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蓬莱
说起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征讨高丽，如果否定他到过蓬莱，大多人往往不肯接受，原因是蓬莱的那么多地名故事都与这位大唐天子联系在一起。然而，历史却总归是历史，故事总归是故事，真实的历史就是唐太宗确实没有到过蓬莱，那些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的故事全是子虚乌有的虚构。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自恃国大兵强，企图加害弱小邻国，便于公元644年发动了征讨高丽的战争。当时他派出了两路大军，水路由张亮率领，率战舰五百艘，载士兵四万三千人，泛海向平壤进发。陆路由李勣率步兵六万及一部分西北方胡兵向辽东，与海路军队合势并进。在这场战争中，唐太宗确实是御驾亲征的，但是走的却不是水路而是陆路。并且，这场战争唐太宗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悔不可追的失败，连他自己都感叹地说：如果魏征还健在的话，恐怕决不会同意我这次出兵的。包括范文斓等权威史家都一致认为，唐征高丽是一场侵略性的不义之战，结果也是得不偿失。兵役徭役，搞得民不聊生，导致了国内矛盾的一度激化。四川就曾出现过僚人的反抗暴乱，唐太宗调集了两万大军才镇压了下去。应该承认，唐太宗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文治武功令人赞叹。在他执政的20 多年间，大唐王朝出现了一派繁荣昌盛的局面，因而被誉为“贞观之治”，号称封建治世的典范。然而，他的身上也并非全是光环，东征高丽就是一大败笔。
不管怎样，人们对唐太宗总有一种偏爱之心，并把这位大唐天子能够经过或驻足的地方看成一种荣耀。于是蓬莱便出现了那么多与唐太宗联系在一起的民间故事。故事编造者的逻辑理由就是，既然是御驾亲征，那就肯定到过蓬莱一带，因此故事怎么虚构怎么附会都没有关系。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故事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明明当时魏征已不在人世，却仍然陪同在唐太宗的身边，还搞出了个“瞒天过海”的故事。明明尉迟敬德这位曾经跟随唐太宗打天下的老将因年迈并未出征，却取代了带兵出征的张亮而被说得活灵活现。就连村里集古城也和唐太宗的哥哥联系到了一起。略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李世民只有一个哥哥叫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射死了，再从哪儿找来一个哥哥到蓬莱给人们当故事讲啊？
许多故事编造得都太随意，太滥，太牵强。天子圣上一起驾一落驾，一举手一投足都可以成就一个村名。李世民一扬头这个村就叫杨头，一解甲就叫解家，肚子一饥饿就叫杜家，照这样附会的话，这位皇上老子一吃饭，村庄就可以叫范家，喝了一碗汤，村庄就可以叫汤家，吃了一个李子，村庄就可以叫李家，蓬莱所有的村庄都可以编造出与李世民相关的故事，岂不是既滑稽又无聊。不过，人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唐太宗的不义之战给当地黎民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作为军事后方的蓬莱一带，不但军需给养的供应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连石磨都被征集到一起为军队磨面，那么老百姓怎么吃饭？再说唐太宗是吃了败仗的，当地传说高丽的首领盖苏文已经打到了蓬莱，这一带从军事后方变成了战场，情景又会是怎样呢？战争的残酷性，所造成的结果只能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来形容。十室九空，十村九废，许多村庄都在兵燹中消失了。又不知经过多少年，经过官方移民和民间流落，消失的村庄废墟上才又出现了新的村庄。据调查，蓬莱现有近六百个村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明清以后才形成的，大多都只有二三百年到四五百年的历史。不要说唐代，连宋代的古村落，蓬莱地区一个都不存在。也就是说蓬莱现有村庄的形成，离唐初贞观年间相隔了宋元两个朝代，将近一千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一些村庄的消失到重建，再消失再重建，沧桑之变几翻复，哪里还有唐二主东征时的村庄踪影呢？历史的事实是，我们的前辈都是移民来的。五百年前，我们的老家都在“小云南”、“大槐树”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在原来已经消失了的村庄废墟上安了家，当听说当年大唐军队在这一带打过仗，便形成了那么多无中生有的传说，成了爷爷哄孙子睡觉的故事一直流传。
