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是一个文人自觉与诗性自觉的时代，而且诗性还要渗透到艺术创作以及整个时代最为基本的生活方式之中，也许这是一个《新诗经》的时代，或者我们正处于汉诗盛唐时期的前夜。说是“前夜”，因为1960年代诗人已经为一个盛大诗歌时代的来临做好了准备，就如同接受佛教之后的唐代，进入玄宗年间，出现了诗佛王维，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汉语诗歌在变文之后成熟起来，如同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所指出的如下几种特点，都有着当下的对应：
一、贬逐诗的传导，随着诗人们被贬谪而离开宫廷，进入陌生环境，让个体只能回到自己内心的激情，来抵御寂寞，因而也摆脱了宫廷应景诗；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则是抒情诗歌与身体写作的关系，在身体的自我放逐中寻求新的诗意，并且具有坦然面对资本渗透的风骨，即——出现新的“抒情性”写作。
二、陶潜形象与隐逸诗的复兴，这是重新回到自然，摆脱都市，向往古代隐士生活的姿态，以及自然超俗境界的提倡；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一种新的自然主义诗歌的出现，这是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言的那种带有救赎意义上的诗意写作：这种劳作绝不再剥削自然，而是把所蛰伏在自然孕育之中的潜力解放出来，这个无偿存在的自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同样败坏了的劳动概念的补救。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新的“诗性自然主义”。
三、日常应景诗的大量出现，这主要是文人雅集以及彼此馈赠的诗歌写作，杜甫在《忆昔》中就写道“天下朋友皆胶漆”；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则是诗人之间通过彼此的馈赠写作，形成一种围绕诗性生活以及诗性公共空间建立而形成的应和式新风尚。即——出现新的“友爱的诗学”。
四、古风的回归，即唐代诗人有意识地运用散文化的古语来追求古典散文的权威，尤其是与阮籍咏怀诗的关系，以表达隐晦的时事批评；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通过运用古代典故等等形成新的讽喻，即——出现新的“讽喻诗”。
五、乐府新调，让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歌唱性，尤其增加了很多新的曲调 ；在现代汉诗的将来，无疑要让诗不仅仅是可写的，还要可读，尤其可以歌唱！只有当现代汉诗重新开始歌咏，才可能彻底实现诗言志的理论。即——出现新的“歌咏体”。
在1960年代左右的诗人中，他们的作品已经具备了“盛唐的气象”，而且整体性上开始了疏通传统诗性语文的写作。伟大的诗人总是揭示自身与过去传统之间的隐秘契约。
如同《毛诗大序》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个古典中国最为重要的诗学观念，其实已经触及了我们这里所有的讨论，从心志展开为抒情性传统，到语言之姿势的诗学，直到新的韵律与节奏的形成，我们这个大时代需要雄浑而超逸，博大而深远的诗歌。
新的汉语诗歌写作应该能够贡献出新的诗歌语言形态——新的“写象”诗歌，即能够把汉字的“字音”与文字潜在模拟的“形象”，在瞬间的逆觉中，结合为最为生动的姿态（gesture），激荡出精魂的情韵，展现“姿”所涵摄的思容、天资与次第秩序的同时，让生命得到止息，倾听语言的寂静与天籁之音。
张承志曾在《心灵模式》中区分开了四种元素的写作：“小时代的人们和读者只需要水止渴；没有谁幻想水之外还有直觉和想象的奶、超感官的灵性寻求即蜜、以及超常和超验的神示——酒。上述四种液体的渴求过程，也许才是真正值得流传的人类的认知过程。”诗人们可以自问自己的语言是否经历过这四重的质变，是否进入了大时代的写作。既然唐代的醇酒曾经滋养了李白那样的大诗人以及诗人们雅集的兴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生命元素来滋养我们生命的情性呢？
