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还朝后，给同乡诗友王庆写了一信，言道：“登州下临涨海，枕簟之下，天水相连，蓬莱三山，仿佛可见。春夏间常见海市，状如烟云，为楼观人物之象。数日前偶见之，有一诗录呈为笑也。史三儒长老近蒙惠书，冗中未及答，因见，乞道区区，《海市诗》可转呈也”。信中不但再次描绘了海市景象，并且特别说明是“数日前偶见之”，为此写了《海市诗》。苏轼的这封信是不应该引起人们怀疑的，并且，按苏轼一贯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海市诗》也决不会是一篇无中生有的虚拟戏作。应该看到，宇宙间的奇特怪异现象是很多的，我们既不可按一般的自然规律轻易地否定，更不能因为自己未见而不承认别人所见。苏轼虽然在蓬莱时不是海市经常出现的季节，但是并不等于秋冬两季就绝对不会出现海市，近几年的海市频出现象就是一个充分证明。再说，苏轼虽然在登州为官只有五天，而在这里待的时间却并不止五天，一些学者考证认为至少是二十多天。既然如此，海市的偶然出现与苏轼有幸目睹的巧合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了。既然我们拿不出苏轼所处时代的水文气象资料的力证，就没有理由去否定苏轼当时的记载和描写。我们承认苏轼见到海市、肯定诗人是写实的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这是《海市诗》艺术价值的根基，也是此诗传世九百年之久并将继续流传的生命保证。
晚景凄凉的戚继光
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历史功绩人所皆知，但是他的晚景却十分凄凉。他是被革职后回归故里的，虽然“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却“野无成田，囊无宿镪，惟积书数千卷而已”。因为被罢官后断了薪俸，回家后卧病在床时连请医抓药的钱都没有，最后悒悒而殁，很是悲惨。由于受当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牵连，戚继光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从蓟州调任广东总兵官。此时沿海倭寇早已平息，广东已无战事，总兵官实为一个闲职，这就意味着戚继光再也不能率领大军驰骋长城内外卫国为民了。并且，在张居正的事件中，受牵连的不仅戚继光自己，连他的亲属和部下也未幸免。他二月被调到广东，他的弟弟戚继美九月便被罢免了贵州总兵官的职务。十二月，他的老部下浙江总兵官胡守仁又受到弹劾被罢免。这一切，在戚继光的精神上造成了极大打击。到广东不久，戚继光曾上疏请求引退，却未获允准。万历十三年（1585 年）二月，他旧病复发，再度上疏请退，兵科给事中张希皋正好借机对他进行弹劾，朝廷便解除了他的职务，允许他回故里养病。他于这一年的十月回到了家乡蓬莱，他是怀着“君思只是优功狗，世事混如看纸鸢”的心情回到老家的。
在先于戚继光之前被革职的其弟戚继美已回到了蓬莱故里，然而，在戚继光回归的半路上，便得到了弟弟已经去世的噩耗，戚继光不胜哀然。原来，戚继美平时特别喜爱的二儿子戚如国不幸患暴病夭折，他悲伤过度，得病不久，于闰九月十三日去世。在此之前，他的夫人李氏已经病逝，灵柩却没有入土。戚继光失去了弟弟如失手足，当他赶回家中，看到弟弟和弟媳的灵柩都停在堂上，悲痛异常，号泣不已。弟弟的死对戚继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的烦心事远不止于此。他的原配夫人王氏与他反目，也使这位离职回家的老将军得不到安宁。王氏本是万户大家之女，与戚继光结婚之后感情相当好。当时家境贫寒，吃鱼是件不容易的事。一次买了一条鱼，王氏烹熟后，早晨给他盛上鱼头，中午给他鱼尾，他还以为剩下的被王氏吃了呢，却不想晚上夫人又给他端上了鱼腹。在浙江，倭寇进攻新河时，戚继光北去宁海，王氏动员城中妇女披挂登城戍守，使倭寇不敢贸然进攻，保住了新河城。但是戚继光“乏子”，王氏“先后生子皆不禄”。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他“出奇计，苦心万状”，背着王氏，先后纳了沈氏、陈氏和杨氏为妾。当王氏得知他纳妾生诸子后，十分恼怒，手持利刃，欲把他杀死才甘心。为了平息风波，戚继光内穿铠甲进入王氏卧室，对着王氏号啕大哭，诉说祖宗的遗愿。王氏也扔掉兵器，抱头痛哭，两人算是和好。
