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议定”税则等。以后又和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和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从此，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掠夺权利，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更加阻挡落后中国的前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孤立于世界历史潮流之外的格局，古老的封建中国遭遇到强大的西方殖民主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冲突。战争结果表明，中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必须急起直追，了解外国，变革图强。但这一真理还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所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外国商品的输入还不像外国资本家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增加。这一方面由于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虽已战败，但天朝大国的幻觉仍使它对外国商品和技术抱排斥态度。外国侵略者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企图扩大侵略权利，被清政府拒绝。咸丰六年（1856），英国以广州官兵搜查曾在香港登记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为借口，法国以在广西传教的法国教士被杀为借口，共同出兵，再一次发起侵略战争。咸丰七年，英国的额尔金、法国的葛罗统率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清军未作战守的准备，广州很快失守，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次年春，英法联军北上，在大沽登陆，攻陷天津。清王朝正在长江中下游和太平军殊死战斗，北方毫无军备，只得和英法议和，订立《天津条约》。依据条约，清政府除赔款、修改税则、更多开放通商口岸外，又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外国人可赴内地游历、通商、传教等。
冲突还没有就此结束。咸丰九年，英法公使赴北京交换政府已批准的《天津条约》。清政府指定了换约使团行经的路线，被英法拒绝。为了向清政府示威，英法以强大舰队随行，强行闯入中国设防的内河，向清军寻衅。驻防在大沽口的清军进行还击，打败了来犯的侵略军，从此再起战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二万五千人大举出动，在北塘登陆，攻陷大沽、天津。咸丰帝仓卒逃往热河。是年八月，英法联军至北京，大肆劫掠，焚毁了圆明园，大批珍宝、文物、书画、图籍被烧被抢。咸丰之弟恭亲王奕伝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议和，签订了《北京条约》。除承认前年《天津条约》中的一切条款之外，又增加赔款，添开商埠，割让九龙给英国。
太平天国起义与清统治格局的变化
太平天国起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在中国南半部爆发。它是18世纪以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产物。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出身农家，在科举考试落榜之后，接触到西方的传教书籍，逐渐离开传统的儒家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劝人信拜上帝。他与冯云山深入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传教，在贫苦人民中获得了大批信徒。洪秀全创作了一系列宗教作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宣传平等的理想，提出“斩邪留正”，号召农民起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信奉的群众越来越多，和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发生激烈冲突。拜上帝会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的诞辰），拜上帝会起义于清朝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金田，建号太平天国。后与清军在紫荆山区鏖战九个月，北上攻克永安州，出广西，入湖南，队伍日益扩大又获得大批船只，建立水师，提高了行军速度，进入湖北，攻克武昌，顺长江东下，破九江、安庆。咸丰三年（1853）攻克南京，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
定都天京后，建立各级政权，颁布规章制度，制定军法，申明纪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群众耕种，建立农村公社式的社会基层组织，以达到农民理想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太平天国以后也没有采取过分配土地的措施。但《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反映了世世代代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求，并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吸引广大农民参加斗争的作用。
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使清王朝陷入极度的惊慌恐惧之中，清将向荣、琦善分别组成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天京附近驻扎和窥伺。但腐败的八旗、绿营、募勇都不足以构成太平天国的重大威胁，太平军在天京站稳脚跟后，继续发动攻势，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军由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至直隶（约今河北），屡败清军，前锋进至天津附近。但人数太少，远距离无后方作战，得不到增援，加以气候寒冷，衣食供应困难而清廷调集大批军队聚集在北京附近，以众击寡，以逸待劳，北伐军不得已从天津南撤。天京方面虽然派出援军，但仓促招募，未经训练，在山东溃散。北伐军粮尽援绝，南撤到直隶的连镇和山东高唐州，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太平天国进行北伐的同时，分兵西征，溯长江而上，占领安庆，围攻南昌，进入武汉，但在咸丰四年进军湖南时，遭到曾国藩湘军的顽强抵抗。
太平军号衣图与湘军、淮军之战曾国藩在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时，以礼部侍郎丁忧家居，旋奉旨组织团练。他纠集当地地主阶级的力量，在军事上别树一帜，创立湘军。多用湖南人，并以纲常名教笼络人心，对抗太平天国的宗教异端。将领大多是受程朱理学教育的儒生，士兵招募青壮年农民。将领自择营官、哨官，自募士兵，在军营中建立个人的隶属关系，形成了以族戚、同乡、同学为纽带的战斗力很强的地方军队。湘军还很重视水师，自造战船，购置洋炮，训练水手。此后，左宗棠统率的老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用安徽人），其建军宗旨、编组原则基本上都和湘军一样。湘淮军是镇压太平天国、支持晚清政权的主要武装力量。
