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参加圆山太原五百万人八周年公祭，没有人淌眼泪，我却流泪了。我和梁化之兄相交不久，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难得壮烈、死难得从容，无与伦比，他将流芳万古。
4月26日情报局张炎元局长在芝山岩情报局大礼堂请我吃饭，由萧信如、刘培初、李仲琳、吴毅安诸兄作陪。信如兄听到我快出牢的消息，托绥远阎致远先生向仲琳兄探听正确的时间。所以，出牢的第二天，就在临沂街仲琳兄寓所见面，送我两千元新台币，那时的两千元，比现在的十万元也管用。席间张局长说：“大陆上的家恐怕无法联系了，赶快讨位太太，否则生活无法安定。”
27日吴安之兄约我在他家里吃饭，有白世维、傅有权几位北方朋友作陪。世维告诉我，我们被捕的同时，总统给郑介民先生一张条子：“据报，尔……”说介民先生贪污，是我们这个贪污集团的首领，要他申复。据报，据谁报呢？当然是毛人凤先生了。介民先生为申复总统的询问，7月3日飞往北平，搜集资料，托世维兄办理。所以，我们被捕后，介民先生不但无法营救，却成了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
30日孔嘉在西门町玉楼东请吃饭，徐志道、尚渭父、张公度诸兄作陪。孔嘉是孔觉民的弟弟，二十六年（1937）春节在北平西郊看赛马，我们见过面，后来给徐志道兄办军需。来台后在峨眉街卖照相器材，是摄影专家。他告诉我，毛人凤先生把觉民充军到西康，所以没有出来，死活不知。
审判、审核一字之差
出牢以后，总觉得这九年监牢坐得不明不白，十分窝囊。我们为打破黑暗，打倒旧的一切不合理；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公道合理；为了创造光明，拯救国家民族，才不顾死生安危，从事革命。谁料到革命二十五年［十三年（1924）到三十七年（1948）］，抗战八年，战胜强敌以后，自己却坐了牢，几乎丧命，妻离子散，似乎太不公道。起码也应当弄清楚，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还停留在“莫须有”的时代不成？
刚好郭巩疆在姜绍谟和阎律师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工作，陪我去请教阎律师。阎律师北京大学毕业，他告诉我：“你的冤枉毫无办法洗刷清楚。普通司法叫审判，先审后判，判决必须根据审讼。军法就不同了，军法不叫审判，而是审核，审归审、核归核，批核并不一定依据审讼的结果。你的案子既是军法案件，只好冤枉算了。”
我才明白，总统府资料组那么多的同志想营救我，不怕得罪毛人凤先生，把全卷从保密局调去，结果毫无办法。因为毛人凤先生呈报我两个半死刑，而总统批示：“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资料组的同志们义气热心，但无法改变总统的批示，所以无法营救我出牢。这也就是毛人凤先生虽然恨我入骨，而不敢暗中下毒手，杀害我的原因。资料组的同志们既无法营救我出牢，又不知道我被虐待成什么样子，才派王崇五兄借视察监牢，探视我一次。
据说我的罪状之一是不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让我所看陈恭澍兄拟的那份章程“真诚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用红铅笔画掉，上面加了一张签条，说是我画的，我就成了不真诚拥护蒋委员长，罪大恶极，那还能不判死刑吗？不过，这件东西是从魏宝善手中拿给李希成的，魏宝善可以作证，那是李希成动了手脚，该判死刑的是他自己。
王崇五兄说有关我的案卷有几尺厚，是些什么东西？从哪里搜集来的？至于伪造口供、伪造罪状、伪造起诉书、伪造判决书、伪造全部案卷，据说是彭形若一手包办的。这个面带伪善的彭形若，曾一度做过桃园监牢的副所长，牢里的看守告诉我，我的案子就是他办的。
毛人凤先生的刽子手李希成，以故人入罪、杀害同志、作威作福为乐事，最后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了。我出牢时，他还活着，我本来想去找他谈谈，因为他已半身不遂，说话也不清楚。他有两个太太，系姐妹二人，对他非常虐待，李希成整天挨打挨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妾同人苟且做好事，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和报应，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又何必同一个奸邪小人计较呢？
杀害我们的主要恶徒，毛人凤先生的活乌龟李广和，在我出牢以前已经死了，死在毛人凤先生以前。在北平帮着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史泓，也在我出牢以前死了，他的老婆已经改嫁他人。
