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英格兰
在评价莎士比亚时，学者一般都这样认为：他所写的故事不管是发生在北欧还是在意大利，他的作品字字句句写的都是快乐的英格兰、古老的英格兰。的确，从踏上那片土地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思索：这个国家的哪些特点是它最为独特的？它的确有很多独特之处，但我始终觉得，“古老”是它极其显着的一个特点。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英国当然也是“与时俱进”的。
历史上，英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蒸汽机，拥有世界上最早的火车；而现在，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克隆技术。然而，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玩弄最新的科学发明的同时，总爱把最古老的东西存留下来，并且落实在当代生活的许多细节当中。祖上砌的房子，不能轻易拆掉，如果要修路，道路可以绕开，房子依然矗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街道或道路总在剑桥，透过古老的木门，看到的是古老的学院。
比我们的有更多的弯道。祖上的建筑就是旧得只剩下废墟了，废墟也得好生留着，既不轻易清理掉，也不愚蠢地将它复原。剑桥和牛津代表着英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水平，但那些最尖端的成果往往是在八九百年的古宅里实验出来的。
一月下旬，我跟我的第一个房东去看她女儿Wendy，到她家去包饺子。驱车40分钟左右，我们到了Wendy家。那是Kenilworth乡间极普通的一所房子。一楼很狭窄，进门先经过餐厅，客厅矮得令人压抑。Wendy很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他们家新买的房子。新买的房子？我一脸的不解。
更令我惊讶的是，Wendy告诉我，她这房子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距今已经三四百年。天！这么古老的房子还没有给贴上标签，给“保护”起来，而是在居民的手上倒来倒去！当我走在各个居民区之间时，我十分留意一样东西，那就是脚手架，但我很少见到。我常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这些英国鬼子，怎么在我来之前把房子全造好了？”
房子固然是旧，甚至古老，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仍然带着显着的19世纪、18世纪，乃至更早时候的痕迹。在日常生活中，虽然英国人跟世界各民族一样，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享受着最新的产品，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19世纪之前的小说中所写到的器物；虽然现在是21世纪，但是，18世纪、17世纪的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依然随处可见。酒吧总是那么小小的，里面的光线总是那么暗暗的，室内的家具、陈设总是那么笨拙，用又厚又粗的木板钉成。太阳下山后，人们还像17世纪那样在那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喝酒；并且还像“旧时代”一样，有文（诗）人偶尔到酒吧里朗诵他们的作品。大本钟修建于19世纪前期，到现在谁也没有觉得它的存在不合时宜。
房子是旧的，道路是旧的，酒吧是旧的，树林是古老的，只有那绿永远是新的。但英国人并不因为他们的东西是“旧的”而自惭形秽，相反，这正是他们沾沾自喜的资本。不但有形的东西是旧的，就连他们那套政体也是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律师们多少年来穿着同一种服装；法官们多少年来用同一个动作挥动着那把小锤子；那几个传统的节日，多少年来一个不添加，一个不减少；咱们中国人很多年不抽自己“亲手”卷的香烟了，但在英国，几乎每个小商店里，都可以买到烟丝和卷烟纸，而这玩意儿在咱们“新”中国几乎买不到了。
初到英国时，我抽的是从上海带去的卷烟，后来存货越来越少，经同好们介绍，才知有烟丝卖；于是我隔三岔五地到我“家”旁边的一个印度人开的小店去买烟丝和卷烟纸。起初很虚荣，不敢大张旗鼓地抽自卷的烟，后来到酒吧一看，才知道，很多人都抽烟丝，都舍不得买5块钱一包的香烟呢。
虽然有英超联赛的疯狂，但整个英国是宁静的。每天去大学的路上，我都要经过一处小火车站。那火车站大约有100多平方米那么大，红砖墙配着黑瓦，那么小，但又那么和谐。站长告诉我，那火车站30年前就在那里，30年后仍然是那个样子，没有与时俱进。每天都只有三三两两的人来乘车，火车轰鸣着开走后，一切又归于安宁——依然是一处寂寞的小站，如30年前。是的，我等火车的那个小站上的那种宁静的气氛，一定跟英国20世纪初的着名诗人拉金等火车时的气氛是一致的。每当我在那小站上等火车时，我便想起拉金，因为他当时就住在那附近，因为他上的亨利八世中学就在我“家”后面。