尤为凄凉的是他的生活，他虽然身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却并没留下什么私人积蓄。在闽浙抗倭时，他为了取得士心，不惜慷慨解囊赏赐有功者。而到了北方之后，他依然是那样慷慨对待士卒和广交政界朋友，所有钱财都用在这些方面，自己也只能是两袖清风了。因此，既没有今天人们见到的重新建造的戚氏豪华府邸，更无什么“戚家宴”等美食佳肴。戚继光晚年生活凄凉，而朝廷对他的态度也十分令人寒心。万历十五年（1587 年）九月，河南道御史傅光宅鉴于戚继光战功卓著，才能超群，年纪尚不算大，上疏朝廷，建议再次起用戚继光，结果不但遭到朝廷中一些当权派的严厉拒绝，还给了他夺俸二个月的处分。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贫困的折磨下，万历十五年（1588 年）十二月十九日，戚继光突然病发，第二天，“鸡三号，将星陨矣”。一代名将，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人世。
一位身为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少保左都督的一品高官，死了之后朝廷却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两年之后，戚继光的长子戚祚国到北京去请求恤典，朝廷才下诏予以祭葬。按当时的一般规定，像戚继光这样的高官，逝后皇帝会立即给予谥号的，而戚继光却直到万历末，朝廷才谥以“武庄”，天启年间改谥“武毅”。至于蓬莱的“表功祠”就更晚了，是在戚继光辞世48年后的崇祯八年才建起来的。
宋庆与“篪”字碑
丹崖仙阁古建筑群中，天后宫垂花门西侧，矗立着一通宋庆书写的“篪”字碑。一笔写下来的“篪”字，形体端庄，笔力遒劲，引人注目。宋庆是蓬莱泊子宋家村人，清朝末年，权倾一时，官至太子少保，尚书衔，四川提督，淮军、毅军、武卫左军首领、北洋帮办大臣。作为一朝重臣，对于宋庆的功过，人们褒贬不一。他从一个穷困潦倒的农家后生，凭借灵活机智，登上了政治舞台，又靠平息捻军等农民起义运动，博得了朝廷赏识，身享殊荣，光耀之极。
再说这“篪”字碑，它是目前宋庆在丹崖山上所留下的唯一一件遗存，是宋庆的墨宝真迹。碑上的“篪”字是用草书一笔写成的，所以被人们称为一笔“篪”。这一“篪”字，曾一度被人们误读为“虎”，说成是一笔“虎”。争议到最后，只好“篪”、“虎”两说并存。在高英主持编修的《蓬莱阁志》上，对此字做了这样的解释：“此‘虎’字草法与现存各草字汇对照，似觉不太规范，颇近‘篪’字草书，因此容易引起‘虎’‘篪’异论。”其实，宋庆的这一草书遗墨，写的就是一个“篪”字。篪是古代人用竹管做成的一种乐器。宋庆之所以书成这一笔“篪”，其中有一段来历。在宋庆五十多岁时，继配夫人滕氏喜得一子，宋庆乐不可支，遂取名“篪”，爱如掌上明珠。结果不料此子短命，三岁便夭折了。宋庆为此悲伤不已，终日默念着“篪”的名字，写字的时候也是“篪”呀“篪”地写下去。结果熟能生巧，久而久之，这个“篪”字便写得十分流畅，成了一笔“篪”。丹崖山上的“篪”字碑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勒刻的。至于宋庆早夭的爱子，在蓬莱还流传着一段轶闻，牵连着宋庆的一桩煅婴劣迹。据说宋庆的原配夫人马氏早逝，只遗一女，继配滕氏婚后不孕。宋庆焦急万分，四处求医。后一庸医献一奇方，药引子却是用男婴煅成的脂膏。宋庆的侄子宋天仕居然照章行事，视人命为儿戏，公然买通稳婆，活婴诈称死婴，暗送上水门城外煅烧入药。滕氏连服数剂后，果然生下一子，就是那个早夭的“篪”。
此事传开后引起了市民的极大愤怒，议论纷纷，无不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丑行。当时正好赶上一位蓬莱籍的吏部主事孙乐嘉休假在家，听说此事后也很气愤，因此代民请愿书写了一篇《煅婴赋》，揭露了宋庆劣侄煅婴入药绝人骨肉的恶行。之后，《煅婴赋》广贴于府城四方，并上告至京城，乡里众人恨之，朝野亦为之轰动。在此情形下，清廷迫于压力，降旨停了宋庆三个月的薪俸。而这段煅婴求子之说，还有另一种版本。山东省出版总社烟台分社1987 年5月出版的《人间仙境蓬莱》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煅婴赋＞状告宋庆》的文章。文中所写的煅婴求子者不是宋庆，而是宋庆的二哥。题目之所以拟为“状告宋庆”，是因为其二哥倚仗宋庆的权势才犯下的罪行。此文所讲述的事件在时间上也与前面所述大有出入。前面说的宋庆得子是五十多岁，只能是同治年间。而此文所记事件却是发生在1894年，此时宋庆已七十多岁了，正在辽东抗日，根本与煅婴事件扯不到一起。看起来，这段轶闻只能当成野史来对待，史实真相，尚待考证。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对于历史人物，不应采取简单的定性分析方法，好的一身光环，坏的通体污浊。就宋庆来说，他的所作所为，联系其所处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是不能用一个“好”字和一个“坏”字加以肯定和否定的。是非功过，一分为二，才是公允的。