咸丰四年湘军与太平军战于湖南，太平军失利，节节败退。湘军夺取武汉，沿江东下。两军大战于江西湖口。石达开指挥作战，击败湘军，将其水师切断成两截。曾国藩困守南昌，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汉。接着，石达开经营江西，攻克了许多城邑，招收了大批天地会起义群众，实力大增。咸丰六年，太平军又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正处于顺境，内部矛盾却在激化。东王杨秀清大权在握，他虽然很有才能，建立了卓著的功绩，但骄奢日甚，凌虐同僚部属，甚至假天父下凡之名，要责罚洪秀全，并要逼洪封自己为万岁。北王韦昌辉表面顺从而积怨于心，他利用洪杨之间的矛盾，突然举兵杀死杨秀清，并株连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将士，引起群众的愤怒。洪秀全顺从群众的要求，杀了韦昌辉。此后，石达开又遭洪秀全的猜忌，带兵出走，转战西南，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内讧后，精锐尽丧，致使有利的军事形势发生逆转。重要城市武汉、九江、庐州（今合肥）、镇江相继失守。但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各族人民纷起抗清。天地会、捻军、白莲教、云南和陕甘的回民，与太平军或联合作战，或遥相呼应，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使清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而且清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满族亲贵不信任曾国藩等汉族地方武装，不肯委以重任，给以事权。当时又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和外国侵略者处在敌对状态。由于这些原因，加之太平军后期将领士兵的勇敢作战，太平天国虽经内讧的创伤，尚能支撑危局和清军长期相持。
当时，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具有指挥才能，作战身先士卒，能够辨认形势，团结盟军，故屡立战功，肩负起挽救危局的重任。咸丰八年，陈、李与捻军联合作战，攻破重建的江北大营，又在安徽三河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十年，大破号称有十万大军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对天京的包围。接着，乘胜东进，席卷苏常，攻克杭州，在江浙开辟了新的局面。
太平天国军事形势虽一度好转，但政治日益腐败，纪律废弛，多次发生叛乱，将领各自为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洪秀全深居宫内，不理朝政，刑赏不公，封爵冗滥，天京逐渐失去了权威。陈玉成、李秀成也受到猜忌。洪仁玗从香港来到天京，写了《资政新篇》，企图有所建树，但他的某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主张不被农民所理解。当太平军逼近上海时，和外国侵略者发生了冲突。先有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帮助清军。以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荐举下，率淮军至上海作战，并聘用英国军官戈登组织常胜军左宗棠率老湘军在浙江作战，也聘用法国军官组织常捷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外国侵略者就插手中国的国内战争，枪口转向太平军。太平天国不仅要抗击以湘淮军为主力的清朝军队，还要抵御外国侵略军，局势更加困难。
咸丰十一年，天京上游重镇安庆经激烈争夺后失守，清军从四面八方逼向天京。陈玉成又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军的西战场瓦解。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鸿章、左宗棠的猛烈进攻，保卫苏州、杭州又要和曾国荃作战，以解天京的围困，左支右绌，败局已定。他提出撤离天京“让城别走”的建议，未被洪秀全采纳。形势日益对太平天国不利。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秀全逝世。六月，清军攻破天京，李秀成在突围时被俘遇害。幼天王洪天贵福也在江西被俘杀。太平军余部在李世贤、汪海洋的率领下转战江西、福建、广东，被清军击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遂告失败。
全国范围的反清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掀起规模浩大的反清大起义。起义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时间持久，斗争激烈，相互策应，声势为历史上所仅见。
早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夕，湖南、广东、广西的天地会十分活跃，山堂林立，起义队伍很多。这些零散的起义军，掩护了正在酝酿中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在金田崛起并北上进军后，各地掀起抗清高潮。其中著名的如上海小刀会刘丽川起义，攻克上海和附近地区，战斗一年半之久福建小刀会黄得美、黄位，红钱会林俊等起义，攻克漳州、厦门，使“全闽震动”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起义，包围广州十个月，以后进入广西，建立大成国广西天地会朱洪英、胡有禄起义军进入湖南、江西，一部分队伍参加了石达开的太平军。太平军进行北伐，皖北捻军纷起响应。咸丰五年，各支捻军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声势大盛。以后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起到了为太平天国的西战场提供屏障的作用。天京失陷后，太平军将领赖文光等和捻军领袖张宗禹、任柱合作，在中原地区运用流动战术，屡败清军，击毙了清朝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以后，赖文光率领东捻，张宗禹率领西捻，分兵作战，直至同治七年失败。
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处
太平天国期间，各地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军。其中有广西僮族黄鼎凤、李锦贵、吴凌云、吴亚终的起义军，曾和石达开密切合作贵州的苗民在张秀眉的领导下，要求减赋，掀起大规模斗争，“千里苗疆，莫不响应”。直至同治十一年，贵州各族人民的起义才被入黔的湘军镇压下去。云南则在咸丰六年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起义军以滇西大理为据点，建立政权。同治十一年，清军攻陷大理，坚持十八年的云南回民起义失败。陕西的回民在同治初年发动抗清斗争，义军林立，号称十八大营，曾和太平军、捻军配合作战。此后，甘肃、宁夏、新疆的回族、维吾尔族也起而响应。清朝在平定捻军以后，派左宗棠进入陕、甘、宁，镇压了回民起义军。
这次各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规模很大，遍及全国。汉族和苗族、瑶族、回族、僮族、布依族、白族、彝族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表现了各族人民反对清朝封建压迫的共同意志。
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导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烈。老牌的和新起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两次鸦片战争击败中国的有利条件，对衰弱的中国鹰唛虎视，寻机择肥而噬。
首先是俄国，以《北京条约》中关于勘分西北疆界的规定，和清政府在塔城谈判，使用蒙骗和威胁手段，把侵略条款强加于中国。同治三年（1864）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约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同治四年，浩罕汗国（1876年被沙俄吞并）的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利用新疆混乱的局势，侵占南疆，建国称汗。十年，俄国以清朝不能安辑地方为名，出兵侵入伊犁，名为“代管”而久占不去。光绪初，左宗棠率兵进入新疆，阿古柏战败自杀。
