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一加一"，尽管并非陈景润苦苦求索的"一加一"，但又的确是你难以捉摸的一道难题。同样一个回答，在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姑娘和梁启超那里，却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一个是呆板有余，灵活不足；一个则笃实严谨，实事求是。泾渭分明，为何如此？你能道出个中的奥秘吗？由此可见，推销自己，确实不是一桩简单的游戏，而同样是一门具有内在规律性的广博而又微妙的学问，同样是帮助你顺利进入社会与人生的大门、迅速占领人际关系的领地、尽快摘取事业成功的桂冠的一把钥匙。
这也就是本书所要告诉你的一门新学问--青年向社会推销自己的学问，名曰《青年公共关系学》。
（摘于1993年由曹南才主编、湖南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公共关系学》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一份"见工通知"引起的困惑》）
相马不如赛马
多少年来，由于许多人才得不到重用，人们曾大呼伯乐，对"伯乐相马"给予高度的赞扬。于是乎，"伯乐相马"就成了一种时兴的选拔干部、任用人才的方式。然而，随着实践信息的不断反馈，人们的认识不断加深，又逐渐看出了"伯乐相马"的许多弊端，不得不相应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伯乐相马"本身不是坏事，在不能"赛马"的情况下，多几个伯乐，多相出一些好"马"来，对社会毕竟是一种贡献；在可以"赛马"的情况下，以伯乐的慧眼能从快"马"群中好中挑好，或从由于各种特殊原因未能参赛的"马"中相出一些好"马"来，作为"赛马"选拔的一种补充，也不失为一件有益的事。但是，倘若有了"赛马"的条件而不愿赛，只等伯乐一个个地相，那就因小失大了。
现时所谓的"伯乐相马"，无非是上级领导选拔下级干部，或是行将卸任的领导物色继任人。这种选拔通常是在领导所熟悉的圈子里进行，其局限性是很大的。即使相中一些好"马"，也常有一定的偶然性。更何况身为领导者，未必个个都是伯乐，而群众即使有伯乐的慧眼，又没有资格当伯乐，致使有些"千里马"还是无法扬蹄。
由此观之，"相马"实不如"赛马"。只有在广泛"赛"的基础上，附之以"相"，才能更广泛地选拔好"马"，而且要让群众也来当伯乐才行。然而"赛马"又该怎样"赛"呢？因为这还是新鲜事，整套成熟的经验还没有，还须在实践中不断研究。但我觉得，首先得确立"相马不如赛马"的观念，确立以赛马选伯乐的做法是最重要的。至于具体做法，有些单位已作了一些尝试，可以作为参考。譬如：
广罗"智囊"。经常提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讨论向大家征答，在回答中分出高低，显出才华。如广州市不久前搞了个"假如我是市长"的征文活动，不少来信来稿提了很多有益建议，也涌现了不少人才，不少无名之辈崭露头角。
"绩效"立档。单靠查档案看资历选不出好手，更重要的是不但能从定性上，而且能从定量上衡量工作能力、业务水平、文化知识，尤其是"绩效"的档案和其他材料，凭此不难把南郭先生甄别出来。
考试招聘。这是一种古已有之鉴别人才的好办法。如有一个工厂的团委曾经通过考试招聘团干部。报名者众，通过层层考试，最终选出优胜者。
评价评议。发动领导和群众对人才进行评价评议，往往会获得较为客观的材料。诸如上级对下属、同级和同事之间、下级对上级、以及局外人和自我评价等等，当然这不是简单的议论，而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评议。
方法是很多的，总的一条是要信任人才，使用人才，放开人才，比试人才，造成万花竞开、万马竞逐的局面，让更多的"千里马"脱颖而出，驰骋纵横。
（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黄金时代》，由于较早提出人才选拔的竞争思路，曾获中宣部、团中央、国家出版局、新闻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年期刊议论类优秀文章评选一等奖）
"窃金盗嫂"、"鼓夫狗屠缯贩"及用人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深諳用人之道的，可数刘邦和曹操，其用人之术颇多，但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们敢用那些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名声，却堪为真才的人。比如说，名闻遐迩的陈平，就曾有过极为不好的名声，单"窃金盗嫂"一条就够使他臭名远扬了。项羽就为此而远之。然而刘邦却力排众议，把陈平奉为上宾，委以重任。结果，陈平不愧为刘邦的得力干将，和张良、肖何、韩信一起，辅助刘邦打天下、保天下，立下不朽功勋。曹操则提倡"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他在《求贤令》和《求逸才令》中，赞扬"陈平……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载千载"，呼吁要发掘那些即使"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用人确实要有胆识。刘、曹所处的时代，儒家思想已经取得了正统地位，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窃金盗嫂"、"不仁不孝"可谓大逆不道。所谓"窃金盗嫂"，是指陈平当初供职项羽时，有偷金之嫌疑，同时，说他与亲嫂嫂私下有一腿。这种骂名，不要说在当年，就是在今天，要想使用也会如抓个烫手芋头。而偏偏刘邦和曹操竟能冒犯，一个重用陈平，一个赞赏陈平，没有足够的胆量是不行的。
