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文里，曾经谈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为了阻止自由思想的流传，而借刀杀人，由胡适的未亡人出面，要求“销毁”自己丈夫的著作。胡适的未亡人是江冬秀，她在1966年12月25日按铃申告，要求用法律手法解决政治背景的问题。这一国民党和它同路人一贯作业的杰作，我曾简略说明如下：
一、违反胡适遗嘱，由台湾大学把权利转赠中央研究院后，再化公为私，由中央研究院转赠给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证明书；
二、胡夫人凭这证明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权；
三、再由内政部违反不得申请注册的规定，硬在1967年2月23日，发给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权利执照；
四、最后由胡夫人拿执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资格与证据，都是《胡适选集》出版后才高速赶造成的，这些资格和证据，都是违反法律上基本常识与原则的。但是，国民党不管，国民党的法院也不管，无知而糊涂的乡下妇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着“要见总统”的配合下，国民党和胡夫人终于借着所谓法律，达到了封杀《胡适选集》的目的。
为了给上面这些话留下千秋文证，我再公布一些一般人不能知道的“内幕”资料，使大家领教一下国民党是怎样整人的！
告人的资格是后补的
江冬秀在1966年12月25日按铃申告后，她就大模大样待在家里，迫使司法人员要到她的“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胡公馆”去问话。1967年1月19日上午9时，台北地院检察官朱石炎亲自驾临，做笔录如下：
问：著作权执照之原件有否？
答：已送内政部办理移转登记了。又内政部通知及胡适遗嘱原件均存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未在家中。
问：你何时知道文星出书窃印《胡适选集》之事呢？
答：就是在五十五年（1966）12月9日我写日记那天。
问：“中央研究院”将胡适著作权何时移转给你呢？
答：转让证明书是五十五年（1966）12月30日给我的。
这一笔录，清楚说明了“中央研究院将胡适著作权”移转给江冬秀的证明书，日期是“’五十五年‘12月30日”，是江冬秀按铃申告后第五天的事。换句话说，在江冬秀按铃申告当时，她本人根本毫无告人的法律上资格。这种资格，是国民党和它同路人快马加鞭补给她的，是“先上车，后买票”的！但是，一切应依法律办事的法院，总不是公共汽车吧？把法院当公共汽车，总是一种亵渎吧？
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怎样化公为私？
再看1967年1月21日所谓证人王志维的笔录：
问：胡适遗嘱第四条所指之书集，何时交与台大呢？
答：事实上并未将该书集交与台大的。因为胡适立遗嘱时该等书集均在美国。其后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带了部分回来，其太太回国时将余书全部带回，均放于研究院内。后来胡适之纪念馆落成，其遗嘱执行人刘锴在台代理人陈雪屏与台大接洽后，由台大来函表示该书集等转赠本院（提出台大校长函一件及陈雪屏函二件阅后影本附卷）。
问：遗嘱执行人有何人在台呢？
答：有游建文九人在台。
问：中央研究院何时又将该书集等转给胡江冬秀呢？
答：关于该等书集本身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提出胡适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二份附卷）。
问：中央研究院有否取得著作权呢？
答：没有。台大亦未取得该著作权。
问：中央研究院既未取得著作权，何以要公证转让呢？
答：因胡夫人到内政部办登记时，内政部主办人以为根据胡适之遗嘱，台大才有该权利。如胡夫人要办登记，必须提出取得该权利之证明文件，因此才办公证的。
这一笔录，清楚说明了刘锴、陈雪屏、钱思亮（台大校长）等如何改变胡适遗嘱，硬将权利“转赠”给“中央研究院”；而“中央研究院”王世杰等，又如何再度改变，硬将权利在江冬秀按铃申告后转给她，以完成封杀《胡适选集》的一贯作业。
所谓证人王志维笔录中，妙事有四：第一，他明说那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是公产又何能无条件“转赠”给私人？这是哪一国的逻辑与法理呢？第二，他“提出胡适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二份”，以证明“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中央研究院”附设的委员会，又哪来权利化公为私呢？这不是笑话吗？第三，他公然表示第一手台湾大学和第二手“中央研究院”都没取得著作权，第一手第二手既无此一权利，第三手江冬秀又何能转手取得而告人呢？第四，“内政部”明知江冬秀依法不能登记，因为“根据胡适之遗嘱，台大才有该权利”，并明知江冬秀取得的证明书，是化公产为私产的行为，又何能帮着做手脚呢？