光绪三年（1878），清军收复南疆。清朝派崇厚往俄国，索还“代管”的伊犁。俄国玩弄花招，勒索更多的权利，崇厚受欺弄擅自签约，舆论大哗。清廷改派曾纪泽前往俄国，要求改约。光绪七年签订《伊犁条约》，虽索回了伊犁并稍稍争回了一些利益，但中国丧失的领土仍达七万平方公里之多。清政府收复新疆后，招集流亡，兴修水利，奖励耕垦，努力治愈长期战乱的创伤。光绪十年建立行省，与内地行政制度统一起来。
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发端，即效法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同治十三年，以琉球人被台湾士人所杀为借口，派兵在台湾登陆，对清政府勒索讹诈。清廷妥协退让，赔款乞求日本撤兵。为了保卫海疆，光绪十一年台湾建为行省，这一措施促进了台湾政治、经济和防务的发展。但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台湾又被日本所攫夺。
英国和法国则为争先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而进行争夺。英国为了打通缅甸至云南的通道，派遣近两百人的探险队，持枪执械，闯入云南，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抗，英国译员马嘉理被杀。英国公使借机勒索，态度蛮横，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出动军舰，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清政府于光绪二年签订《烟台条约》。条约除了赔款、道歉、开放云南边境贸易外，还涉及税务、外交特权以及准许英人进入西藏的条款。英国据此而组织武装力量入藏。光绪十四年，英军进入西藏边境，西藏军民奋力抗击侵略军，但清政府极力妥协，与英国签约议和，为英国势力的入藏提供了便利。
被与侵略中国边疆地区的同时，外国侵略势力还以不平等条约为口实，极力扩大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并企图从各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影响。根据条约中外国使馆长期驻京的条款，许多国家的公使聚居在紫禁城边，对清政府颐指气使，施加压力。上海、天津、汉口、九江等处先后开辟租界，侵略者在那里划地界，修道路，设官署，颁法令，建货栈，使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独立于清政府管辖之外的殖民主义小王国。挂着外国旗子的轮船满载着舶来的商品闯关越卡，免除厘税，行驶在中国的内河。外国传教士纷纷活动，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侵略势力希望利用清政府帮助自己掠夺更多的权利，镇压人民的反抗，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转而对清政府采取庇护、“合作”的政策。一方面，要求清政府在制度、政策方面作适当的修改变化，以适应外国的侵略需要另一方面，向清政府提供武器，竭力支持这一腐朽政权。
列强改变和控制清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咸丰十一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奕訢任总理大臣，管理对外交涉兼及通商、条约、海军、关税和铁路、开矿等事，权力广泛。同时，又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从此，列强可以甩开地方官吏层层的拖延、阻挠，直接和清朝的最高层打交道。洋务派官僚即产生于这些新设立的衙门。
同治十三年，皇帝亲政，在列强的压力下，不得不以平等礼节接受各国公使的觐见，放弃了要求外国来使必须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的礼仪。同时，也开始向外国派遣使节。马嘉理案件发生以后，光绪二年郭嵩焘作为道歉的专使前往英国，此后常驻伦敦，成为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以后陆续在欧美各国设立使馆，派遣公使。清政府在倍感屈辱、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勉强参加国际社会交往，进行外交活动。
外国侵略者攫取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长期控制中国的海关。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一直由英国人赫德担任，各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全部任用外国人。海关大权旁落，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和人员的出入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进出口贸易急剧增加，关税收入大增。清政府在财政穷竭、常年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有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提供经常的、有保证的财源，因此越来越仰赖帝国主义。赫德对清政府的影响很大，许多重要对外交涉由他操纵，甚至直接干预清朝的内政和官吏任免。
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主要表现之一是遍及全国、延续时间很久的自发的反洋教斗争。这种斗争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号召力。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修建教堂，招收教徒，且有些教士、教徒利用特权，横行不法，鱼肉百姓，引起人民的忿慨和反抗。一些官吏、地主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参加，致使斗争变得极为复杂。19世纪下半叶，各地的反教会斗争连绵不绝，其中较大的有同治年间的贵州教案、四川酉阳教案、天津教案、光绪初年长江下游各地的教案、中法战争期间西南地区的教案以及甲午战争前四川余栋臣、热河金丹道发动的斗争。越到后来，规模越大，反洋教斗争和反清斗争逐渐有结合的趋势。秘密结社的参加，武装起义的频繁，成为19世纪末反洋教斗争的特色。
清统治危机的加深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又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有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二十年的中日战争，二十六年的八国联军入侵。
法国一直觊觎中国的西南边疆，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的广西、云南。当法国侵占越南的许多地方、强迫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时，越南国王遣使向清政府求援。光绪八年至十年，清政府一方面做出援越姿态，一方面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致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光绪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3日），泊于马尾的中国福建舰队遭法舰袭击，十一艘军舰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被击沉，官兵伤亡达七百余人，因而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所建立的福建海军，被清朝的妥协政策所葬送。至此，清政府不得已才下诏宣战。中国军队在台湾、镇海等地遏制了法国的海路进攻。
