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牢两年多，第一个来看我的朋友是桃园警察局局长于书绅，因为监牢在他的管区，他才有这个机会。第二位来看我的是新竹县警察局局长刘子英，那时桃园归新竹管辖，他也有机会来看我。后来桃园脱离新竹，成立了桃园县，张广恩任警察局局长，也来看过我。
郭履洲、毛万里、姜毅英、黄加持、尚渭父、丁敏之诸兄都先后来看过我，都留下钱。他们当面交给我的钱，等他们走了，我再交到牢里。要买东西很不方便，因为坐牢所存的钱常被他们挪用。后来一想，何必守这种法？收到钱就揣在身上，不再交他们。所长派人来索讨，被我骂回去，他们也无可奈何。我手头有了钱，不但买东西方便，而且还可以借给看守们临时周转。看守们待遇微薄，手头常常空空。他们周转了我的钱，自然对我有许多方便了。
我急于一见岳梓宇弟，他打通姜达绪的关节，不经过保密局，终于来了。从他口里知道一些家里的情形，但所知很少，也许是他不便细述。知道只有伤心，不说也好，人生如梦，何必认真？我对不起他们，过错不在我自己，我的自由被人剥夺，几乎连性命不保，还能照顾他们吗？惭愧！革命二十多年，落得这样结果，填《沁园春》一阕：
秋雨悽悽，风又萧萧，秋意带愁。叹彭韩菹醢，周萧系狱，不伤弓尽，也做阶囚。过眼繁华，烦心富贵，黄鹤飞去空剩楼。莫须有，恨忠臣枉死，奸贼谋酬。羞羞！说甚同舟，谁又料相残如寇仇？把半生奔走，八年抗战，辛酸血泪，尽付东流。春院天黑，阴房鬼火，仰视浮云宁不忧？伤心处，已消完壮志，白到人头。
关进毛局长监牢的人，虽不能说个个冤枉，而他的爪牙李希成专门罗织人罪，确是事实。潘其武想讨他表妹做老婆，人家不喜欢他，在大陆上嫁给丁贵堂的儿子，来台已经守寡，还是不嫁他。进攻二表妹，又是徒劳无功。一怒之下，说她们是匪谍。同时怀恨他的表弟不帮忙，也给他戴上匪谍的帽子。李希成仰承潘其武的意志，把他的表妹捉起，把他表弟和另外三位海军军官逮捕。这四位海军军官，两位留英，两位留美。他的表弟是陈太初。有一位姓官，和我关在一间牢房里。审问匪谍案件，归第二处叶翔之，第二处审讯的结果，说他们不是匪谍，就这样搁起来。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对保密局很不满意，态度强硬，他告诉保密局，他的人要是匪谍，你就严办；不是匪谍，就得赶快释放，不能关起来不放，这四位海军军官才得救。可是害得潘其武至死也没有讨到老婆，难怪叶翔之和潘其武结怨，愈结愈深。
另外一位浙江人何震，是位警官，在南京住在吉兆营潘其武家里，可见他们关系匪浅。来台后也被关起来，罪名是称呼总统“老蒋”。何震向难友们说，潘其武霸占他的外甥女为干女儿；又说潘在南京和共产党有勾结，被他发现，所以要杀他灭口。关着，他肚子痛、胃溃疡，整天喊叫，后来成了精神病，不再喊肚痛，散步时在院子里大摇大摆，高喊打倒包庇匪谍的×××，看守对他毫无办法。
毛人凤的左右手潘其武和叶翔之暗斗激烈，已成水火，势不两立，互不相让。后来叶翔之离开保密局，到了大陆工作委员会。毛人凤认为反叛了他，非常愤怒，非置叶翔之于死地不可。于是把海上行动队队长姜盛三关起来，要从他身上下手。
姜盛三是个商人，本领可不小，在大连有相当势力，共产党占了大连，他居然做了大连船舶管理处处长，手下有九十多条船。因为他和天津稽查处长陈仙洲有联系，经陈策反，带了四十多条船反正过来，做了保密局的海上行动队队长。又因为他归第二处管，和处长叶翔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大陆撤退时，保密局给他一些金条，要他在韩国建立对大陆的工作。他派他的张副队长送些金条给叶翔之，姓张的向毛人凤告了密。
现在毛人凤要杀叶翔之，这是一着很重要的棋。姜盛三被关起来，要他同毛局长合作，说叶翔之利用职权，克扣工作费，叶翔之就非死不可。姜盛三很讲义气，硬是不和毛局长合作，陷害叶翔之。他以为送金条是他的私事，是他要送的，叶翔之并没有克扣。假如叶翔之也被关起来，姜盛三不承认也得承认。可惜毛局长捉不到叶翔之，移恨姜盛三，以匪谍罪名，杀了姜盛三，连尸首都不准他太太领回去埋葬。
绥远的杜长城是个太保型的傻小子，一旦成了毛人凤先生的亲信，做了技术总队长，就不知天高地厚，作威作福，想关谁就关谁，副总队长李敬、督察主任乔凤藻，各大队长都被关起来。毛人凤的监牢好像专为杜长城开的。后来因为杜长城作恶太多，被军法局判处死刑。于是，毛人凤恨透军法局长包启黄，包启黄也不是个好东西，终于被毛人凤捉起来，关在桃园监牢，最后也被枪毙了，真是冤冤相报，令人浩叹。
度日如年撰写回忆
毛人凤先生的监牢，不比寻常，绝不开放，虽是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也休想来参观考察。所以，大家叫作黑牢，坐黑牢既不能接见家人和朋友，又不能通音信，完全和社会隔绝了。虽然在院子里，抬头可以望见天日，而叫作暗无天日，也不为过。