是的，走在英国的草地上，看着近处和远处的民宅，我常常觉得这个国家既是活在现在，又是活在过去。那些房子总是那么陈旧，那些花园总是带着古韵，只有从木栅栏的缝隙间伸到外面来的那些花儿，永远那么新鲜。不过，别以为英国人都落伍了，如果你仔细看看，那些陈旧的房子大多数都配备着先进的设备；就在我们热衷于安装各种各样的防盗窗、莎士比亚之妻安妮·哈瑟维幼年生活的地方：一座400多年的农舍。
防盗门的时候，这些英国居民的貌不惊人的房子都有先进的报警设施，并且和警察局直接相连。
但是，英国的先进也好，现代化也好，毫无张扬的样子；他们的现代化是“藏”在生活的里面的，而显露在外面的，则是古老的气息。这就有如，某人穿着最好的名牌内衣，外面却罩着件破风衣；相反，我们一些地方的现代化似乎是用貂皮大衣罩住些破棉絮。
古老的英格兰的古老是彻头彻尾的，从南部的布赖顿到北方的Inverness，洋溢着的无不是古老的气息。而这种古老在格拉斯哥，在爱丁堡，在约克，在伦敦，似乎显得更加突出。当你走进伦敦的那些古老的街区，你便是走进了许许多多的古老的故事。
在伦敦——汉普斯特区的那处济慈的故居还在，他写下着名的《夜莺颂》的那个花园还在，虽然今天我们听到那些仍在歌唱的夜莺已经不是济慈所听到的夜莺；在南沃克区，狄更斯在其作品《小杜丽》中写到的乔治客栈还在，虽然它建于1677年；在汉普斯特德，济慈当年经常和柯立芝一同散步的那个公园里的“白色的蜿蜒小径”还在；圣保罗大教堂的约翰·多恩的墓碑还在，更令人惊异的是，墓碑上被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过的痕迹，仍然保留着；多芬街上的布朗饭店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吉卜林和他的妻子婚后的住所；乔治·爱略特最爱光顾的饭馆还在；狄更斯写《孤星血泪》的道蒂街49号还在；滑铁卢街上，狄更斯和萨克雷吵架之后又重修旧好的那处俱乐部还在；伦敦塔桥还在，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还在……——这就是伦敦。
建筑物要留着，连某某人散过步的小径也要留着，连某和某吵过架的地方也不能轻易地从城市里“删”掉。牛津大学里一些学院的木门有的大概有四五百年了，稍微用点力就能把它们拽下来，旧得快掉渣了，但人家就是舍不得换扇新的。
但是，古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陈旧，古老也不是不舒适；古老才有文化，因为文化是积淀，文化是一般过去时的一般现在时呈现，文化不仅存在于书本中，也存在于住过的房子里，走过的小径上。
前面我说过，那么多的东西都是旧的，但有样东西是新的，那就是自然。再古老的房子旁，都会有鲜花盛开，都会有绿树生长。其实，再美再堂皇的建筑，如果没有自然的点缀、映衬，必然是丑陋的。
正像自然界的美需要我们慢下脚步，从容地欣赏那样，英国的古老，同样需要我们把一颗浮躁的心平静下来，仔细地去品，就像我们喝中国茶那样。
在英国过了个中国年，几天来都觉得憋闷。星期三是大年初一，弄得我整个周末都心情不愉快。所以，我的结论是，在海外的人最怕过的就是自己的传统节日；而最奢侈不过的则是在自己的国家过洋人的节日，比如圣诞节、情人节什么的。
星期一，我正是带着这种憋闷的情绪进了沃里克大学图书馆，第一件事便是翻看这两天的报纸。几天来英国媒体关注得最多的是王子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事。戴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后，关于查尔斯的新闻（绯闻）似乎就没有中断过，而现在查尔斯终于在2月10日（中国的大年初二）正式向媒体宣布了他和卡米拉订婚的消息；这样，对于查尔斯会不会跟他多年来的恋人结婚的“悬念”终于水落石出。此间英国媒体像《卫报》、《每日电讯》等关注、讨论、报道得最多的是查尔斯跟卡米拉结婚，对君主白金汉宫前的卫兵。
体制会有多大影响，高龄的女王肯不肯退位，56岁的查尔斯何时能继承王位，还是由他的儿子威廉继承，等等。
不过，在浏览这些报纸时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或让我关心的并给我带来好心情的倒不是这些；让我在图书馆里不禁笑出声的是两点：一是这对有情人为什么把婚期定在四月八日；二是他们可以结合的理由。
在圣诞前后，王室就为查尔斯的婚事而谋划。为什么把婚期定在四月八日？这个问题会令我们想到很多因素；有的人说不定会去翻英国历史，看看这一天究竟是个啥日子。其实这个问题中国人最容易回答，难就难在这是发生在英国的事。写到这里，一些读者可能已经猜到了。婚期定在八日，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英国人也已经注意到，“八”这个数字在中国是个“幸运”的数字，表示Lucky，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八”与“发”
（Prosperous）的谐音。总之，在多方面权衡后，王室同意将婚礼定在四月八日举行。
至于查尔斯和卡米拉能不能结婚，或结婚是否合适，媒体一直在做民意测验，测验结果也像英国的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当然，决定婚姻的主要因素是爱情，但仅仅有爱情还不足以让王子的婚姻名正言顺（还是做平民好啊）。使得这对有情人的婚事能让人觉得合理的最终又是中国民俗文化。原来，他们去咨询了一位中国的占星家。那位中国占星家问了双方的生辰八字后很郑重地告诉他们，“小两口”命相毫不相克，是好命。