法律细节上的笑话
现在，先抛开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化公为私的大前提不谈，单就化公为私的法律细节上，我们来看看笑话：
胡适1957年7月4日所立的遗嘱第四条中，明白表示将他的手稿（manu-s）和文件（papers）以及全部印行的书籍（printed books）遗赠给台湾大学，并且“请求杨（联陞）毛（子水）两教授，代为安排这些手稿文件的保管、编辑和出版”。
根据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胡适纪念馆单位下的记载，这一“遗赠”，业经台湾大学转让给“中央研究院”，是项“转让”及“遗赠”，均先后经过台大校长钱思亮及遗产受遗人江冬秀签字同意，完成法律手续。这一经过，在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已写得明明白白：
九、胡适纪念馆
依照胡故院长1957年6月4日所立遗嘱第四条的规定，他的前存纽约，后移台湾的藏书，及其他文稿、文件，原系赠给台湾大学的，但因本馆正式成立，台大钱思亮校长已将胡故院长遗嘱第四条所载书籍文稿等件的权利、所有权及利益，转让给中央研究院，并已于1963年5月8日，在此转让证明书上签字，又照上项遗嘱第五条的规定，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为遗产的受遗人，胡夫人也已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至此胡故院长遗存住宅内的一切遗著、书籍、文物，归于胡适纪念馆的法律手续，业已完成。
由此可见，江冬秀既然已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那么权利——如果有的话——就完全不属于她了，她既然没权利，当然就无法告人，于是国民党官方遂在她按铃申告后，促成以下四步骤：
一、由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与江冬秀在1967年年初，签立赠与契约，将胡适著作物的著作权赠与江冬秀。
二、由赠与人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与受赠人江冬秀、各委代理人，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同台北地方法院办理“赠与”公证。
三、由江冬秀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11日”凭同前项公证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物继承注册。
四、江冬秀凭前项申请注册的收据，向台北地检处为侵害著作权的告诉。
于是，国民党拍拍彼拉多式的双手，大功告成了！
能抛弃吗？
现在，我们就算台湾大学转赠“中央研究院”可以有效，但“中央研究院”化公为私，把“’中央研究院‘之公产”私赠他人，在法律细节上也是站不住的。为什么呢？
按照法律规定，对于死者的“遗赠”本可表示“承认”或“抛弃”（“民法”继承编第三章第三节），但是照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的记载，“中央研究院”既已接受台大校长在“转让证明书”上的签字，既已接受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即表示“中央研究院”对于胡适遗嘱第四条所为之“遗赠”，是“承认”而非“抛弃”。
何以说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即足以证明“中央研究院”对于胡适的“遗赠”为“承认”呢？因为江冬秀的签字，在法律上是本于受遗赠人（“中央研究院”）的请求而签字的，在法律上，江冬秀虽一方面是“遗产”的权利人，在另一方面却是“遗赠”的义务人，就“遗产”权利人而言，为“受遗赠人”的“中央研究院”，非取得“遗产”权利人的承诺，不能取得“遗赠”的权利；就“遗赠”义务人而言，江冬秀只有签字承认“受遗赠人”的请求，而为“遗赠”的交付，始足以表示对胡适遗言的实践。
关于“受遗赠人”就“遗赠物”得向“继承人”为交付的请求权，史尚宽《继承法论》第四章第七节“遗赠”有这样的论述：
遗赠分为“包括遗赠”“包括名义之遗赠”及“特定遗赠”三种：
……
（二）包括名义之遗赠，谓遗嘱人就法律许其任意处分之财产，给予其一部分之“遗赠”（民法第1010条第1项。）包括名义之受遗赠人，应对于有法定特留分之继承人，请求财产之交付。
由此可见，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所载江冬秀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仪式，原是本于“受遗赠人”“中央研究院”的请求而举行的，“中央研究院”既以“受遗赠人”的身份，本于法律上对“遗赠义务人”亦即“遗产权利人”的江冬秀，为履行“遗赠”的请求，则它已为承认“遗赠”的意思表示，已经毫无疑义。因此，本于“已取得者，不得拒绝”的法谚，“中央研究院”对于既经接受胡适遗嘱所为的“遗赠”，依法理不得复为主张“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