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化腾家族所属的潮汕人，在中国的商帮谱系中是十分特别的一支。潮汕地处东南，远离中原，地狭田少，渔耕为生，民众自古有远航谋生的传统，是少有的海洋性部族。在唐宋时期，潮汕人就是南洋一带最活跃的贸易集团，也是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汉族人之一。明清以降，朝廷采取禁海政策，潮汕人迫于生计，仍然冒险出洋，《清稗类钞》记述：“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与中原的晋商、徽商相比，潮汕商帮的官商意识比较单薄，“重商轻文，重男轻女”是鲜明个性。进入近代以后，潮汕人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形成了很大的商业势力，出了不少潮汕籍富豪，最出名者当属华人首富李嘉诚。
1984年，13岁的马化腾随父母从海岛迁居到了深圳。此时的深圳已赫然成为了中国最受关注、也是争议最大的标本城市。这年年初，邓小平悄然视察了深圳，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0月，北京举办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各省市均装饰了一辆彩车参与检阅，当深圳市的彩车缓缓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上面的两行大字让很多中国人觉得非常刺眼和不可思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原本出自蛇口工业区政府门口的一块标语牌，后来，它被定义为深圳这座城市的精神。在中国人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将时间与金钱如此赤裸裸地划上等号，它既违背了两千年来的儒家传统，又与毛泽东时期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它以如此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宣示了一个陌生而新鲜、可以用物质来量化一切的时代正式来临。
对于少年马化腾来说，无论中国的经济复兴、深圳的崛起，或是潮汕族群的商脉，都是包裹在生命外部的记忆，它们将慢慢渗透进这个人的躯体和灵魂内，最终构成为一个独特的命运体。
马化腾是初二时转入深圳中学的。那时的他个子只有一米四十一，在13岁的孩子中算是矮小的，所以坐在班级的第一排。同排有一位同学叫许晨晔，也是随在教育系统工作的父母刚刚从天津迁来的。
那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感召，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新移民，深圳中学初一年级原本招八个班的学生，后来不得不扩招了两个班。这两个班的学生讲的大多是普通话，前八个班的则讲广东话——他们自称为“白话”，在那里还有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陈一丹和张志东。张志东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陈一丹一家1980年就来到了深圳，父亲是广东汕头市田心镇人，后来成为了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
马化腾在初中时的成绩一直在前三名。许晨晔、张志东和陈一丹这些人都学“奥林匹克数学”，只有马化腾参加的是天文兴趣小组。进入高中后，马化腾、许晨晔和陈一丹分在了一个班里，到了高二，学校再分了一次班，马化腾和许晨晔还在一起，陈一丹则跟张志东在一个班。
陈一丹回忆那时与马化腾的交往：在高中时，他们一起背圆周率，相互比赛，那些天，到了课间，就在走廊上面对面地站定，开始轮流背，今天你比我多两位，明天我比你多两位，后来大家都能背到100位。他们还曾经一起集过邮，互相帮着买邮票。高佳玲是马化腾的高中班主任，在这位数学老师的记忆中，马化腾是一位学习很认真的乖学生，“与同学关系很好，很会团结人，没有旷过一次课，作业本总是很整洁的样子，不过，更深的印象却是没有了”。
到了高中，马化腾的个子突然蹿了起来，很多年后，许晨晔说起这事还有点愤愤不平：“他原来跟我一排的，后来越长越高，越坐越靠后。”隔壁班级的张志东则长成一个硕壮的小男生，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冬瓜”的外号。
马化腾和他的同龄人是被焦虑统治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与他们的国家一样，一直发育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繁荣”之中。在他的中学时期，校园里最流行的一个词汇是“时不我待”，老师们以无比急切的口吻告诫年轻人，如今是百年一遇的大时代，机会就像河流里的泥鳅，处处可见，不易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