有一天，监牢里的那些人突然紧张起来，听说总统府的人要来视察。这个消息可说是晴天霹雳，毛人凤的监牢被人视察，真是破天荒的大事。果然，视察的人来了，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我。我被领到副所长的房间，见总统府来视察的人，原来是山东王崇五兄。开牢的不敢监视，也不敢旁听，屋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这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你喝水也要小心，招架毛人凤给你下毒。”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真有隔世感慨。我们握住手，他悄悄地对我说了这一句话，可见他对我的关切、对我的担心。他告诉我，一般朋友对我很关心，总统府资料组把我的案卷调去，研究营救的方法。案卷足有两尺厚，因为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他们无能为力。这次来视察，是特意来看看我的生活情形、健康情形，被虐待成什么样子。闻之朋友们的关怀，万分感激。
先后进来坐牢的朋友：阮清源、吴景中、楼兆元、鲍文樾、龚德柏、赵耀斌、马兴峻、乔凤藻、张镇邦、李敬……都出去了，我却稳坐如故。自从王崇五兄来过以后，我已死了出牢的念头。一个人没有任何希望，又置死生于度外，还有什么顾虑？还怕什么？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固然出牢无望，但是也保障了我的生命安全，再不怕毛人凤暗算了。精神好的时候，我大声告诉坐牢的和看牢的，我为什么坐了牢。开牢的既不能割掉我的舌头，又封不住我的嘴巴，他们就奈何不了我。骂着！骂着！每天给三块钱的营养费，后来加到六元。坐牢还要营养？是王崇五兄来看我产生的力量呢？还是咒骂的效果呢？
坐牢坐到1954年3月31日，屈指一算，转瞬两千一百天了。坐牢以前，我正是壮年，经过两千一百天煎熬的岁月，眼睛花了、耳朵聋了、头发也苍白了。感慨万千，题诗一首：
卅年革命有何求？国破家亡两重忧，
牢里二千一百日，大觉醒来已白头。
难友徐水庭给我刻在竹片上，作为坐牢的纪念。徐水庭，浙江人，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入伍时允许他们当两年兵升军校，因升军校无望，写信发牢骚，而被关起来。他多才多艺，很了不起，对我帮助很大，曾利用废物做了一只煤气炉，一直用了好几年，后来送给了黄氏姐妹。
黄氏姐妹，湖南人，姐姐黄珏，凤山陆军总部女生队长；妹妹黄正，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为了对付孙立人，李葆初利用警备总部的权力把她姐妹两人抓起来，要她们诬攀孙立人和共匪有关系。她们不干，被判了十年徒刑，关在桃园。李葆初是专以诬害别人，而升官发财的小人。三十七年（1948）我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曾在保密局主任秘书黄天迈兄寓所，和马汉三、张公度、侯定邦、赵斌成、李葆初谈过一次话，大家都以为，要对付共产党，非恢复复兴社的组织不可。李葆初就向毛人凤告密，说我们组织小团体，侯定邦、赵斌成害怕，又向毛人凤自首，毛人凤拿来作为杀害我们的借口之一。
1955年以后，监牢慢慢冷淡了，坐牢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大概因为毛人凤先生得了癌症，再也狠不起来了。留在牢里的长客，除了黄氏姐妹，还有新一军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等四人，他们也是吃了孙立人的亏。
坐牢最刺耳的声音，要算开关牢门开铁锁和上铁锁的声音，咯——嗒——一声震人心弦。1956年春节那天，和李剑飞、陈鸣人、彭克立、王功鎏几位吃完牢房里的午饭，离开牢房，搬到牢房以外的一间小房，不再锁门，才不再听铁锁锁门的声音。他们让我搬出牢房，我想是避免我向大家宣扬毛人凤局长的“清白家风”吧？
大禹惜寸阴，因为光阴一纵即逝，永不复返。可是坐牢，时间不值一文钱，几年来大好时光白白过去。所以，从1955年开始撰写八年抗战，亲身经历的一切。心情好，每天可写五六千字；心情不好，五六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这样可以减少度日如年的孤寂生活。半年以后，写好十几万字，黄氏姐妹看后，以为不差，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王功鎏兄也以为有意思，最好写成一部书。