当然，大胆用人，并非乱用人，关键是要掌握好瑜与瑕的关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有缺点、弱点。有识有能之士，一生中也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会沾上各种各样的污点。但只要仅仅是污点，而非不可救药，都应用其所长。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要求过于苛刻，自然变成孤家寡人，无人可用。刘、曹那种"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确实值得称道。
对于不好"名声"的传闻，也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点调查研究，加以具体分析，不可偏听偏信。刘邦就懂得这个道理。一次，刘邦特意问起陈平其"污名"的由来。陈平一笑置之说，所谓"窃金"，无非是在楚王那里准备改投他主时，多拿了些盘缠；另外，我根本无哥哥，又何来"盗嫂"？可见，所谓的骂名，无非是妒忌者的无中生有和恶意夸大。想当初，刘邦若听到风便是雨，不就白白丢弃一个举足轻重的人才？写到这里，我们想起不久前报纸上登载的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因为帮助郊区某厂设计生产一新产品，得到一些奖金，被说成是受贿，帽子大得吓人。后来才澄清了事实，被聘为科技大学的讲师。现在，一些人对知识分子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视长处为短处。比如，埋头钻研技术、对事物对工作新的不落俗套的见解或建议的知识分子，往往被说成是脱离实际，追求名利等等。若以这类偏见废人，岂不荒唐？
除了敢于用有污名的人外，刘邦还有一招，就是用人不计较其出身。不论贵族学者，还是平民草夫，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不吝任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周勃、樊哙和灌婴，在刘邦麾下前，一个是"以织薄曲（器具）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的吹鼓手，一个是"以屠狗为事"的屠夫，还有一个是靠贩缯为生。然而，就是这几个人，大受刘邦重用；也就是这几个人，为刘邦肝脑涂地、出生入死。他们虽然出身卑微，但各有其相当突出的长处。周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刘邦）认为可属大事"。果不其然，当刘邦去世后，吕氏欲篡政夺权，正是周勃"与平（指陈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保住了刘家天下。灌婴也是在与周勃的合作中，为剿灭吕氏之乱立下功劳。樊哙乃一介勇夫，"勇"就是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司马迁在《史记》里不厌其详地罗列历次战斗由他亲自斩下的首级数量：战砀东斩15级、攻濮阳斩23级、下户牖斩16级、围成武斩14级虏11人、击开封北斩侯1人首68级虏27人、破宛城斩8级虏44人、至霸上斩都尉1人首10级虏146人降2900人、定三秦斩县令宰各1人首11级虏20人、平韩信卢绾反等斩176级虏288人……尤其在"鸿门宴"上，项羽顿时看到樊哙"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瞋尽裂"地立于刘邦身后，吓得"按劍而跽"，赶忙赐酒赐肉，樊哙的勇武形象跃然纸上。刘邦聪明就在于用了这两个人的"厚"与"勇"。如果我们用人也能做到不拘一格、不计出身，这样，我们的人才是不会少的。当然，重用人才，并不是不讲德，而是说用人之时眼睛不要死盯着瑕疵，不要计较其来自何方。那么，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肯定会出现。
（和梅醒斌合作，发表于1983年8月18日《广州日报》《思想评论》栏）
品藻人物的审美标准
--一读嵇康《声无哀乐论》
名闻遐迩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嵇康，曾写了一篇以音乐理论为内容的《声无哀乐论》。嵇康在文中主要是对音乐的有关问题作了探索。然而，透过音乐问题的论述，隐匿、蕴含着另一个美学思想，即关于如何判别臧否人的美的标准问题，人们不易察觉。
人的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无论辩析天人关系，还是探讨人性善恶，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都俯拾即是，大量可见。而反映美学领域的则是一个探讨人的美的问题，这是人类逐步摆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必然反映。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人们开始逐渐认识自己的力量，也开始逐渐认识人本身所具有的美，对人的美的研究自然成了人类的新课题。
人的美包括"外在美"和"内在美"两部分。对于前者，无论从形态到衣冠，从五官到肌肤，《诗》及先秦诸子的文章早有大量生动、细腻的描写。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更注重从社会意义上即从其性格、品质、思想、道德、政教等内在方面来研究人的美，产生了圣、贤、佞、谄和皇皇、穆穆、淑、娴、温、慧、妖、冶等内在美与丑的概念。到了孔子，又把这一研究集中体现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善"在孔子那里是表示合乎"仁"的伦理道德范畴，是表达人的内在美的最高范畴。孔子反对光凭外貌形态来判断一个人的美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子宰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荀子进一步明确用"形相"和"心术"表达外与内的关系："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长短大小，善恶形相，非吉凶也"。（《非相》）明确指出人的美丑在于人的内在本质，而不在于形相外貌。
