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主张废除音乐，并非因为音乐不美，而是因为认为仅靠音乐，不可能达到安邦治天下的目的。《墨子·非乐上》载：“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此段话明确地表达了墨子“非乐”的原因，即并不是因为诸如大钟、鼓、琴瑟、竽笙所发出的声音不好听，而是考虑到首先不能成“圣王之事”，其次呢，也不会给民众带来利益，因此虽心里边知道这些音乐好听，但还是要主张废除音乐。对于这个道理，在《墨子·非乐上》中，有总结性的话说道：“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
墨翟从音乐是否能够治邦兴国这个命题出发，得到了音乐不能治邦兴国，反而会浪费大量财富的结论。从这个结论出发，墨翟进一步认为欣赏音乐也是浪费时间。《墨子·非乐上》载：“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从这段文字看来，墨翟认为有了这么些奢华的音乐，若是大王一个人独自欣赏，必然了无生趣，但若是大王让臣子们与之一起欣赏，则必然误了臣子们考虑政事的时间，若是让劳动者与之一起欣赏，必然误了劳动者们工作的时间。音乐对于男人而言是要误事的，对于女人也是有害的，墨翟继续说：“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是故布縿不兴。”
孔子认为好的音乐能够让人“思无邪”，然而墨翟认为，音乐无论好坏，对于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影响都是坏的。在《墨子·非乐中》，墨子说道：“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从这段就可以看到，墨翟认为“礼乐”是“淫人”的，沉湎于音乐，会让人“谩亲”，自命清高和不务正业，并且好逸恶劳。关于君子惑于乐而堕的观点，有的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君子循而不作”的观点，对于此，墨翟继续申辩道：“古者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杼、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认为君子就是要事俗务，躬劳作。
墨翟废乐思想的本源，来源于他认为人应该抛弃诸多无用的情感，诸如过喜、怒、哀和爱等。《墨翟·贵义》四十七载：“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在这里，显然墨翟认为圣人是没有喜怒哀乐等常人的情感的。
墨翟之废乐思想，也包含了抛弃祭祀活动的思想。他认为祭祀活动与从事音乐活动一样，是徒然劳民伤财的。《墨翟·孟公》中记载了墨翟根据孟子的祭祀观而发表的观点，其内言道：“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网也。’”在这段话中，针对孟子所说的“无鬼神”和“君子应该学习祭祀”的两个观点，墨翟认为这两个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无鬼神”，那么祭祀何为呢？墨翟是赞同“无鬼神”的观点的，他之所以列举孟子的观念而驳斥之，原因在于他主张弃乐，无乐之后，当然就谈不上祭祀了。
墨翟的废乐思想与孔子的“正乐”思想，都是针对西周的礼乐而谈的，而且都是围绕着礼乐是不是能够王天下，成圣王之业，乐万民这一中心主题展开的。墨翟与孔子的结论也是截然相反的，孔子认为必须使用礼乐使天下所有人“思无邪”，于是礼得以存之，天下便安宁，孟子言：“乱则治之，安则礼乐如之。”而墨翟认为使用礼乐纯粹是劳民伤财的事。
对于大众在劳作之余的即兴之歌，既不伤财，也不用因为欣赏音乐占用干“正事”的时间，尽管墨翟没有对此发表看法，但应该是不至于激烈反对的。墨翟对于此没有言论出现的原因在于，在周代，由于受到西周统治者制礼作乐的影响，礼乐成了音乐当然的称谓。
3.道家的“非乐”音乐传播思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以礼乐“正乐”，以便能够达到“君子爱人，小人易使”的目的。墨翟认为被时代所抛弃的礼乐不能达到治世的目的，倡导礼乐只不过是“繁饰礼乐以淫人”，是一件徒然劳民伤财的事情。尽管墨翟否定礼乐，主张废除礼乐，但他并不否认人的审美需求，即“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之色，以为不美也”。墨翟在这个地方就留下了一个问题没能解决，人的审美需求是存在的，若要满足人在音乐方面的审美需求，该用何乐呢？按墨翟的意思来看，礼乐肯定是不行的，是否有新形式的音乐能够满足人在乐方面的审美需求，而又不“淫人”呢？即何乐是可行的呢？
何乐可行的问题实在难以作答。在春秋时期，礼乐是当时主流的音乐，在实践上已经失败了，而俗乐，如郑卫之声等，同样被认为不具有醇风俗的功能。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在远离视听之乐的地方找到一条出路。道家便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探索。
相传道家的始祖为老子，《史记·列传第三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乃遂去……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关于老子其人，所知莫过于此。著书《老子》，被认为非老子本人所作，且与老子本人的思想观点颇有出入之处。相传孔子对于老子曾盛赞之，《史记·列传第三》言道：“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然而道家与儒家思想却是水火不容的，“世子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诚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
庄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发展者。《史记·列传第三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月去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庄子不但在思想上继承了老子的无为观，而且在行动上也与老子一脉相承，相传楚威王欲起用庄子，使人厚币迎之，然庄子笑拒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效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在庙……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对于礼乐是否能够使“君子爱人，小人易使”，《老子》的回答完全是否定的。为什么礼乐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老子》认为过于繁饰的礼乐本身存着诸多问题，认为礼乐违背了美的基本原则。《老子》走到了美这一命题上，对于美从其对立面丑作了阐述，《老子》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从现代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老子》的这一思想其实就是一种辩证法，即什么是美呢，它是与恶相对的，依赖恶而存在的；如众所周知的善良，是因为有了不善良，善良才得以存在。