倪超凡和马汉三兄相处得很不和睦，因为他工作不切实，汉三兄看他不起，怀恨在心，成了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主要帮凶。我一生对他帮忙最多，从汉中稽查调西安稽查处长，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从西安稽查处调北平稽查处长，又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结果，捆绑我们、抄我们的家，都是他干的。一天，我到和平东路看王孔安兄，他不在家，而倪超凡坐在进门对面的沙发上，看见我进来，赶紧站起来，想同我打招呼。我看见他有话说不出的难过情形，大概是良心上惭愧吧？我不愿多看他一眼，赶快退出，不久，他也死了。
朋友营救感人至深
当我在灯市口被绑，进牢的当天夜里钉上脚镣，毛人凤先生这样凶狠，就是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刘秋芳和李广和要干掉马汉三，现在是兑现了。要我作陪，却杀不了我。
后来资料组的朋友李叶超、王崇五诸位想营救我，虽然没有成功，却给我极大的保障。出牢以后，才知道当年朋友们为我着急、为我奔波的情形。首先向总统呈递报告，替我说话的是刘培初兄。那时他是绥靖总队长，正在红得发紫，能够接近总统。据他说，总统看过他的报告，点了点头，情况非常好，已经生效。后来为什么恶化呢？那和他失势很有关系。
培初兄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未经总统允许，私自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晤面，总统知道，非常生气，把他大骂一顿，他便失去了总统的信任。春秋大义，大夫无私交，怎么能和外国使节私自见面呢？据说是他的好友，湖北同乡徐佛观报告的。徐佛观说怕他闯大祸，不能不报告。我却受到间接的影响，刘培初的报告失去作用，岂是命运如此？
徐志道兄在总统下野后，接任保密局局长，他到溪口晋谒蒋公时，经国先生对他说：“乔家才是冤枉的。”意在要他想办法。可是志道兄除了拿到印信，毛人凤先生什么也不移交，一切都控制在手里，志道兄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哪里还顾得上营救我呢？经国先生怎样知道我是冤枉的？据徐佛观说，是他告诉的，希望经国先生能营救我。
又据说，我被押往南京以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宜生先生曾给总统一份非常恳切的电报，不要杀死我？我在绥远和他相处得很不好，现在，在我生死关头，他仗义执言，能不令人万分感慨吗？他知道我为维护军统局的权益，不惜和他作对，现在却被毛人凤先生加以贪污罪，他也有些为我寒心。
“乔家才贪污，你相信吗？”姚蓉轩先生曾这样问过傅总司令。
“不相信。”傅总司令回答得很肯定。
傅总司令的电报很有作用，可能产生正反两种结果。当时中央正在借重他，他的要求不能忽视，他要求保住我的性命，毛人凤先生要杀我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相反地，华北剿匪总司令都要保住我的性命，可见我这个人不太简单。据刘培初兄推想，他的报告突然不生效，可能是受了傅总司令电报的影响。总统最不喜欢外来的干扰，保命可以，只好无期徒刑了。
无论如何，我所以能够不死，多亏许多朋友营救，没有这些营救，很可能和马汉三、刘玉珠两兄同一命运，早已离开这个万恶的社会了。
张季春兄说，他曾找过毛人凤先生，毛先生一句话就把他堵回去了：“你是书生，不懂！”
特赦复权关系重大
郑介民先生知道毛人凤先生对付我们心狠手辣、赶尽杀绝，整得我们非常彻底。不被杀死，也要整得永远不能翻身。一切非法陷害，都使合法化，成为铁案。毛人凤先生没有死以前，他无能为力。毛人凤死了，潘其武代理局长，介民先生仍然不露声色。一直等到炳华先生接任局长，就催他赶紧恢复我的自由。可是他拖拖延延，拖了三个多月，才把我释放。
介民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政治家，对事情了解透彻，目光锐利远大，确非他人可比。我一出牢，他就顾虑到我将来的生活问题，他知道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国大代表”，那时“国大代表”待遇不好，很少人注意，而介民先生却非常注意，所以写张条子给安全局第三处处长刘瑞符兄，要我赶快办好“国民大会”代表的手续。
瑞符兄给我看过介民先生的手令，着手进行，才知道问题并不简单。原来1954年“内政部”有过公告，所有“国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必须向“内政部”民政司登记，过期不登记，一律注销资格。我没有登记，当然注销了。假如当时有人悄悄地给我办好手续，现在去报到，不用几分钟，就可以办妥。可是当时在毛人凤先生淫威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敢替我办理登记手续。