光绪十一年二月初，清军在广西边境要隘镇南关（今友谊关）前和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激战，击毙法军一千多人，法军全线崩溃。清军挥师追击，攻下谅山、文渊，法军纷纷向南逃窜。镇南关大捷引起了巴黎的政潮，法国茹费理内阁因侵略战争失败而倒台。但在前线大捷、中国军队正在战场上胜利推进时，清政府竟宣布停战缔约，授权李鸿章签订和约，承认法国占领越南，在广西、云南边界开辟商埠，并规定中国以后在此修建铁路时向法国商办，为法国侵略中国的西南地区打开了门户。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久，即侵略中国，曾一度入侵台湾。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旨在以朝鲜作跳板，入侵中国。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日本乘此机会，动员海陆军开到朝鲜，并不宣而战，在海上和陆路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清政府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下诏宣战。清军在平壤集结，设防据守。日军分四路进攻，清将左宝贵率部力战，英勇牺牲，但其他将领却不战而逃，退过了鸭绿江。日军乘胜侵入中国的东北，进占安东（今辽宁丹东）、九连城、长甸、宽甸、金州、大连、旅顺等地。日本舰队又在鸭绿江大东沟外的黄海海面袭击中国舰队，双方激战达五小时之久。中国海军官兵英勇奋战，邓世昌、林永升等以身殉国。战斗结果，中国失利，日本海军亦受重创。此后，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躲藏在威海卫军港内不许出战，造成束手待毙的局面。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威海卫陷入包围之中。日军从海面和陆地开炮轰击，中国海军陷入绝境，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在此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战争进行中，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始终抱妥协的方针，乞求日本谈判。日方不允。战争即将结束时，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李鸿章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赴日接受投降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赔款银二亿两，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等。
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马关条约》签订后，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
《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于是，纺织、面粉、造船等行业中出现很多外国工厂。光绪二十二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十五年间，外商共创办资金十万元以上的工厂一百十九家，资本总额达九千八百万元。外资工厂财力雄厚，设备技术先进，并有优惠的政治特权。20世纪初，帝国主义已控制中国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1910年），棉纱生产的百分之七十六（1908年），内外航运的百分之八十四（1907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力量薄弱，不能正常发展。外国还在中国各地设立许多银行，以发放对清政府的贷款，投资铁路、矿山、房地产业，垄断国际汇兑，吸收中国闲散资金，发行货币，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信贷。
修筑铁路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并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898～1900）的三年内，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多次铁路借款，总数一亿三千多万元，夺取了长达两万里的铁路修筑权。其中，俄法以比利时银行出面，取得了芦汉铁路的修筑权，英德取得了津镇铁路（后改津浦）的修筑权。美国取得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英德俄分取了关内外铁路（即京沈路）的修筑权。这些都是深入内地，贯穿广大区域的铁路干线。到清朝灭亡时，先后筑成了京汉、中东、南满、胶济、滇越、正太、沪宁、京沈、津浦等铁路，全长一万八千余里。其中由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投资经营的达一万六千余里，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自办铁路只有一千七百里。
帝国主义又对中国的矿藏资源垂涎欲滴。甲午战争以后不久，法国即强迫清政府立约，取得了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的优先权。以后，英国公司掠夺了在山西、河南的采矿权，两省矿务的财务、人事、盈利均归其支配。四川、直隶、安徽的矿业中，英国资本亦渐渗入。德国则在山东成立德华矿务公司，攫夺全省矿权。俄国则取得了在东北的矿藏开采权，还伸展势力于蒙古、新疆。日本也取得了大冶铁矿矿石的优先供应权。至清朝灭亡时，帝国主义在华已开采的矿场有三十四处，投资四千一百余万元准备开采的矿场二十五处，资本额八千二百余万元，大大超过中国自办的矿业。
在掠夺路权、矿权的同时，帝国主义又争先恐后，占据中国港湾，要求租借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占领胶州湾，租借青岛，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俄国紧随其后，派军舰进入旅顺，强租旅顺、“济远号”主炮大连，并把整个东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把广东、广西、云南视为禁脔，要求清政府不将三省租借给他国。英国除在长江流域保持强大的势力外，又在北方租借威海卫，在南方扩充香港的界址，扩大租占九龙半岛。日本则迫使清政府承认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内，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作准备，中国面临着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在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美国因忙于争夺菲律宾而姗姗来迟。它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实行同等的关税、铁路运费，以后又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这些都是为了自己能插足于中国，与列强共享利益而不被排挤。
百日维新《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极大地震动了各个阶级、阶层，促进了中国人民爱国意识的觉醒。当议和条件传出后，举国上下强烈反对，主战派官吏纷纷上奏，谴责李鸿章媚敌误国，要求拒签条约。当时，正在北京举行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签名的举人有一千三百余人，掀起了反对投降的巨大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台湾人民闻知割弃台湾的消息更是悲愤交集，誓不愿做亡国奴。日军在台湾登陆，台湾军民激烈抵抗，在孤悬海外、饷械俱缺的情况下，和优势日军战斗拼搏。