有了美之为美，皆因恶而存的观念之后，那么如何审美，如何得到美，这一问题就十分简单了。因为这世间处处皆有“恶”，人处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只需要走到“恶”的另一面，就立即获得了美，而不需要什么礼乐。《老子》载：“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稀声，大道无形。”蔡仲德在《中国音乐美学史论》一书中从对偶句“大道无形”中引申认为“大音希声”即是“大音无声”之意。道出老子主张不需要音乐即可获得美的观点。关于这一思想，更为详细和直接的阐述是“音声，一对待也；安乐悲怨，其出不同，无悲则无以知乐，无乐则无以知悲，此音声之相和也”。
《老子》并不认为在世之万“恶”中生存，感知所有“恶”，便可以很容易走到其另一面，获得美的感受，相反，《老子》认为这一过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修道这一长期过程来达到。实际上，《老子》认为所有物事其好的一面都是与坏的一面相互对立存在的，因为恶的一面始终存在，若想获得好的一面，不需要其他任何手段，只要注重自己的修为，致力于“道”，即可达到。《老子》载：“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在“大道无形”“大辩无声”的思想指引下，于何为“道”没有言明，因为道之为道，为有道者自悟之，道之为道，必须与无道相对，下士是无道论者的代表，其对道的“大笑”，反而就使得道得以存在了，即“不笑不足以为道”。究竟何为道呢？只能通过与道相辅的一些蛛丝马迹去捕捉，因为“大道无形”，《老子》载：“道之出口，淡首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有了“道”这一支旗帜，《老子》中凡事都有了论据和中心。因为有道，即能从“恶”知美，而不需要音乐。音乐本身是与道相对的，因为“道”是无形的，是“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的，而音乐却是有形的，视之见灿烂，听之见汹涌。《老子》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一切有形有色有声有味的东西，都会引起人的欲望。圣人不为没有欲望，而为“为腹不为目”“虚其心，实其腹”，即满足欲望，却并不耽于欲望。
《老子》回答何为美，是从美之诸多对立面出发的，认为只要通过道，走到这诸多对立面的另一面，便获得了美。然而美究竟为何物？是否与道一样“无形”，“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呢？《老子》没有回答。生活经验告诉人们，美当是一种物事，一种情感，或者一种意念，绝非至于“无形”而不可捉摸。乐是属于美的范畴，《庄子》承认“乐之为乐”，但是他并非认为所有乐都是一样的，而是有区别的，提出“至乐无乐”的观点。《庄子》的“至乐无乐”的观点与《老子》的“大音稀声”的观点也是存在区别的。按许多学者的认识，所谓“大音”的“大”，是指自然天地，“大音”非人为的声音。由是观之，所谓“大音”不过是存在于人头脑之中的一种有关大自然的类似于声音的通感，所以“大音稀声”。《庄子》的“至乐无乐”观，首先承认人为之声，包括歌舞和乐奏，是可以带给人们“乐”的享受的，即通过音乐人们是可以获得欢乐的，只不过依靠俗乐所获得的欢乐不是最令人身心舒畅的那一种，即非“至乐”。那么如何获得“至乐”呢？“至乐”的境界不是通过声乐所能达到的。《庄子》认为“至乐”境界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得到的，一般的人“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对于庄子而言，俗人的欢乐“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意即对于他而言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欢乐。那他的欢乐是什么呢？“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句话道出了他的欢乐之所在。有了这种无为的心态，欢乐无处不在，于是就入“道”了。《庄子》载：“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这就是道的“至乐无乐”的境界，即于无乐处“闻和”，虚空中见真理。
《庄子》实际上并非在贬抑音乐，而是在将人之于音乐的理解分了个高下。所谓“至乐无乐”，其实重点不在于说获得欢乐是不是需要音乐，而是在于讨论获得至高的欢乐可以不需要音乐。那么，面对音乐，又能获得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庄子》并非像孔子所代表儒家一样一概而论之，而是认为不同的人应该获得不同的感受，乐之为乐，在俗人眼中即成了俗乐，而对于君子呢？“清者自清”，乐为之乐，君子之为君子，因此可以是两不相干的。《庄子·外篇·天运》载：“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何为“惧”，何为“怠”，何为“惑”呢？许多学者认为“惧”即惊惧之意，“怠”“惑”乃指达到了“至乐”的无视无闻的境界。据作者理解，此处之“怠”“惑”乃神离和魅惑之本意，与“至乐”的无视无闻的境界尚有一线之隔。该文另载：“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夫至乐者，先应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女故惧也。”言及为了达至“至乐”之境，需先以人情世故及礼义和自然万物之生息晓之，使之知道自然万物无穷无尽，死生无常，不可拘泥于一理，即“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这样的视界效果是与俗人日常的视界大不相同的，因此心里有异常和惧怖之感。因此，在这个地方，达到领悟“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的境界，并非是因为乐之功，而是承“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诸般之力。
上文继续载道：“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不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杭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言及奏乐者极欲将一种可感而不可诉诸于寻常声乐的“乐”表现出来，这种“乐”与自然之阴阳相关，无处不在，但是若要想真实地感受到它，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听者一直希望真实地感受这种乐，希望闻其声，见其形，而又达不到，故而“怠”，即心驰而神离，疲惫而觉乏味之意。此处之“委蛇”为何？该是形容“怠”之状的，如委顿之蛇，绵软满地，柔弱无力。
始而“惧”，再而“怠”，如何到了第三境界“惑”呢？上文载：“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悦，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此段极是晦涩。何为“无怠之声”？此声究竟是有声还是无声，不得而知。而将“无怠之声”与“自然之命”相调，何为“自然之命”，也没有介绍。但却详细地介绍了这二者相调之后的状态，即一种无所谓生与死、有与无、存在与不存在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依靠心灵感知而来的，而不是依靠五官去视听得到的。若一定要用五官去感知，则“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极力去听，什么也听不到，当然有所惶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