李仲琳兄请在“内政部”工作的天镇县“国大代表”俞泽生兄想办法，他请民政司王帮办、居科长帮忙，他们告诉泽先兄，只有一个办法，由情报局证明，1954年无法办理登记，才能生效。于是我请情报局出一张证明书，他们不愿意办。我很生气，难道毛人凤先生的阴魂还统治着情报局吗？我给张炎元局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介民先生的意思，不是我要办。他的局长是靠介民先生的，也不买介民先生的账吗？第二天王有为转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他的意思，先派我到香港工作，回来先恢复军籍，再进行“国大代表”。
张炎元先生的智慧不会高过介民先生，他的见解也不比介民先生高明，但是他轻重倒置、固执偏见，不出证明，我又有什么办法？这是我去香港以前的事。1959年我急欲回来，不愿久留香港，就是为了“国大代表”问题，因为第三次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
1959年夏天我回台北，张炎元局长并没有恢复我的军籍，证明书也拖着不办。介民先生比我还着急，在他逝世的那天早上，刚从日月潭晋谒总统回来，要张局长的电话，张不在，由办公厅主任王唯一兄接电话。介民先生说：“情报局必须给乔家才同志出一张证明书，好去办理‘国大代表’报到手续。因为第三次大会快开了，不能再拖，你赶快去办，这是我的意思。”
这一天夜里，介民先生心脏病突发，不治逝世。王唯一兄对于介民先生这样爱护同志，非常感动，不管张炎元先生愿意不愿意，遵照介民先生的遗命办理，第二天证明书就办好了。唯一兄并且把介民先生电话里说的话告诉我。
拿上证明书到“内政部”，问题又发生了。承办人告诉我，要是在三个月以前办，“内政部”做得了主，毫无问题，现在“内政部”负不了这种责任。因为第三次大会就要召开，有好几位1954年没有登记的候补代表，如建国中学校长贺一新、中央党部秘书续琅、“国防部”王武等，要求递补，“内政部”不准，大闹特闹，中央党部特为“国大代表”资格问题，成立了一个小组。所以，我的问题必须送中央党部。他们一再叮咛，千万不要同那些候补不上的代表混在一起，要单独解决，才有希望。
假如介民先生在世，中央党部这一关有他关照，丝毫不成问题。现在必须费很大的周折，李仲琳兄去找副秘书长郭外川先生，他了解我的真实情况以后，非常同情，满口答应帮忙。介民先生逝世后，叶翔之升任第二组主任，我和仲琳兄去找他。他也受过毛人凤先生的迫害，我想他应该帮忙的。
“假如唐乃建兄也和介民先生一样热心，中央党部这一关就容易通过了。你应当写一封信，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仲琳兄这样主张，我写好信，一同去中央党部投送。在大楼的楼梯口碰到叶翔之，他容光焕发，显露出春风得意的姿态，很高傲地对我说：“你的事情我问过了，不成！”
我没有开口，谁劳驾你去问？仲琳兄说：“华塘兄的问题和其他人的不同，怎么不成？”
过了几天，在永铭兄家里碰上谷凤翔先生，经永铭兄介绍，他说：“恭喜！你的问题，刚才”中常会“已经通过了。”这样顺利，真没有想到，当然是得力乃建、外川两位先生了。后来去看外川先生致谢，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介民先生对特赦复权很重视，要情报局办，他们推着不办。最后还是由刘瑞符兄由安全局办妥的。
1960年2月22日参谋总长彭孟缉给我一张（49）镜荣字第018号“国防部”特赦复权证书：
“查乔家才现年五十四岁，男性，山西交城县人，前因贪污等案件，经本部前保密局依法判决，处以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兹奉‘总统’‘四十八年’（1959年）11月27日机密乙字第11330号令，以该乔家才准予特赦复权等因，合依赦免法第七条之规定，由本部发给证明书，以资证明。”
坐牢九年，没有经过合法审判，我没有见过起诉书，也没有见过判决书。现在才知道“因贪污等案件”，我贪了什么污？天呀！“前保密局依法判决”，依什么法判决的，我一无所知。天乎！这就是国法吗？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吗？这就是天理吗？这就是人道吗？这就是正义吗？呜呼！痛哉！国破家亡，生不如死。受尽侮辱的无期徒刑的罪犯啊！你有何面目见祖宗父母于地下？二十五年以后，胡天秋兄由香港寄来五言律一首：
书 愤
如何忠义士？伪作重囚看。鬼蜮阴谋狠，贪谗正义捐。
冤深终不死，报应有循环。东厂生祠辱，于今足借观。
1975年7月1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