继“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给光绪帝（即清德宗载）多次上书，建议变法。同时，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设立强学会，进行宣传鼓动，团聚了一批维新志士，争取了光绪皇帝及帝党官僚翁同龢等的同情和支持。强学会因遭顽固派的嫉恨而被查禁，但变法维新的思潮汹涌激荡，一发而不可阻遏。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其倡导和组织下，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出版报纸。甲午战后四年内，国内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书局共三百多处。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康有为等又在北京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号召，联络和组织知识分子、中下级官吏，经常集会演说，痛陈国难当头，形势危急，激发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热情。各省旅京人士也纷纷组织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通过这些团体和一系列活动，变法思想和救亡运动相结合，并迅速发展，从宣传和组织阶段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康有为旧照光绪帝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表示赞赏。康有为又向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次上书），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建议皇帝大誓群臣，开制度局，许天下人上书。又进呈自己撰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要求光绪奋发振作，运用君权，排除阻挠，效法日本、俄国，实行改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梁启超等询问变法的步骤和方法派康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梁办理译书局后来又任用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康有为和其他人递了许多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这些建议，颁布改革的诏令，主要是：发展经济，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开放言路，鼓励创办报纸，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精简官僚机构，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翻译书籍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军制，士兵改练洋操。这种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并未根本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维新派过去宣传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并未提出过。就是这种不彻底的改良措施，也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早在百日维新之初，慈禧就迫使光绪帝罢免翁同龢，以孤立皇帝。又命自己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兵权。百日维新期间，大部分大臣和督抚把变法上谕束之高阁，拒不执行。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冲突愈演愈烈。京师盛传守旧派要发动政变，光绪帝屡遭慈禧太后的训斥，处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帝党官僚和维新派并无实力，一筹莫展，寄希望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光绪帝召见袁，升他为侍郎。谭嗣同夜间访袁，劝他举兵勤王，驱除旧党，支持变法。袁世凯向旧党告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自己出面训政，废止新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捕处死。其他维新派和拥护变法的官吏，或被遣戍，或被革职。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外国传教士在各地胡作非为，引起了人民大众的激烈反抗。戊戌变法刚刚被镇压，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19世纪末，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原是起于山东的烧香拜神、操练拳棒的反清秘密组织。为反对外国侵略，义和拳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号，改称义和团，并得到地方官吏的某些支持，声势日益浩大。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要求下，撤换了镇压不力的山东地方官，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屠杀和逮捕义和团。义和团遂向北发展，活动于直隶各地，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线。又渗入天津和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交，天津和北京街头上，义和团成群结队，头裹红巾，手执刀矛，公开活动。大街小巷，到处是拳厂和坛场。其他各省也纷纷响应，东北、山西、内蒙占、河南、四川、云南，都有大小规模不等的义和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因百日维新后在废立光绪问题上与列强存在矛盾，所以承认义和团合法，并采取控制、利用的策略，企图以义和团的刀矛发泄自己的怨忿。
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居民，尤多青少年，也有妇女参加。它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袖，在思想上盲目排外，组织和斗争形式原始落后。他们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顺应了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但也模糊了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
当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帝国主义立即调动军队，进行干涉。英国将军西摩尔率领两千侵略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攻。但沿路遭到义和团的阻击，被迫退回。接着，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强行攻占大沽炮台，正式挑起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战争。慈禧太后等出于对洋人不满，遂决定宣战。南方各省督抚抵制宣战，提出东南互保，与帝国主义勾结，维持现存秩序，镇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保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
面对帝国主义军队的进攻，义和团和清朝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天津城郊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手持刀矛的义和团群众遭屠杀，聂士成等清朝的将领、士兵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纠集两万兵力，向北京进攻。清朝调集一些勤王军阻截，但抵敌不住侵略联军的凶猛攻势。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走，前往西安。侵略军分兵四出，占领山海关、张家口、保定、井陉等战略要地，并在京津地区屠杀抢劫。民居商铺被焚烧，户部存银洗劫一空，颐和园的文物、书画、古器被捆载而去，北京城遭到外国侵略军的又一次蹂躏和践踏。
