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落时代，音乐传播主要是在部落内部进行的，并随着部落的迁移而在地域上实现传播，其传播的主要方式是耳口相传，其次可以通过乐器实现传播。三皇五帝的主要活动地域——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地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中心。进入夏代，宫廷音乐出现并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内容，下层社会的音乐随着奴隶失去人身自由和成为奴隶主的依附品而呈式微之势。上古时期的乐器主要包括笛和埙及一些丝弦乐器，夏代在音乐的表现方面，如合唱及合奏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如果夏朝还是一个半部落制的奴隶制国家，到了商代，国家的功能就十分完善了。商王朝吸取了夏桀王朝的亡国教训，组建了强大的国家政权机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完善，更多的人可以专门从事音乐创作和表演，为音乐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商周是音乐发展史上雅乐时期的开端，西周制礼作乐，使用政治的力量将雅乐推到了垄断的地位，从此开创了雅乐的兴盛时代，对后世的音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商代
1.商代的音乐遗迹
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冶炼等技术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商代是青铜器时代的全盛时期。利用青铜来制造乐器，可以在音响、音色和音程上突破纯粹利用天然石木制作乐器的限制，因此商代的音乐遗迹中出现了大量的铜材乐器。
河南安阳妇好墓是商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随葬了五件一组的编铙。编铙是商代帝王阶层的一种重要的青铜乐器，成组的编铙具有不同的音阶。据现有的发掘现状，编铙只出现在中大型的墓葬之中，说明编铙在商代还是属于少数统治阶层才能拥有的稀少乐器。实际上，尽管商代属于青铜时代的全盛时期，但是青铜器在当时的生产能力还不是特别高，受到生产能力的局限，一般人不可能拥有青铜器具，青铜器具本身就是属于少数统治阶层才能拥有的稀少物品。除了妇好墓中的编铙之外，安阳大司空村出土有青铜古铙三件。安阳殷墟西区669号墓出土有青铜中铙三件，765号墓出土有青铜中铙三件。
图2妇好墓编铙
青铜乐器的出现和繁荣是宫廷音乐纵向传播的结果。由于王室可以号召和命令许多人参与演奏，宫廷音乐往往以宏大为特征。并且，为了象征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宏大的音乐演奏也是必需的。所以，一旦技术上提供了可能，立即便会出现能够提供大声的乐器。青铜打击乐器是由陶制打击乐器一脉发展而来的，它们同样出现在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带。
青铜编铙代表了地域位于河南境的殷商文化，在今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和福建等地则出土了尺寸较大一些的青铜铙乐器，代表的是南方的吴城文化。出土于南方的青铜乐器主要包括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大铙，湖南宁乡师古寨的虎纹大铙和兽面纹大铙，以及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镈。南方这些青铜乐器在设计、铸造和音质等方面，与同时代北方的商代音乐文化相比，并不显得落后和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北方的认知和制作技术。
除了青铜乐器，音乐考古学还发现大量的由其他材料所制作的乐器，包括石磬、石鼓、排箫和陶埙等。所发现的属于商代的石磐特别多，其发现地主要包括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主要的遗迹有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石磬，河南安阳大司空村539号墓出土的鱼形石磬，河南安阳小屯村北洹河南岸出土的龙纹石磬，河南安阳殷墟西区1769号墓出土的鱼形石磬和虎纹石磬，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的刻有“妊冉入石”字样的石磬，以及河南安阳殷墟一坑出土的3件音程相关的石磬。在河南安阳侯家1217号墓还出土有木鼓一件，这也是唯一一件属于商代的木鼓。商代大鼓稀有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木制乐器容易腐烂，也或许是因为商代少用木制鼓乐。属于商代的出土陶埙主要包括河南辉县琉璃阁第150号殷墓出土的陶埙3件，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出土的3件音程相关的陶埙和河南安阳刘家庄北121号墓出土的4件陶埙。