宋庆与毅军
宋庆是蓬莱泊子宋家村人，1820 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清末将领，官至四川提督，太子少保、尚书衔，曾是毅军、武卫左军首领和北洋帮办大臣。他在为官时期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51 年。他平息过太平军、捻军、义和团和山西的回民暴动，参加过中日“甲午之战”，抵抗过八国联军。
作为一位朝廷命官，宋庆既有与农民军对抗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一面，又有抵御外侮捍卫民族尊严的一面，因此，他是一位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值得一提的是宋庆所创建的毅军，从它诞生到解体，竟存在了66年。并且，它虽是一支由捻军降众改编而成的队伍，与曾国藩的湘军及李鸿章的淮军素无渊源，竟能得到迅速发展，乃至自成一系，倒是人们所没有想到的。
宋庆24 岁时，投靠在安徽亳州任知州的同乡宫国勋门下。亳州是捻军总盟主张乐行活动的中心地区。几年后，捻军孙之友部接受宫国勋的招抚，宫便派宋庆统带这支降兵，号为奇胜营。宋庆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参加了豫南、皖北诸次围剿太平军和捻军战斗，到同治元年（1861年），就因功升至总兵，得赐“毅勇巴图鲁”勇号。适逢新任安徽巡抚裁撤临淮军，拨三个营归宋庆统带，因其勇号，以后宋庆的部队就被称为毅军。毅军成立后仍立功频频，宋庆因此实授了南阳镇总兵，毅军自此也成为由河南协饷的军队。平捻后，勇营大量裁撤，毅军因战功得以保留，并发展至十营左右，成为河南的两大留防勇营之一。平捻的次年，毅军再奉调随左宗棠平西北，一去就是6 年。到光绪元年（1875 年）才调回内地，驻兵潼关。期间宋庆先后升补了湖南提督和四川提督，但都未到任，还是统领着他的毅军四处拼杀。
到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关系紧张。清政府开始经营旅顺军港，毅军奉调填防旅顺，直接受北洋大臣接制。毅军在旅顺一驻就是十多年，军容很盛。甲午战争可以称得上是毅军最为辉煌的时期，曾先后参加了平壤、九连城、旅顺、海城、营口、田庄台等诸次战役。由于毅军打出了威名，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明星部队，并靠着这块牌子吃了30 多年的老本。这也与宋庆的所为有很大关系。宋庆练兵极严，身体力行。史载“庆从戎久，年几八十，短衣帕首，躞蹀冰雪中，与士卒同甘苦，人以为难云。”因此，毅军在战斗中显示出来的较强战斗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俄国借旅顺屯驻海军，清廷许之，命宋庆移守山海关。俄官杜巴索福拜谒宋庆，愿以白金18万两买其营垒，宋庆正色拒之，曰：“吾以故垒获资，是卖国也，吾不为”。尽拆营垒而去。1898 年9 月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令宋庆的毅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及北洋各军，悉归兵部尚书荣禄节制。荣禄建议上述各军统一编为“武卫军”，以统一号令，集中指挥。其基本设想是：武卫军设前、后、左、右、中五军，聂士成为前军，董福祥为后军，宋庆为左军，袁世凯为右军。荣禄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武卫军共约6 万人，成为拱卫京师的基本力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宋庆奉命于7 月10日从山海关赴往天津。8月5日，北仓失守。8 月6 日，联军乘胜分路进攻杨村，宋庆的毅军被击溃，败退到通州。北京陷落后，慈禧西逃，一路由毅军保驾。辛丑和约缔结后，又随驾回京。因山海关依辛丑和约不能驻兵，武卫左军遂移驻通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宋庆病逝于通州。民国初期的1912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4 月30日命令武卫左军仍旧改称毅军。直到1927 年3 月，奉军入豫，将驻开封的毅军全部缴械，毅军才寿终正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