在两汉魏晋时期，人的美论继续得到发展。这首先是政治上的需要。封建社会仍属上升时期，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统治，对人才的选拔任用相当重视。尤其是东汉末年和魏初，由于政治日益腐败，豪门世族势力不断膨胀，察举制度遭到破坏，引起了中小地主阶级的不满和反抗，随之兴起一股品藻人物的清议之风。代表寒门庶族利益的曹氏集团上台，外要争雄三国，内要与司马集团争权，更需要如何鉴别和使用人才。反映在美学上，仍然是一个探讨人的审美标准问题，综观当时的文苑论坛，不但是刘劭的《人物志》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都是洋洋洒洒的品藻人物的美学论著，而且细数一代名流，诸如傅嘏、荀粲、李丰、钟会、王广等，无不以善谈名理才性，精于识鉴人物而称著一时。而曾经一度引起激烈争论的"言意"以及由此发端的"声有无哀乐"之辩，则不过是这一关于人的美论的大合唱中一支引人注目的曲调罢了。
所谓"言意之辩"，说的是"粗迹"与"真际"的关系，即语言外貌能不能表达一个人的内心精神实质？在哲学上是一个如何辩析人的外表与实际的关系的具有认识论意义的问题，在美学上还是一个品藻、鉴识人物的审美标准问题。那么，作为以谈音乐为具体内容的《声无哀乐论》，又怎么同"言意之辩"联系一起呢？这还得进一步从嵇康写作的政治历史背景分析。在魏晋时期，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权争，在"言意之辩"中各持对立观点。作为曹操的孙女婿，嵇康同主张"言不达意"的何晏、王弼一样，是站在曹氏集团一边的；而司马氏为了纂夺曹氏政权，打着维护名教的幌子，表面讲的和暗中做的完全两样。显然，嵇康作《声无哀乐论》，固然在论述音乐，实际上一大用意，是试图通过论证声情不相经纬，来对"言不尽意"论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告诫人们不要光凭言、声来识别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以此揭露司马氏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善面目和两面派行为。他在该文中或隐或现地写道："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故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政心也。"借"指鹿为马"之典，不但暗喻着司马氏的嘴脸，而且直接将声情关系和言意之辩联系起来了。他又说："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外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这就把言意关系深入到声情关系来探讨，更加全面完整地丰富了"言不尽意"论，更富有品藻、鉴识人的美学价值。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中心议题是论证声音固有善恶（指美丑）之分，而与人的哀乐感情无必然联系，声音不能表现人的内在感情，而人的或欢或戚或歌或哭的表现，槪发于其心中固有的哀乐感情。他指出："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又说："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从这立论出发，他反对"因声以知心"，光凭言、声、形、貌来判别一个人的内在情意。有一段话更直言不讳："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他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人的形同而心不同或者心同而形不同等形心相悖的种种情况，来推出"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的结论，强调了充分肯定内容的审美标准和方法，是有合理因素的。因为，首先，审美对象的两种审美特性--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形式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内容对形式起着决定作用。内容的美是内涵的美，而形式的美是内在美的外在表现。只有首先着眼于内在美，才能正确把握审美标准。其次，审美还具有社会性。"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美除了自然美的属性外，更具有社会的属性，这是人区别于一切自然物的美的最本质区别。人美的社会属性，主要指受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意识、文化等制约影响的内在思想品质、性格特征和道德观念。再次，外在美一般是内在美的外部表现，有好的内在美，自然会表现出好的外在美，没有内在美，一般很难有好的语言和声音。但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内在不美也可以用美好动听的言声来掩饰。而这只是一种假象，是内心状态的歪曲表现，是不真实的，是可以识别的。人们只要在审美过程中，正确把握内在与外表的辩证关系，注意不为假象所惑，就不难准确加以辩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