搬出牢房以后，心情好得多，一共写了三十几万字，送给周念行先生看。周先生在江山人中，是一位读书人。他看过以后，指出几点应该修正的地方，建议定名《关山烟尘记》。稿子送回来，附来一封信：
“……大作我已浏览一过。我曾有好几次一边读、一边淌泪。所以，我深深地觉得这部书在我们工作的写实方面，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不仅可以为训练同志的补充材料，甚至可以鼓励同志发出热烈无比的奋斗精神，从事于赴汤蹈火冒险犯难的艰巨工作。我看过同志的工作纪实也不少，但能够像这部书的感动人，确未曾有。家才先生！团体的事业是千古的，这部书的流传千古，更不容疑，不胜祝贺之至。”
我不敢相信，我会写一部书。但是周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不能不把原稿加以修改、誊正。周先生主张先在《健行月刊》发表，将来再进行印书，终于在十年后，1966年《关山烟尘记》正式问世。
毛死我活恢复自由
1956年春天，我已经迁出牢房，梓宇弟第二次来看我，劝我写一张悔过书。
“是毛先生的意思吗？”我问。
“不是，”梓宇说，“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有一张悔过书，第六处就好签办，也许问题就能解决。”
“毫无用处。”我说，“我应该出牢，不写悔过书，也可以出去；要是出不去，写张悔过书，也没有用。况且，我根本无过，有什么可悔？我宁愿死在牢里，也不会给他们写悔过书的。”
周端甫兄做第六处处长，可能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这是一个很欠考虑、饮鸩止渴的办法，并不高明。梓宇弟走后，牢友们纷纷责备我固执，只要恢复自由，写张悔过书，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不知道，我就是为了主张公道、维持正义，才坐了牢。现在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自由不自由在我已不重要。为保持我的人格，保持我一向做人的态度，绝不向邪恶低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是他们却无法屈辱我的人格、动摇我的意志。
过了不久，隐隐约约听说毛人凤先生到美国挨刀去了。又过不久，听说毛人凤先生死了。他干了九年保密局局长，我坐了九年牢，现在他死了，有人给我道贺，以为我可以自由了。其实言之过早，毛人凤先生虽然死了，副局长潘其武还没有死。毛、潘对我有同样作用，我不做非分之想，出牢不出牢，在我已无所谓了。
1957年张炳华（炎元）先生做了局长，我应该自由了，可是他并不采取行动，一直拖延了将近三个月。听说郑介民先生一再催促，才把我释放。
开牢的为打发我这个囚犯出牢，所长姜达绪和全体看守请我吃了一餐饭，算是送行。各牢房的难友们也要为我送行，分别到各牢房吃了一餐饭，也向坐过多年的牢房告别。这次出牢，气派十足，得未曾有。
1957年4月21日下午，第六处处长周端甫兄亲自来桃园，接我出牢。我的行装已非昔比，因为我已拥有一部二十五史。我和每一间牢房的牢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才走出桃园监牢。从1950年来这里，将近七年了。
监牢外面停着一辆旅行车，梓宇弟坐在车上等候着。当四只噙满眼泪的眼睛接触在一起，真是感慨万千，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李培楠弟在永和镇有一栋小洋房，作为我的临时住所。许多同乡同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我，显得格外热闹。武官富在小南门有间理发店，请一位理发师来，给我理了发。从不自由的境界突然自由，在意念上、在行动上，都有些不习惯，不知所措。
我坐了九年牢，没有流过眼泪，以为已经枯竭了。想不到，出牢以后，看见朋友们，眼泪直想往外流，怎样忍耐也控制不住，情感脆弱到一碰就会粉碎。刘培初兄住在安乐路，距离比较近，几乎每天见面。他对我出牢，极其高兴，陪我看朋友，参加宴会。出牢两个月，几乎每天有人请我吃饭，培初兄说：“你好像是新官上任，哪里像刚从牢里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