一些诗人们的写作试图让古典语文以及整个古代诗意传统全面地重获新生，这是二十世纪的现代诗歌写作所绝对无法做到的。
当代诗人们重新唤醒了汉字“字思维”的语质：即把汉语的——“图像性（image）-文字书写性（graphic）-情感的势态性（disposition）”——三者重新内在地通过“写象”贯通起来，这是西方语言无法做到的，字与字的重新组合，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格律规则，也不再是西方的逻辑语法，而是按照三者共感的方式重新生成，并且可以延伸到当代绘画艺术之中，成为一种激活我们内在灵性与悟性的想象力，把诗歌的姿态与时代的时势统一起来。
现代汉诗的呼吸转换：如何把已经西方语法化与散文化的现代汉语，重新带回到个体生命的呼吸，把语义与语音的韵律相关，把韵律带入气息的节奏，发现新的姿态，尤其是与生命止息相通，有着泰然让之的气度，展现具有“余让”伦理姿态的写作，这也是未来汉诗的内在要求。
一些诗人的写作已经迈入了“盛唐气象”，让我们以“朱笔”点明一下：
李亚伟的组诗系列，让唐代豪迈深情的歌行再次兴起，其间还充满了深刻机智的反讽。赵野的诗歌重新唤醒了汉语的诗性潜能，诗风俊逸清朗，其雅致而凝练的抒情语言让唐诗的气息再次在我们的呼吸中逸动。潘洗尘的慷慨激情书写了大地的生命元素性与时间的丰富伦理情态，如同唐代那透彻心肺的胸臆语。树才的诗歌带来了久违的新禅意，简约而富有禅机的语言重新打开了日常生活的诗意瞬间。莫非的《呆瓜传》以反格言的妙语激发了无尽机趣与新的戏剧性，与之相通的还有侯马的写作，以碎语的反诗性招致了奇异的阅读快感。胡冬的诗歌语言奇崛而冷峻，有着唐代侠隐的神奇音调。吕德安的淡然静处让抒情与叙事得到了新的融合，诗歌语言沉着而深邃。臧棣的丛书式百科全书式写作带入了新的书卷气，富有智性与阅读的挑战。西川的诗歌对身边的现实充满诘问，雄辩而充满诗意的讽喻。桑克的叙说让日常生活呈现出诗性的侧面，就如同唐代应景诗的美妙应合。麦城的诗歌充满形而上的思辨，就如同新的玄言诗。潘维的诗歌则让唐诗的江南跃然在我们眼前，温婉而秀润。女诗人蓝蓝的抒情带有女性的痛彻，深情饱满，诗歌良知在词语间的颤抖带来了美丽的泛音；北方女诗人娜夜的诗歌有着她自己的语调，在表达上舒展而真切，于轻触微温之中让读者感受到一个女人的心跳。几位女诗人的写作不再是唐代女性诗人的哀怨诗，而带给诗歌一种新的异样音调。
还不仅仅是盛唐气象，很多诗人的共通书写打开了整个诗性传统：过世诗人张枣的写作确立了抒情的精致典范，而李森的《橘在野》与《春》系列让《诗经》与乐府诗的语调得以复活，也还如同唐代的咏物诗，让物自身开始诗意地言说。子梵梅的《一个人的草木诗经》让汉语再次融入了自然生命的怀抱，语词作为植物的生命得以重新生长。哨兵的《水立方》则让楚辞的恢弘重现，在地方性的抒情与大都市的叙事之间找到了新的关联，其独隐的姿态从容而超然。陈先发的《写碑之心》则让豪放的宋词重新变得亲切，诗歌的长短句跨越了时代的匮乏。杨键简朴的诗歌语言则让佛教的悲源与平淡的禅意重新进入了现代汉诗。
还有很多重要的第三代诗人，比如万夏，王寅，宋炜，马松，陈东东，默默，孟浪，韩东等，他们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与文本贡献。当然，还有大量的诗人，不管是否出生于1960年代，也写出了优秀的诗歌与代表作，如宋琳以其新的招魂术撑开了语句变异的内在皱褶，让我们细细品味到汉语隽永的意味。我们在这里不再一一提及与点评了。
没有最后，只有期待。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期待196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诗人，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一代诗人，而是在未来的十年之间的所有诗歌写作者，期待他们能够把现代汉诗推向新的高峰，可以把我们带往一个新的“盛唐”时代，让我们可以重新体会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这才是我们的幸运：即进入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与伟大诗人同行的时代，而这还绝不否认诗人作为个体独立意义写作的价值，因为他们都书写了现代汉语炳蔚凝姿的纹理！
写于2012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