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指出：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像一个明智人那样提出要求。中庸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部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性则寻求和选取中间。
可见，适度乃是德性的特点。而德性之所以是一种适度，第一，因为德性是两恶之间的中间，一恶是不及，一恶是太过。第二，因为两恶是在感情或行为方面超过或达不到适当的量，而德性则能发现或选择这个中道或适度的量。
亚里士多德具体表明了德性是适度，更重要的是德性与两恶之间保持不等的距离，这种距离是一个适度的量，也就是指一种“相对的中道”。而且这种“相对的中道” 因人而异，根据条件变化而变化。要考虑具体情况，考虑恰当的对象，恰当的人，也要考虑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方法，才能找到适合于各个人的中间的度，才能算是好的道德品格。
亚里士多德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情感和行为都有中道可言。有些东西的名称本身就意味着恶事，如恶念、无耻、嫉妒，以及诸如私通、偷盗、谋杀等等行为，这些情感和行为之所以遭到谴责，并不在于它们的过度和不及，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恶的。
他又指出，如果在不义、怯懦、奢侈中也存在着中道、过度和不及，那么就会有一个过度的中道和不及的中道，过度的过度和不及的不及等等。他认为，上述行为没有中道、过度和不及可言，只要去做就是罪过。没有过度与不及的中道，也没有中道的过度与不及。
由此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庸之道决不可滥用，对于恶的不正当的情感和行为，不在于什么时候，什么态度，只要做了就必然是恶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 既指一种生存状态，又指人生态度和人生操作。他告诫人们在人生过程中，必须按照一定的准则去思想，去选择和去行动，这样才能符合“中道” 的原则。
伊壁鸠鲁：“活着，快乐就好”
伊壁鸠鲁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只是局限在对个人生命的安顿上，淡化了个体生活的社会现实背景，而专注于从个体的肉体和灵魂方面的需要出发来设计人生幸福。
实际上，只有当人的所有心灵能力都失去了它们对象化功能时，快乐才成了人生过程中所有努力都趋向于它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完全注目于自身时，为了免除生活的缺憾如恐惧、忧虑等感情(这对空无一物的个人生活来说是承受不了的)，就必然会服从一种以快乐为至善目标的人生观。
1. 快乐人生：“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不承认任何个人之外有更高的东西，这一点使得个体在宇宙中孤独地站立着。在这种前提下，他认为，快乐就是个人生活的极点，是至善。
他认为，不需要理性去寻求什么善本身，善就存在于人的主观情感里。快乐是主观情感里最使人怡然自得的，为此，人们逃避一切妨碍快乐的东西。所以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是最高的和天生的善”。他再也想不出别的东西能成为人生的目标。既然理性的外在目标付诸缺如，因而只能诉诸最主观性的情感。这样，能引起快乐这种情感的东西就是对人来说是善的东西，否则就是恶的东西。
伊壁鸠鲁明确地说：要“把情感作为判别一切善的准则”。情感在他的人生理论中达到了一种惟我独尊的地步，这明显地表明了理性受到了贬谪。情感是最主观、最个别性的东西，是短暂易逝的。以情感作为人生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反映了一种时代理性的迷茫。因为理性已经没有自身的目的，于是被下降为主观的快乐这种情感的工具。理性当然要进行选择，但却只能是为了获得快乐。
理性只用于比较各种事物所能带来的快乐的程度，选取那些能够带来更大快乐的东西。伊壁鸠鲁尤其突出一个事实，人们所有的行为选择都不可能带来纯粹的快乐，那些能带来快乐的事物同时也会带来某些痛苦，有的甚至带来的痛苦比快乐更大。于是理性的功能就是小心地比较、审慎地选择。他说：“没有一种快乐自身是坏的。但是有些可以产生快乐的事物却带来了比快乐大许多倍的烦恼。” 因此，应该避免选择这些事物，因为这妨碍了个体快乐的情感。
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快乐作为一种主观情感，把人局限在自我的圈子里。虽然伊壁鸠鲁明确地界定快乐“不是指肉体的放荡，而是指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但这并没有从理论上摆脱其出发点的狭隘性。
除了自己的快乐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追求，于是理性失去了其深沉力度，人的生存也失去了其庄严和崇高。安生保命，追求个体的安宁快乐便成了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在自我的圈子里，伊壁鸠鲁对快乐——人生目的界定，实际上失去了对善恶的真正判断：
如果那些能使放荡的人快乐的事物确实能解除心灵对天象、死亡和痛苦的恐惧……那么我们不要挑剔这些人，他们周身充满了快乐，免除了身体和心灵的一切痛苦，即是说免除了恶。这就是说，如果放荡能使某些人解除痛苦，获得快乐，那么放荡也是善的。当伊壁鸠鲁这样推论时，他确实没有违反他的学说。但是这却很明确地表明，在善恶这个人生最关键的问题上，伊壁鸠鲁让个体快乐代替了人生正义，代替了世人为了共同的崇高目标而艰苦奋争甚至献出生命的英雄行为。这种学说指向的是纯粹个人的生活营造。
