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同治皇帝的一生都可以用“悲惨”二字来形容。六岁即位，却一直在母亲的掠制下。好不容易等了十二年亲政，本想大展抱负，却又一命呜呼。直到现在，他的死都是个谜。似乎一切都有天注定，他即位时所用的年号就注定了他的悲惨过程与结局。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病死。他的儿子，六岁的载淳在灵前继位。从这一刻起，这个六岁的小孩子就开始了他“浮沉不由己”的短暂的一生。
新皇帝继位，第一件事就是要有一个年号。咸丰临死前，按照家法“顾命大臣”的制度，委派了八人“参赞一切政务”。这八个人是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肃顺与其他七位大臣商酌后，确定采用“祺祥”两字。几个人觉得这个年号好极了，就把它奏知了载淳的亲母——我们久仰了多年的慈禧。
这位当时的西太后看了年号，很不满意。她跟这几位大臣说：“改元是件大事。年号是怎么来的早有定规。由军机处会同内阁拟好几个，由朱笔圈定。”那么，她板起老脸来问道：“‘祺祥’两字当作何讲？”
肃顺觉得如果自己回答了，这就是侮辱了自己的智慧，于是，他让大臣匡源解释给慈禧听。匡源侃侃而谈道：“此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句。‘不涸’，就是说河流畅通，得舟楫之利，尽灌溉之用；‘不童’就是说山上树木茂盛，乌兽孕育。如是则地尽其利，物产民丰，国泰民安，所以说，‘诞降祺祥’，就是吉祥的意思。”
西大后听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这个意思。大多年号都是从国泰民安这个角度来命名的，作为皇帝老母自然也希望天下太平。但她更希望的是，自己是否可以参政。况且，现在的天下之民还安分吗？纯熟扯淡！
她没有说可以用，也没有说不可以用。八个大臣见不是头，就在私下里议论，这个老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年号呢？有人就说，其实这个年号挺好的，她为什么就不喜欢呢？
是啊，她为什么就不喜欢呢？
八大臣还在这件事上费心思，我们久仰了多年的慈禧已经准备挂帘子听政了。八大臣急忙整理思路，把思维从年号问题上撤回来，跟慈禧摆事实讲道理。
他们认为，这是扯淡，从祖制和现实情况来讲，挂帘子听政就必不可行，可慈禧认为，必可行。
八大臣恼了，也没有了君臣之理，更没有了男人在女人面前该有的风度。据《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载淳在被吓得大哭之余还把裤子尿了。可见当时吵架之声势，不等闲。
回到北京不久，该年九月三十日，我们久仰了多年的那位西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勾结发动了辛酉政变，跟她吵架的八个顾命大臣被她喀嚓了三个，其余五个有的被革职，有的被充军。这样一来，八大臣所拟定的“祺祥”年号自然就不能用了。
我们说，“辛酉政变”是一次满清狗咬狗的大事件，它的发生说明了这样一件事：我们久仰了多年的慈禧的确是有我们该久仰的过人之处的。
该年的十月初九，是新皇帝登基大典的举行日，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之前把年号想出来。这个有些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恭亲王奕訢，他召集了三位大学士一起商量研究。大学士周祖培主张采用“熙隆”或“乾熙”。他的想法是，他们大清朝康熙、乾隆两朝最盛，两个人又都是福泽最厚，在位最久，从他们的年号中各取一字，组成新帝的年号或很吉祥的。
恭亲王觉得不妥，他觉得无论是“熙隆”还是“乾熙”，都撇开了雍正，会令人感到其中有忌讳。因为雍正是通过骨肉相残得到帝位的，这样会使人联想到推翻顾命制度，是有意跟死去不久的先帝过不去，所以，绝对不能采用。
最后经过反复商酌，拟定了“同治”两字，由恭王亲自提出，征询内阁的意见。内阁大臣一见到这两个字就像久旱逢甘露一样，一致认为这个年号拟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这两个字的妙处在于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在太后看来，是两宫同治；在臣子看来，是君臣同治；在民间看来，是上下一心，同臻郅治。因此，这绝对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年号了。
事实上，这种完美只要迎合其中“两宫同治”的解释，就可以了。至于民间和大臣，他们怎么认为并不重要。当恭亲王将拟定的新年号告知我们久仰了许多年的太后时，她果然咧嘴而笑。
这可真是大家同乐，只有同治帝不乐。大概因为他才六岁，又大概因为童年的思想火花撞出了他预测到的未来，同治，同治，我们久仰多年的西太后可以和他同治；恭亲王可以和他同治；太平天国与外国人可以与他同治，唯一让他不满的是，无论是谁跟他同治，他都不是主角。确切地讲，他一直在被别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