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清会典》有规定：九卿会丧只有在帝、后驾崩方才得使用。所谓九卿是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这些人大都掌握重要权力，并是朝廷的顶梁柱。由此可知，他们的身份是何等的特殊。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会丧”才显示出故人的身份之高。但在乾隆五年，“九卿会丧”在没有帝、后驾崩的情况下居然出现了一次。那么，还有谁要比帝、后的身份特殊呢？
一个石匠引发的风波
原来，在乾隆五年秋，京城里只是死了一个叫俞君弼的石匠。此人在生前的风光程度不知有多高，但在死后，他的丧礼却风光得不得了，轰动了整个京城。
门前车水马龙，达官贵人都穿戴整齐，面露哀容，接踵而至。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詹事府詹事陈浩四处照应，大学士徐本、赵国麟亲临吊祭，甚至连当时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派人送去“丧礼”。一时间，九卿会丧轰动京城。
清朝礼仪是有严格规定的，等级制度之森严让人无法想象，特别是在丧礼上更是具体而微，如果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这种隆重的九卿会丧，只有帝、后驾崩时才得使用。
而这个俞君弼并非帝、后，为什么竟有这么多朝臣不惧礼法前来“奔丧”呢？
经事后查知，俞君弼生前是工部属下一个石匠。在清朝，此等人出身卑微，大字不识一个，只是靠了一手绝活，在朝廷里混饭吃。但这却只是表面，这个俞石匠在兴办各种皇室工程时，或明或暗地分得了不少余润。而这余润就已经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因为没有亲生儿子，俞石匠便认了许多义子义孙，偶尔还认个义女。他这一走，扔下了数万家私，他的义子义孙们开始争夺起来，义女们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她们的老公却不干，也跟着闹腾起来。
为了争夺到这份家产，义女婿许秉义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他的用意很明显，让许学士邀请九卿诸人来“奔丧”，让俞姓族人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
许学士爽快地答应了，许秉义也是仗义之人，先给了参加会丧诸臣的谢仪费，从五百两到两千两不等，并许诺夺得财产后另有重谢。
试想，只是去走一趟便有这不薄的收入，况且又有内阁学士相邀，九卿又何乐而不为呢。闹剧就这样开演了，一群本应该商议国家大事的高官们却为了银子而来看望一个死石匠。
满人的葬礼习俗
满人未入关前，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其丧葬仪式比较简约，也很粗疏。葬礼的形式主要有，天葬、树葬、水葬和火葬等。
天葬亦称鸟葬。当一个人死于秋冬之季时，其亲人将其尸体抛于野外，让鸟兽啄食。《清朝野史大观》中就有对此葬礼的记载：人死后赤身露体，涂抹牛油，套挂在森林的高树上，或者投入深山野谷之中，以此来招引鸟兽啄食。如果尸体被吃得干净，则认为吉祥，亲朋好友前来祝贺；若吃得不千净，则认为此人生前有罪孽，阴曹地府不予收留，须再涂上牛油，务必使之吃光为止。有些满族贵族死后先放入内垫芦柴的棺材里，然后放在柴垛上点火烧焚。还有些实行先焚尸后埋骨的丧葬方式，先将尸体以火焚之，拣具尸骨放人陶瓮之中挖穴埋之。这种葬式在满族人中流行极广，甚至入关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满族还有人实行火葬，“丧必火葬，生前玩好，美珠重锦，焚于灵右，不惜也。”据考证，努尔哈赤的长子与五子，还有皇太极、多尔衰、董妃等都是实行的火化。
满族入关以后，受到汉人的影响，其大量吸收引进汉民族的先进文化，普及儒家礼法，提倡程朱理学，推广“忠”，“孝”思想。满清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另外，这样做还促进了民族之问的了解与交流。但在一些内容上，满族人还是推崇“厚养薄葬”，所以，其在法律中有名文规定，满族等人办理丧事一律从简，尤其规定庶民死亡不得会丧，凡越制者必论处。
而这个作为庶民的石匠非但把丧事办得隆重之极，反而还会丧，还是九卿会丧！
集体贪污的明证