沙俄除了参加八国联军外，竟出动了十多万军队入侵中国东北，烧杀抢掠，占领主要城市，企图并吞东北全境。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烧死、杀死在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三万人并将居住在海兰泡的七千多中国侨民驱赶入黑龙江，活活淹死。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灭洋”，是为了发泄私愤。但她对义和团始终心存戒惧，在逃跑的路上就急忙发布“剿匪”上谕，命令清军掉转枪口，对准义和团。又催促李鸿章北上，与帝国主义议和乞降。李鸿章和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拆除大沽至北京间的中国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附近驻兵，设置东交民巷使馆区，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任何反帝组织，惩办首祸诸臣。《辛丑条约》使中国下降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权益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英、美、日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通商行船条约》，增开商埠，开放内河水道，为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方便条件。帝国主义的争夺更加激烈。八国联军时，沙俄占领东北全境，迟迟不肯撤兵，引起日本和英美的强烈不满。日英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俄国。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大战，双方调动六十万大军在沈阳附近会战。而清政府无力干预，竟宣布“局外中立”。战争结果，俄国陆军败退，海军覆灭日俄在美国调停下停战议和，俄国将南满的利益让给了日本而退后北满。此后，日本扩大从沙俄手中夺来的权益，独占南满铁路，扩充旅大租借地。俄国则紧紧抓住北满，以中东铁路为主干，渗透势力于各地。美国提出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要由列强共同投资和管理，企图插足于日俄的势力范围内。刚刚经过大战的日本和俄国重新修好，抵制美国势力进入东北。鉴于东北处在日俄瓜分的严重危机下，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宣布废止东北的将军制，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东三省总督和三省巡抚，并企图开矿、设厂、筑路、练兵，以抵制日俄。但当时的清政府已十分腐败，不可能有所作为，东北建省未能抵制日俄势力在东北的日益扩张。
英国和俄国为觊觎西藏进行长期争夺。英国侵略军一千多人突然闯过中印边界，于光绪三十年占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拉萨条约》，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不敢在条约上签字，但以后重订新约，英国仍取得了许多特权。
辛亥革命发生后，帝国主义又趁火打劫。当时，俄国正在胁迫清政府重新修订《伊犁条约》，企图进一步掠夺领土和权利并乘中国局势动荡，干预和侵略蒙古地区，分割中国领土。英国也在藏策划分裂活动，致使中国的边疆危机迭起。
清朝的覆亡
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一部分最先进的爱国志士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像孙中山，广东香山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在美国檀香山学习，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后回国行医，目睹政局日非，痛恨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立志救国济民。光绪二十年（1894）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次年，他以香港为据点，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因事机泄露而失败，被迫逃往国外。百日维新失败后，又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那次起义虽被镇压，但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八年，留日学生集会纪念明朝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上海出现爱国学社。翌年，因俄国不肯从东北撤兵，上海、北京的学生集会抗议。东京留学生尤为激昂，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国请愿。上海和东京陆续创办许多报纸刊物，反对专制，批评时政，宣传革命。其中，革命青年邹容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笔写《革命军》一书，揭露清朝的黑暗统治，热情呼唤“开创中华共和国”，章太炎（即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尤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为大，驳斥康对革命的诬蔑，揭露了他的保皇反动面目。还有陈天华写《警世钟》《猛回头》，指出清政府卖国的本质，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
在革命思想传播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革命组织。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海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设立许多支部，出版许多报纸，并和康有为的保皇党进行论战。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青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次年，江浙知识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这两个组织都联络会党，策划反清起义。后因起义失败，很多人跑到日本。还有湖北的青年组织“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在当地新军中宣传革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创立中国同盟会。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总部设于东京，国内和海外设立分会和支部。一年后，会员已超过一万人，其中以知识分子占多数，也有下层的会党和海外华侨。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成熟的标志。同盟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十六字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即是用暴力推翻清朝政府，避免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民权主义即是废除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民生主义即是实行土地国有，以改良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防止贫富悬殊。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和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的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辩。革命派以有力的论据、雄辩的逻辑、犀利的笔锋，阐明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揭露清朝政府是民族压迫、专制横暴、反动卖国的政府，驳斥了种种保皇的谬论，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