这“好命”的结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很简单，由出生年月可以推算出他们的属相（Animalsign），原来查尔斯王子属老鼠，卡米拉属猪，鼠和猪不相克，是般配的，亦即“好命”，并因此得出结论，他们是可以结婚的。
读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没想到英国人也这么迷信；同时，我又恶作剧地觉得，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占星术在世界上还是大有可为的。当然，我又有点愤愤不平：这么简单的事，怎么给别人揽去了；下次王室里的哪位王子结婚，我一定要去给他们做咨询，挣几个英镑到设得兰群岛去旅游。
翻完报纸后我随即给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发了个电邮，告诉他查尔斯王子原来属鼠，卡米拉原来属猪。我还对他发表议论说：查尔斯跟戴安娜的婚姻以悲剧结束，一定是没有请中国的星相家；我还进一步推测：戴安娜王妃一定是属狗，或属猫的。
读到这样有趣的东西，我终于从过年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补记：不过后来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礼并没有如愿地在4月8日举行；因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4月2日去世，教廷将他的葬礼定在4月8日，因为查尔斯王子应该参加其葬礼，婚礼只好推迟一天，到4月9日了。
4月9日补记春季狩猎是英格兰数百年来的传统。到了狩猎的时节，猎手们身着盛装，骑着高头大马，前后簇拥着成群的猎狗，浩浩荡荡，场面甚是壮观。
然而，这样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最近却受到布莱尔政府新的立法的限制。从2005年2月18日起，狩猎者不可借助于猎狗打猎，这无疑使得这项运动的乐趣大为下降。许多狩猎者对此非常失望，并因此对布莱尔大加指责。2月17日，被看作是一个古老时代的结束，很多狩猎爱好者还在野外举行“告别仪式”，伤感地与一种古老的风尚说再见。
2月17日这天的狩猎活动中，出现了有趣的、意味深长的一幕。对此，英国的好几家主流报纸，如《独立者》、《每日电讯》、《时报》都相继进行了报道；有的媒体甚至还加了编者按，进行评述。
这一天，在南达汉姆（SouthDurham），一群猎手发现了一只狐狸，便AFoxwithaPoliticalMind有政治头脑的狐狸一路围追。八十匹马、三十五只猎犬，还有很多的步行者，一直紧追不放。
而那狐狸却始终不屈不挠，越过田野，淌过溪流，穿过一处谷仓，亡命十五英里，最后来到了布莱尔在当地的宅第，钻进了地下。当天涉猎队的主席肖顿先生说：“根据惯例，在狩猎中，如果一只狐狸成功逃遁到地下，追捕便告结束，表明在人兽较量中，动物获胜了。”再说，在首相的宅第附近大动干戈，也未必合宜。
据报道，这只狐狸所隐藏的地方，正是其多年的老巢。这只狐狸终于成功摆脱了追剿。《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报道说，猎手们五年来一直在猎捕这只狐狸，但它就是一次又一次成功逃脱。媒体的分析认为，这是一只能力超强的、狡猾的、不屈不挠的狐狸；更主要的是，它是“托尼的狐狸”（Tony’sfox），因为它似乎深知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Blair）反对猎狐，而把老巢筑在首相的宅第旁；显而易见，这又是一只具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敏锐性的狐狸。在激烈的党派斗争和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它知道该站在哪个阵营、选择什么方向而不至招来杀身之祸。
在其亡命过程中，猎手们注意到，那狐狸曾逃到一座小山的山顶上，左顾右盼，四下张望。在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过一阵之后，它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前途之所在，并最终坚定了自己的方向：毫不犹豫地朝布莱尔家的方向一路狂奔，且在当今英国最显赫的政治家那里，觅得藏身之地。因此，英国媒体便不约而同地称它是“政治狐狸”（politicalfox）。至于明年再想捉到这只狐狸似乎更难了，因为根据英国新的法律，从今年2月18日起，借助猎犬的狩猎将被罚款5000英镑。
当然，这次猎捕活动的主席肖顿说的一句话倒也意味深长，他说：
“真正的狐狸，你永远也抓不到，更何况‘托尼的狐狸’。”
在去英国之前的近两个月中，我一直在网上联系我到英国后的住处。但是，一方面是自己犹豫不决，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网上提供的房源与真实情况之间出入太大而上当受骗，加之自己对当地的地理位置还没有直观的了解，怕所选的房子离工作的地方太远，或所在区域治安不好，所以，到登机前都没有把房子租好。正是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我踏上了远赴英伦的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