2.商代的社会地理与音乐传播
关于商部落的起源有多种学说存在，包括王国维首先主张的起源于东方的东方起源说，金景芳主张的起源于辽水的北方起源说，以及起源于今陕西境内的西方起源说。这些学说各有各的史料为证，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中比较传统的说法是西方起源说，然而东方起源说则受到更多现代学者的认可，并得到了一定考古资料的支持。但是，无论是东方起源说、西方起源说和北方起源说，都认可商部落是尧舜后裔。《史记·本纪第三·殷》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可见商之祖属尧舜部落。《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之语：“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言及商部落之祖属少皞部落。由此知之，商文化与尧舜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其音乐文化当不例外。当殷商灭夏之后，继承和融合了夏之音乐文化，由此成为华夏音乐文化及传播源的正宗。
商部落之祖始封于商，即商丘，商丘是何地，说法不一。商部落自契始至成汤经历了十四代，曾经有过八次迁徙，然而这八次迁徙究竟何从何止，许多史料，包括《史记》都语焉不详。据估计这八次迁徙的大致活动地域仍然处在黄河流域中下流地区。商部落的大量迁徙是由当时的社会自然条件和部落之间的斗争导致的，商部落的迁徙丰富了商部落的文化，并且商部落在这样的多次迁徙过程中逐步壮大起来。
自成汤灭夏建国之后，商王朝经历了五次迁都，即成汤居于亳，仲丁迁至聱，河掸甲迁至相，祖乙迁至邢，南庚迁至奄，盘庚迁至殷。对于上述所迁所居之地亳、聱、相、邢、奄究竟指为何地，有多种多法。尽管说法不一，但大体地域范围都在河南、河北，远不过山东境内，同属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在其统治时代内没再迁徙过。史料和考古资料都确定殷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县，殷商部落在殷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文化。
由考古学所发掘的乐器可以看到，殷商的乐器和乐理都较夏代有了较大发展。殷商时代开始出现编铙，说明对音阶的认识已经十分深入，并且在较多的墓中都出土了青铜乐器，说明在那个时代，统治阶级对音乐的欣赏和利用已经十分普遍。不但青铜乐器出现编组乐器，而且连石磬和陶埙也出现了编组乐器，如果将石磬看成是非统治阶级也可使用的乐器，说明殷商时代的民间也对音程有了很深入的认识。
考古学在南方发掘了属于殷商时代的大铙乐器。大铙的制造工艺和音乐功能说明大铙音乐及文化不是从属于殷商统治中心的音乐及文化，南方的大铙音乐及文化是独立存在并且自行发展的，其文明程度并不低于殷商时代统治中心的音乐和文化。这个现象说明，早至殷商时代，音乐文明就有了南北之分，其纵向的传播源头就应至少存在两个，由于这种巨大差异的存在，说明在殷商时代，南北的交流是不频繁的。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南方的大铙是在本土上独立发明的。在三皇五帝时期，南方不是音乐文化的中心，音乐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从很低的认知水平突然发展到很高水平的阶段。湖南、湖北一带属楚地，《史记·世家第十·楚》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后代的一支发展为祝融部落，夏末年，祝融部落因为受到商部落的威胁，由今河南境内迁至淮水以南、汉水流域和荆山地区，成为楚的先祖。江西、浙江一带属于春秋战国时的吴越之地，也有中原地带的移民。因此，可以认为南方大铙音乐文化的最早传播源是中原地区。
3.商代的政治经济及音乐传播
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其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的，并且不存在大量具有人身自由的平民。由于拥有自由权利的只是奴隶主贵族，因此整个社会的交往和交流实际上都被统治阶级所控制。统治阶级控制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当然也包括音乐文化的传播，这决定了当时音乐横向传播的内容是统治阶级的音乐及音乐文化，大众的音乐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各自为阵地生息发展，呈现出种种式微之势。