同盟会成立后，把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放在首要的日程上。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同盟会先后在各地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还组织了多次暗杀清朝官吏的活动。但革命派领导的这些起义，规模较小，时间较短，计划不够周密，又有很多在沿边省区，缺乏接应，很快被清军镇压。但斗争连续不断，屡挫屡奋，锻炼了革命派的力量，表现了他们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和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同时，全国范围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自发斗争。有反教会斗争，有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还有抢米风潮。这些群众斗争缺乏组织、纲领，具有很大的自发性，但波及的地区普遍，发动的次数频繁，参加的群众广泛，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收回利权运动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孟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在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中，还收回某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如津浦铁路、广九铁路、沪宁铁路，以及安徽铜官山煤矿，浙江衢、严、温等处煤铁矿，山东中兴煤矿，四川江北厅煤铁矿，奉天锦西煤矿等。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反抗。收回利权运动是广大群众为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主权而进行的爱国主义的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于美国国内歧视和虐待华侨、华工，广州、上海工商界集会抗议，通电全国，号召抵制美货。全国各城市纷纷响应，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时间持续将近一年，给美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使其对华贸易额明显下降。
在以上一系列运动中，工商界的资产阶级和立宪派起了较大作用。他们以指导者的姿态活跃在舞台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但当反动势力威胁利诱、施加压力时，他们又表现出软弱妥协的特点，中途退出运动，不能坚持到底。这一弱点也表现在立宪运动中。
立宪运动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思想变化和革命风潮，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投资于工商业的资产阶级虽不愿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决裂，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国却又希望在清朝统治下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发展条件。他们看到英国、日本、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也想通过这条途径挤进政府，分享权力。立宪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以及国内的张謇、杨度、熊希龄、汤化龙、汤寿潜等人。清朝权贵当然对立宪并无兴趣，但由于革命风潮的兴起，清廷也企图以立宪为诱饵，拉拢立宪派，瓦解革命派。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谕旨，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口号下，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帷幕，提出改革官制，清理财政，整饬武备，详订法律，广兴教育等，将行之数年未获成效的“新政”，权作预备立宪的内容。立宪派则兴高采烈，纷纷成立团体。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组织政闻社，江浙立宪派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组织宪政讲习会，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广东组织粤商自治会。各地立宪派积极活动，向清政府上书请愿，施加压力，要求召开国会。但清政府在宣布各省设立咨议局、北京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基础的同时，把召开国会的期限推迟到九年以后，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议会的约束，臣民的权利极为微小。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满族亲贵集团企图集中权力，排斥拥有实力的汉族大臣，将袁世凯以足疾为名开缺回籍。又训练禁卫军，成立军咨府，企图以皇室亲贵统揽全国兵权，各省督抚对此加以反对。统治阶级内部在立宪的招牌下各怀私念，争权夺利。清朝上层中的满族亲贵、汉族大臣、立宪派三种势力的裂痕日益扩大。
宣统元年（1909）以后，各省咨议局与北京资政院先后成立，并经常开会讨论，批评政治，弹劾官吏，提出议案，与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发生摩擦。立宪派对清朝的拖宕延缓、独揽权力很不满意，先后发动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请愿的规模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有些地方督抚从抵制亲贵用事、维护自己权力出发，也参加了立宪运动。清政府不得已同意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改为五年并于宣统三年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织以奕勖为总理大臣的新内阁。内阁成员大部分为满族亲贵，十三名阁员内汉族仅占四人，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企图和清政府分享权力的愿望化为泡影，汉大臣也受到排挤，这就促成了辛亥革命时统治阶级上层的离心离德，导致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辛亥年，即宣统三年（1911），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而达到总爆发的一年。
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计划在广州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在条件尚不具备而事机又有泄漏的情况下，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决心迅速发动起义，冒险一击，时间定于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1911年4月27日）。届时黄兴仅率一百数十人发难，攻入两广总督督署，随后遇到大批清军的攻击。革命党人以寡敌众，许多人战死或被捕牺牲。其遗骨合葬于黄花岗，故这次起义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刚刚被镇压，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广大人民以及资产阶级、地方绅商，为反对清政府掠夺商民路权，擅自把粤汉、川汉路权拍卖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又掀起了保路风潮。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尤其迅速，超出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范围。成都和全省许多城镇一齐罢市，并提出不纳粮税、不认外债等。清政府决定武力镇压，派端方带兵入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的领袖多人，并开枪击毙游行群众数十人。四川各地的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员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筹划起义，把合法的保路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朝的武装斗争。各路同志军从四面八方围攻成都，声势浩大。清政府急忙从湖北调兵入川，湖北形势亦发生动荡。