这件事情终于让乾隆知道了，真是又气又恼。他即位虽然已经几年了，但这些大臣们还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倘若真是要严审此事，这么多人互相牵制，又不能尽行革除。乾隆思考了好多天，又不能不办，只好派心腹大臣鄂善查清此事。这位九门提督兼兵部尚书的鄂大人还没有准备好审理事宜，早有顺天府尹张鸣钧差人前往俞君弼墓地挖掘，得银两万两。参加了丧礼的礼部侍郎吴家驹闻知风声不对，又逢自己父亲在老家死掉，便将分给他官的银子席卷，回家奔丧去了。而其余诸官员却也不敢讨银，都在忙着向俞家追索原帖，扮作清廉样。
鄂善一一审明，请旨将张鸣钧交部察议，义女婿许秉义论如律，内阁学士许王猷、礼部侍郎吴家驹、詹事陈浩革职拿问。乾隆又特下谕：“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过了几个月又重申：京官“除亲友及同朝者仍照常庆吊外，其有交结富室大户，希图肥润等事，照不谨例革职。”
承办此案的鄂善，因“干练、廉洁”被乾隆特别恩准可“紫禁城骑马”。这样的恩赐自雍正朝以来只有六十五岁以上的权臣才能获得。鄂善得此殊荣，可见乾隆对此事的重视。
事情似乎就应该这样结束了，大臣们和乾隆都希望如此。可两个月后，御史仲永檀忽上疏奏劾鄂善，称俞君弼嗣孙俞长庚曾托人与其说合，并送给鄂善一万两白银。
乾隆听了御史仲永檀的话，根本就不信。他说，“鄂善系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以为“必无之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但又想，“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
因此，他命令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等七人等查明所涉人等，“如果属实，则鄂善罪不容辞。如系（仲永檀）虚控，则自有应得之罪。”谁知一经审讯，鄂善家人都招认了。乾隆闻奏，又亲提鄂善面加询问，鄂善却满脸的委屈，死不承认。乾隆想了个办法，屏退所有人，好言劝慰道：“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
鄂善中计了，承认从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刚一招供，乾隆大怒，“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负恩至此，国法断不可恕！”
事实上，鄂善只是乾隆杀鸡儆猴的那只鸡。在九卿受贿，乾隆就已萌发杀一儆百之心，此时亲信满臣又受贿，更使其下定决心。贪污一千两银事虽然小，但连自己一向视为心腹的大臣都对自己有所隐瞒，不惩治，以后还有谁肯为自己赤胆忠心？
他给鄂善定的罪就是，“惘大不敬！”
见乾隆翻脸，鄂善心知不妙，在诸臣详细审讯时，又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吾听得谕旨云：若有受贿实情，可在朕前据实奏出，朕另有办处，以全大臣之体。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我实无藏私人已。”
审讯官员回报给乾隆，乾隆传谕：“彼若恳切哀求，尚欲缓其须臾之死，今如此，即立时正法亦不为枉”。命将鄂善交由刑部，不久又带其回家，命令其在家自尽。
一大群朝廷重臣为了几百两银子而为一个石匠奔丧，对于朝廷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光彩事，在鄂善事件后，乾隆掩饰道：“仲永檀折内所奏大学士等到俞姓送帖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必追究。”
乾隆这样一说，有的大学士很庆幸，但有一位叫赵国麟的却认为自己劣迹并没有被抓住，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上疏攻击仲永檀毁谤自己“理学清名”，并以“解退”相要挟，乾隆真想把石匠鞭尸，本以为可以清净了，却又冒出一个赵国麟来，要敢要挟自己，遂下旨痛责一番，然后将其降二级候补。
这件糊涂的九卿受贿案到这里才算了结了，可以这样说，集体贪污案在清朝时有发生，但如此次之可笑在清朝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乾隆为什么要大力查办此事？不仅仅是为治贪肃清官场陋习，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皇帝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