应该说爷爷编故事哄孙子是没有错的，问题是孙子们别太当真，特别是不要把爷爷随意编造的故事当成历史。然而可悲的是，我们很多人至今不但仍然把那些毫无根据的故事信以为真，而且还在继续不着边际地编造一些唐太宗征高丽的新故事，并且更加离奇，更加荒诞。好像我们蓬莱的村庄，我们的先人，都曾在大唐天子皇恩浩荡的沐浴中荣耀过。其实并非如此，大唐天子李世民并未到过蓬莱，即使他的兵马打着大唐的旗号在这里留下踪迹，也不是这里的荣耀而是这里的灾难。饱经灾难之害的不是现有村庄百姓的先人，而是当年那些因战乱在蓬莱这块土地上消失了的村庄的黎民百姓们。
唐太宗的《望海》诗
2003 年夏天，去河南省图书馆查阅海内孤本明代泰昌版《登州府志》。当看到“艺文志”的诗赋部分，突然发现，一首《观海》诗的题目下面，作者的名字竟是唐太宗，眼前不禁一亮。以往一直认为，唐太宗根本就没到过山东半岛，当地相传的各种关于唐二主征东的故事，全是穿凿附会的无稽之谈。而今居然在《登州府志》上见到了唐太宗的观海诗，是否可以证明原来的观点有误呢？诗的全文如下：
北登渤澥岛，回首秦东门。谁尸造物功，凿此天池源。
澒洞吞百谷，周流无四垠。廓然混茫际，望见天地根。
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扪。超遥蓬莱峰，想象金台存。
秦帝昔经此，登临冀飞翻。扬旌百神会，望日群山奔。
徐福竟何成，羡门徒空言。唯见石桥足，千年潮水痕。
事隔不久，却发现该诗并非唐太宗所作，其作者乃是唐代诗人独孤及。由于修志者的疏忽，竟然留下如此令人遗憾的误讹，很是影响了这部方志的质量。既然修志者在“艺文志”中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那么，为什么替代独孤及的不是别人而是唐太宗呢？是不是该志中真的能发现有关唐太宗的信息呢？经过仔细查找，果然不出所料，在“山川志”部分，附文的第一篇便是唐太宗的一首诗。
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
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
照岸花分彩，迷云雁断行。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
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
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
府志上辑录的这首诗没有题目，后查《全唐诗》，该诗的题为《春日望海》。既然《登州府志》中载有唐太宗这首以大海为题材的诗篇，是否可以证明当年唐太宗确实来过登州所属的胶东半岛呢？而查阅其他各种正史资料，却为什么又根本找不到依据呢？很长一段时间，疑窦一直难以冰释。
后来，在查阅清代顺治版《登州府志》时，卷首的凡例中，居然发现这样一段话：“隋炀帝、唐太宗望海诗，乃在征高丽时辽西所作，与此地何干？去之。”原来如此，明泰昌版《登州府志》的纂修者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的确欠严谨，居然开出这样的历史玩笑。清顺治版《登州府志》的纂修者也是毫不客气，指疵匡谬，态度鲜明的一句话：“与此地何干？去之。”在此之后续修的《登州府志》中，都承袭了顺治版府志纂修者的观点，并没有辑录唐太宗的《望海》诗。看起来，唐太宗的《望海》诗并非在登州所作，因此，在胶东一带有关唐二主征东的种种传说，也只能当成随意编造的民间野语听听而已，绝不能把它当成信史。
苏公风范映千秋
在丹崖仙阁的古建筑群中，一代文宗苏轼的纪念祠高居山巅，阅尽了人间春色。人们将苏轼请上仙阁，分明已把他列入了仙班。其实，神仙是人造的，只要是人们心中的偶像，都可奉为神仙。像苏轼这样的旷世奇才，早已被人们视为神仙，他的文集被称为《坡仙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苏轼的才华，的确独一无二，实为千年一遇。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为宋诗最高水准；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堪称千古第一词人；书法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散文称“唐宋八大家”之一。可谓能者无所不能。