统治阶级的音乐首先是政治音乐，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祭祀音乐。由于对于天地鬼神和大自然种种神秘现象有着种种神奇的臆想和膜拜，人类在祭祀之时往往要竭尽全力创造大声和稀少悦耳之音以符合心中天地鬼神及种种神秘现象的地位。商代的诸多乐器都体现了这样的宗教功能。如编铙、编磬和鼓等乐器。除了祭祀，商代为了宣武扬功，将音乐赋予了新的功能，即为战争和战备呐喊助威。殷商国家建立三百年后，至帝小辛时期，朝政开始败坏，国家开始衰弱。殷商的邻邦部落逐渐强大，不再惧服于商朝的威力，而是主动挑起事端，经常到殷商的势力范围之内抢夺财物和游猎，这些邻国包括位于今山西境内的？？方，今河北境内的土方，今内蒙古南部的鬼方。殷商至武丁帝时，武丁勤政促武，前后花了大约十几年时间，出兵几十万人次，灭掉了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南部一带活动的各个部落，大大扩大了自己的版图。自成汤灭夏，殷商始终以武力昭著于世，在音乐之中炫耀武功便成为当世的一个显著特征。《毛诗》之中的《商颂》五首中的三首《玄鸟》、《长发》和《殷武》便对暴力和武功进行了极力的赞扬和吹捧。玄鸟被认为是武丁祭祀之歌，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祭祀之时，以武功征伐的胜利告之于天，认为商征服四方，是为天命，乃天命使然，而武丁之常胜，也乃得情于天，实为受命不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云云，则既像是祝词，又像是告语。
很显然，基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发展，商代的政治音乐和乐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些音乐和乐器与统治阶级的武力实施者联系紧密，如作为武丁时期女将的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乐器。妇好为武丁之妻，曾经统兵东征西战，参与了诸如消灭西方、北方部落和臣服荆楚部落的许多战役，并且主持祭祀。妇好墓中出土的各种器具达1928件，铜器具就有468件，并且还有殉葬者十六人，犬六只，其中最为著名的乐器便是编磬。
殷商的征伐部队到抵一方，势必会将其宣扬武功的音乐带至一方。由于殷之武功的成就较大，其战争音乐也容易被人所接受。就战争之力和征伐之暴来推测，殷商出土之乐器，包括编铙声之宏大，磬声之清悦，鼓之势敌和陶埙之撼摇，都与战争音乐相关。而属于民之娱情之乐，当是绕耳不绝的丝弦之器，喧嚷热闹的管竹之声。从出土之音乐遗迹来看，大众之娱情音乐受到了极大抑制，这是与商之自由平民甚少，整个社会文化强力受到统治阶级所主导相符合的。
武丁帝在灭掉了西方、北方各部落之后，又举兵南下，征服了湖北、湖南一带的部落。这种征服并没有将南方的部落消灭，而是使南方部落臣服，不再叛乱。南方部落最终以接受商部落的意识形态，以及进贡、称臣和献礼等方式表现自己的诚意。考古学所发现的与北方青铜文化相并行的南方青铜文化，有可能是武丁帝在征南过程中带去继而发展起来的，也有可能是在日后的相互交流过程之中发展起来的。而认为南方的青铜文化完全是土著文化，是在当地经过长期酝酿之后逐步繁荣的假设则受到更少证据的支持。在商之前的夏代，并没有发现南方存在与北方相并行的青铜文化。尽管北方的铙与南方的大铙存在着尺寸上的差异，但是其基本形状、纹饰和制作工艺都是相似的。无论是大铙是还是北方的中铙，其基本形状都包括一个铙柄、铙体，铙体为中空的，尺寸比铙柄大，铙体为发音体，外表面饰以各种纹理，大铙和中铙不同，大铙和中铙的区别主要在于纹饰的不同，其次为铙体内腔的形状，有呈两片瓦的合成形状的，也有呈椭圆形的，有的上大下小，有的上小下大，不一而足。因此，可以认为青铜音乐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只是到了商代逐渐发展为南方青铜文化和北方音乐文化两支。
得益于商代生产力和手工艺业的发展，商代的乐器较夏代有了长足的发展。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1217号出土的鼍鼓，鼓身已呈琵琶形，琵琶形的鼓身有助于加强声响的共鸣，增大发声音量，并且鼓身饰纹为变化复杂的螺旋形，鼓架上喷有漆，并有彩绘，两端有钮环，以供悬挂或搬运，这样的花饰在后世也是繁华的。在南方，今湖北崇阳汪家嘴大市河岸出土的铜鼓鼓架两端子有马鞍形钮环，鼓面为椭圆形，鼓身用阴刻手法绘上了兽面纹，鼓身也呈琵琶形，尽管材料有所不同，与北方的鼍鼓在形状上却有相似之处。可见，在商的统治中心和南方荆楚地区，音乐文化是独立发展的，但也存在着交流和相互借鉴。
商王朝统治中心的音乐文化仍然较其他地方发达，殷商的统治中心仍然可以视为音乐文化传播的中心。除了商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其武力而使其政治音乐和宫廷音乐被奉为正宗之外，商王朝的其他音乐形式也是最发达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乐器和歌谣等方方面面。例如，石磬是一种普遍的简单乐器，各处均有出土，辽宁北票出土的商代石磬呈简单的钝角三角形，以白色石料经过磨制而成，下部有一钻孔以供悬挂或搬运。陕西蓝田怀真坊出土的商代石磬似鲸鱼形，表面粗糙。殷墟武官村1号墓出土的石磬也似鲸鱼形，却由大理石制成，光滑而比例恰当，并绘有一只张大嘴的伏地猛虎。对比这三种石磬可以看出，殷墟统治中心的乐器不但工艺复杂，制作精良，连原材料也与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