要达到个体的快乐，理性的选择就是必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的理性成了快乐情感的工具，其选择根本就不是出于理性自身的要求。理性的作用在于分析人类的各种欲望以及何种欲望是必要的，何种欲望是多余的。伊壁鸠鲁认为，在必要的欲望中，有些是起因于我们的幸福； 有些是为了身体的舒适； 还有些则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明确认识到这一切的人能够为获得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而决定自己的抉择。”
实际上，理性对欲望的分类是在区分和比较哪些欲望能更多地给人带来快乐，于是他告诉大家：“习惯于素朴的简单的饮食就可以保障为健康所需要的一切，能使一个人满足生活必需品而不挑剔。如果我们偶尔参加一次盛宴，那么它会使我们处于更好的条件中，使我们对命运不再恐惧。”
在希腊思想史上，理性第一次处于如此尴尬的地位。但是，伊壁鸠鲁告诉我们，理性有一个更大的作用，那就是说服大家：死亡与我们无关； 天象并非永恒不朽。这两种观念正是引起人生命过程中灵魂纷扰的根本原因。
2. 不谈死亡：死亡与我们无关
人的灵魂为什么会有纷扰、不安呢？ 伊壁鸠鲁认为，引起灵魂不安的有两大原因：天象不朽的观念和死亡观念。
在伊壁鸠鲁看来，天象等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并没有什么不朽的性质。人们从日升月降、星辰运动中感受到天象的神圣和不朽，因而联想到自身生命的短暂，造成了对天象的恐惧，灵魂不得安宁。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贯彻到人生领域中就是说服大家：宇宙中的万物没有一种是永恒的，“世界是可以毁灭的”。
在伊壁鸠鲁看来，任何恐惧都是因为不了解对象的奥秘而产生的。所以，人们在生活中一定要训练自己的理性，学会谨慎的推理，明辨原因，这是使人的心灵得到安顿的最好办法。他试图说服大家使用理性来分析死亡并非人类所能胜任的，也不要被对死亡的“非理性的预感” 所烦恼。一般说来，每个人在死亡面前都会感到一种彻骨的恐惧，伊壁鸠鲁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存有不朽的欲望而引起的。在他看来，连天象都是可毁坏的，所以人会死就是十分自然的。因而应该“习惯于相信死亡与我们毫不相干”。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将使我们对生命之有死这件事愉快起来。我们达到这一点认识，并非靠给生命增加无穷时间，而是通过消除不朽的欲望。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对死亡心存恐惧。
进一步，他说了一段有名的对死亡看法的话：“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来临； 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而，死亡对于生者和死者都没有干系。” 那使人们感到恐惧的死亡并不在眼前，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人们害怕的是将来的死。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感到害怕，这是荒谬的。
伊壁鸠鲁从这里引申出其人生理论的一个重要看法：生命是自然的，它本身既不善也不恶。因而，有智慧的人并不厌恶生存。但生存的目的只是要寻求享受最快乐的时光，而不要去追求活得最长。赖活百年不如好活一天。
他抨击了当时流行的一种情绪：即既然人活着有痛苦，而且人必定要死，因此，结论是人最好是别出生，以免除一切烦恼。伊壁鸠鲁反问这些人：如果他“真相信这种道理，为什么他不放弃生命呢”？ 伊壁鸠鲁打出人生要追求快乐这一旗帜，也是为了回击这种厌世情绪，他指出，人不要惧怕死亡，也不要厌恶生命，因为“好生好死是同样的教养”。
伊壁鸠鲁对死亡的态度是很豁达的，他从理智上让人类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是在试图说服人类放弃对一个永远难圆的梦的追求。但是，死亡如影随形地附着人类。也许只有死亡的存在才能确证人类的生存和本质。既然死亡是人生的终点，人就应该直面死亡而不必无效而又无望地惧怕死。
正确的人生态度是：不顾虑死亡，而应积极地去筹划自己的生存价值。伊壁鸠鲁的人生理论也许能从这方面来廓清由死亡这个不可摆脱的东西所带来的在人生中的无穷忧伤和惨愁的柔弱情绪，但是他只是采取对死亡掉头不顾的做法，因而他把人会死亡这件内涵深沉的事看得过于简单。
发生在古希腊的这场“思想启蒙运动” 与中国的“百家争鸣”差不多同时发生，也同时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哲人：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泰戈拉等，中国有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但是，中国“百家争鸣” 的结果是强化了古已有之的“天人合一” 观念，从而使中国人失去了一次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良机，中国人依然相信“天命”，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过着“靠天吃饭” 的日子； 而希腊“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则是唤醒了希腊人的“自我意识” 和“理性精神”，将希腊人从对自然的崇拜中解放了出来，希腊人“昂昂然，若千里之驹。自视甚尊，怜人而不为人怜，奴人而不为人奴”。由此，中西文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