尤为难能的是，苏轼不但是一位文坛巨匠，而且是政界的一位要员。他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官阶三品。因为官场的险恶，他的仕途并不平坦，几经起落，屡遭贬斥。宋元丰八年，他在遭受朝中新党打击迫害谪居黄州五年后被朝廷重新起用，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但是他到任只有五天，又被朝廷诏还回京，可谓来去匆匆。然而，正是这短短数日，苏大学士的履痕，却在这山海之邦闪烁着照人的光芒。作为一代文坛泰斗，苏轼在登州任上先后留下了十多篇诗文佳作，翰墨流传，为古邑山海大增颜色，正像清人张弓赋诗所赞—“赖有公来官五日，三山万古重蓬莱。”而作为一任州官，苏轼不辱使命，以他忧国忧民、关注苍生的情怀，上书朝廷，免除了登莱地区的榷盐制度，既利国，又利民。他又深入兵营，视察海防，呈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提出了加强登州武备的建议。他的见解，对当时的海防建设，极有指导意义。苏轼与登州，虽然只是一次短暂的邂逅，却有着历史性意义，若非苏公来此地，哪得千古留美名？如此短的时间，却做出如此多的业绩，一来显示出他的超人才能，二来印证了他的勤政与敬业精神。试想一下，混迹于官场的大吏要员，有几人能在五日内做出苏轼那么多的政事好事，且不说写状子为民请命，撰诗文咏唱疆邦，就连接风洗尘的酒恐怕都难以喝完。遥想当年，苏轼在官场失意的情况下，毫无怨天尤人的情绪，早已把功名利禄视为浮云，胸怀博大，志存黎庶，在其位，谋其政，想黎民所想，急黎民所急，为黎民所需，并且有情致赋诗撰文，留下丽辞华章，足以显示出一代名臣的宽阔胸怀和崇高风范。
张弓另有诗曰：“诗卷从来已折衷，古祠今又拜遗风。果然日与山海对，公爱此间我爱公。”官与民，古来被视为水与舟的关系，官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轼并没有热衷于应付上面隐瞒下面的政绩工程，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好事，所以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蓬莱人民为苏轼建祠树碑，固然是对这位杰出人物名望和人格魅力的认可，但更主要的，却是得益于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有道是“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苏公的风范之所以能够光耀千秋，端赖民心向背，老百姓的褒奖是最为重要的。
苏轼与登州海市
一代文宗苏轼在登州为官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天，却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对登州的痴情厚爱，对这里的山川风物走笔咏唱，留下了十几篇诗文，给人间蓬莱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具有永恒的欣赏价值。
在苏轼的诗文中，尤其为蓬莱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那首七言古诗《海市诗》。这首诗的手迹刻石，至今尚完好地保存在蓬莱阁卧碑亭内，为丹崖仙阁增加了浓重的人文色彩。1964 年董必武副主席来此游览时，曾对刻石真迹甚为赞赏。苏轼是在元丰八年（1085 年）六月接到来登州任职调令的，而到达登州任上的时间却是十月十五日。他对久负盛名的登州是十分向往的，认为这里是“山海名邦”、“俗近齐鲁之厚，迹皆秦汉之陈”。而这里的山川风物，尤为苏轼所赞赏。天公又偏偏作美，恰恰让这位巨匠大家有幸看到了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奇观海市蜃楼，于是便有了他的那首佳作名篇《海市诗》。
苏轼在这首诗前还加了序言，表示自己对登州海市是十分神往的，但是听当地的父老说海市一般出现在春夏，而在深秋季节是见不到的。由于求之深切，便“祷于海神广德王之祠”，结果便如愿以偿了。也许正是因为苏公序言中所说的时令不符与海神显灵的故弄玄虚的表白，才使一些人断言苏轼在蓬莱根本没有看到过海市，他的诗作完全是臆想虚构而已，甚至讥讽为“信笔画鬼”。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致使一些包括蓬莱阁景区导游词在内的对外宣传和一些出版物中，也都把苏轼说成在登州期间并没有真正见到过海市。这一观点实在有点武断，也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因为这种观点如果成立的话，不仅《海市诗》的艺术价值会大为降低，而且对苏轼的人格也是一种贬抑。《海市诗》属于写景咏物的记游之作，作者首先应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笔下的所见所闻所感必须是真实的。苏轼的诸如游金山寺、咏百步洪、写有美堂暴雨等，都是实有其事、实有其物的。因此，很难想象，作为名重诗坛文坛大家的苏轼，明明没见到海市却硬说成“明日见焉，乃作是诗”？并且在诗中大言不惭地声言“心知所见皆幻影”、“重楼翠阜出霜晓”？这不仅违背了最起码的创作原则，也瞒不过当时的登州父老，对后世读者来说也是一种不体面的欺骗行为。“自言正直”的一代名贤苏轼，岂能做出这么愚蠢的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