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曰：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弥衰。无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失势，而见夺于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时，天下初定，发德音，行一切之令，权也，非拨乱反正之常也。其后，法稍犯，不正于理。故奸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夫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画衣冠非阿，汤、武刻肌肤非故，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
文学曰：民之仰法，犹鱼之仰水。水清则静，浊则扰。扰则不安其居，静则乐其业。乐其业则富，富则仁生，赡则争止。是以成、康之世，赏无所施，法无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赏而不赏，民莫不仁也。若斯，则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马也，行则顿之，止则击之。身创于箠，吻伤于衔，求其无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内溃，严刑不能禁，峻法不能止。故罢马不畏鞭箠，罢民不畏刑法。虽曾而累之，其亡益乎！
御史曰：严墙三刃，楼季难之；山高于云，牧竖登之。故峻则楼季难三刃，陵夷则牧竖易山巅。夫铄金在炉，庄不顾；钱刀在路，匹妇掇之。非匹妇贪而庄廉也，轻重之制异，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逾，可临而不可入。《诗》云：“不可暴虎，不敢冯河。”为其无益也。鲁好礼而有季、孟之难。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文学曰：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逾；不教而杀，是虐民也。与其刑不可逾，不若义之不可逾也。闻礼义行而刑罚中，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高墙狭基，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赵高之计，渫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患，厉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死不再生，穷鼠啮狸，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俱起，四面而攻秦，闻不一期而杜稷为墟，恶在其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御史默然不对。
大夫曰：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为施？法何为加？汤、武全肌肤而殷、周治，秦国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乱。《春秋》原罪，《甫刑》制狱。今愿闻治乱之本，周、秦所以然乎？
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法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乱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汤、武经礼、义，明好恶，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义，殷、周所以治也。上无德教，下无法则，任刑必诛，劓鼻盈蔂，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终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异，所以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意”
诏圣，就是告之以圣人之道的意思。
御史说：法律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文学说：严刑峻法不能挽救国家的灭亡。
御史说：礼让不足以禁止邪恶，而刑法却能制止暴乱。圣明的君主凭借法治，才能长期统治民众，永久地保住政权。
文学说：只听说推行礼义，刑罚就能运用得恰当，没有听说过施行刑罚，孝悌之风就能兴起的。用严厉的刑法治理国家，不可能长久。刑法条款太严酷，连普通人都敢和天子拼命。陈胜、吴广不就是这样吗？
御史默然不回答。
大夫说：现在愿听听治和乱的原因，周、秦为什么不同呢？
文学说：政令就是教化，用以引导百姓；法律就是刑罚，用以禁止强暴。二者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效果如何，还在于如何使用它。上边不用仁德教化，下边没有法则，滥用刑罚，厉行诛杀，以至于黄河以西的地方都不够容纳天下的犯人，终于导致国家灭亡。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不是法律不一样，而是背离了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