四川保路运动为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武汉地区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平日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因而在军队中有深厚的基础，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革命组织。
武昌起义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间，驻在武昌城内外的新军发动起义，攻占总督衙门，清朝官吏遁逃。但当时革命派的重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汉，起义士兵筹划组成湖北军政府时不懂得保持领导权的重要性，以为需要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出来组织政府。于是，清朝高级军官新军协统黎元洪被请出来当都督，立宪派汤化龙当了民政长。
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湖南和陕西分别发动起义，树起独立的旗帜。接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组织会党、新军起来响应。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等省和上海宣布独立。武昌的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于汉口、汉阳，江浙的革命军打败清军、克复南京、组织北伐，一时革命风潮大盛，连清朝统治的腹心地区直隶，也发生了滦州的新军起义。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领导者和组织者，起义的普遍发动和迅速发展是同盟会长期宣传、组织、筹划的成果。会党和新军是主要的依靠力量。他们反对清朝的态度最坚决，斗争最勇敢。资产阶级立宪派本来并不赞成革命，但在争路、宪政问题上已和清政府产生严重裂痕，起义的普遍发动把他们推向了革命一边。他们的地位很有利，一方面既不是清朝的当权派，容易转身投向革命另一方面，他们有声望，有产业，受到地方上的信任。所以，立宪派这时几乎全都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赞成共和政体，并在新政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有些旧官僚受到周围的压力，看到大势所趋，也不得不附和革命，这样就扩大了革命阵营的声势，使清朝政府陷入众叛亲离的不利处境。但立宪派和旧官僚投向革命，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和革命派的思想和目标很不一致，在革命内部争夺权力，形成错综复杂的情况。有的省分，革命派发动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但立宪派和旧势力通过政变和武力手段，屠杀革命派和群众，篡夺了权力，如湖南、贵州。有的省分，革命派和立宪派并存，立宪派占了优势，以后两派都未能保持权力，一些掌握军队的实力派取而代之，如云南、浙江、四川。有的省分，经过各种势力的斗争，政权落在流氓、政客、军阀手中，如福建、山西。还有的省分，清朝旧官僚投机革命，宣布独立，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首领，如江苏、广西、山东。经过一段实力的较量和形势的演变，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尚有上海、广东、江西、安徽等地区。但革命派也在分化蜕变，有些人放弃了革命理想，向着官僚军阀势力靠拢。
塞宴四事图·布库武昌起义后，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翌年元旦（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任命临时政府工作人员，颁布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不久又成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清帝退位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帝国主义迫于形势，打起了中立的幌子，催促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北洋军队的将领都是袁的心腹，要调动他们抗拒革命，非袁不可。清政府只好解散皇族内阁，请袁世凯出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向他交出军政大权。袁世凯以帝国主义为后盾，挟北洋军队的实力，一面利用革命声威，恫吓清政府，逼迫满族亲贵交出权力一面又向革命派威胁利诱，施加压力，迫使就范。袁世凯指挥北洋军进攻武汉时，同盟会领袖黄兴率领革命军英勇抗击，但事权不一，力量悬殊，战斗失利。北洋军占领汉口、汉阳，炮轰武昌。经过帝国主义的撮合，袁世凯又和革命阵营试探和谈。早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南北和谈已在上海进行，双方就停战、国体、召开国民会议等进行讨论。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压迫革命派妥协。立宪派和有的同盟会员也向袁世凯靠拢，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将拥护袁出任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回国后，虽然反对妥协，积极主张北伐，组织了各路北伐军，但各军未经训练，编制互异，指挥不灵，遭到各方面反对和掣肘。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扣留海关税收各省军政府新建，供应浩繁，革命政权因此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立宪派和一部分同盟会员则指责非难孙中山等的革命主张，致使北伐无法进行。孙中山面对革命阵营的涣散状态和南北议和的既成事实，也无能为力，只得同意让步。他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自己即辞去职务，可另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得到革命派出让政权的确切保证后，便向隆裕太后上奏，声称自己的北洋军队已无力镇压革命，保卫京畿，请召开皇族亲贵会议，速定方针。他自己则不再入朝，只派心愎催迫清帝退位。隆裕太后召开多次御前会议，争论激烈。一部分满族亲贵态度顽固，反对退位，组成宗社党，指责袁世凯“蔑视纲常”，“居心更不可问”，主张和南方革命军决战，袁世凯唆使段祺瑞等数十名前线北洋将领致电清政府，要求实行共和政体，斥责皇族亲贵“败坏大局”。各地官吏迎合袁的意图，纷纷电奏，主张共和。宗社党本无实力，其首领良弼此时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们吓得纷纷逃到天津租界和大连、青岛。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带着宣统小皇帝举行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接受优待皇室的条件，发布退位诏。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