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人的写作如果扩展了整个年岁的跨度，就可以丰富现代汉语的时间性。因为1960年代诗人最为渴望在诗歌中再次出生，脱离那个暴力血腥的年代。
这让1960这一代人有着明确的自觉，1990之后的迅速成熟找到了血气与语词之间的内在关系，进入了事件写作，但以个体的方式来回应，也认识到古典语文与西方语言之间结合的难度，只有双重转换，才可能形成新的汉语，不同于上一代人主要通过翻译进行书写，这一代人在吸纳西方语言与意象的同时，已经自觉转向对中国古代整个诗歌传统的呼吸转化与重新书写。
因为面对了自身传统与生命气血的消散，第三代诗人一开始就处于灵魂的剩余物状态（如同赵野所写到的），这也是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人对自身“多余人”或“零余者”的切身感受，对此“无余”的彻底经验，激发一种哀悼的气质，这正好与现代性的忧郁（Melancholia）相通，也唤醒了对新的余地空间的想象。
但是如何在哀婉中滋生出感谢与祝愿？进入晚祷？这必然又牵涉到对于年岁的诗意经验，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艺术有其独特的贡献：一方面，诗歌写作或者文艺创作，在进入不惑之年之际，要求诗人加速变老，这是对自己之尚未死亡的葬礼，似乎死亡提前了，这是对自身未来缺席的经验，对语言之沉默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变得青春，回到最初的出生，反复经验自身的重新出生，让自己变得年轻，给自己重新命名，甚至进入出生之前的祝福，进入自然之先在性，这是对自身先在之缺席的经验，不同于上面是对自己未来之缺席的经验。
并且二者反转，形成时间的皱褶，诗人应该在此当下缺席的经验中，展开皱褶，形成个体的时间折痕，就如同传统诗艺中，把苍老与秀润结合为“苍秀”的独特情韵。
现代汉诗的抒情性，有待于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施行生命情调的转化，历史的烟云有待于生成为新的飘逸情态。
如果传统汉诗的基本特点是：气息的吟咏，自然情景的相互感应，抒情性，以及馈赠的仪式性，那么，现代汉语的写作因为受到西方语言影响，已经杂文化或者散文化，加入了叙事性与戏剧化，而且具有某种日记寄写的方式。
但现代汉诗普遍丧失了韵律与节奏，这个混杂的时代也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一个混杂中又彼此脱节的时代，如何给整个时代的步伐以新的节奏，这是诗歌真正的任务。
新的时间性纹理需要在书写中变得博彩斑斓，驳杂并不可怕，只要使之富有美丽的肌理，这是整个文质与文脉重新书写的问题。
1960年代人的诗歌使命乃是重建整个文人生活世界，诗歌写作不再仅仅是诗艺的真诚，而是整个文人生活的诗艺建构。
1960年代人自觉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抒情传统，而且这个抒情性的发扬已经有所变异了。
他们已经受到了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思考的影响，也有着诗意灵韵或灵光消逝的哀悼之情，西方的浪漫抒情传统到了奥斯维辛的灾变大事件之后，在阿多诺那里，以策兰诗歌语词进入无机状态为征兆，抒情性更为不可能，这也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困境。
而在二十世纪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移居美国的陈世骧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还在《姿与gesture》和《中国诗歌中的自然》等文章中，从比较东西方诗学的视野，从中国抒情传统，指出：“诗”字本义有着保留停止（“止”）与前行兴发（“之”）的双重性出发，与西方生命的剩余（Bleiben）与延续（life）相通，以此可以重建抒情性传统；这被高友工的《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所继承，还在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得到发扬，尤其集中于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的可能性上，尽管这个“抽象性”如何可能并有待展开，因为抽象性乃是现代性的基本品格。
此外，李泽厚的“情本论”也是试图通过生命情感重建中国乐感文化，认为“道由情生”，试图以自然的生命感性与历史实践重塑中国人的生活，只是这“情”的复杂性与深度还有待于展开，即自然的生命感性已经在书写符号中彻底变异了，抒情性的思考离不开汉字自身的书写性传统，就如同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一书中对自然与技术的思考。
因此，有必要展开“情”的多重书写：
“情”可能是情绪（feeling），比如喜怒哀乐的情绪；以及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比如悔恨与耻辱等等，显然朦胧诗更多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写作。
而“情”也可能指“情调（Gestimmung）”，是与忧愁、忧郁相关的情态。现代性的忧郁在1960年代人身上体现最为充分，因为他们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大都市，因为与传统语文还有着气息的内在关联，但是却无法回到传统，故此种忧郁的哀悼情态最为切身。
“情”还要走向至深的“情性（Gemuet）”，情性乃是情之“性”与性之“情”，尤其至高之情乃是“无情而有性”，这个情性乃是生命的性情，这是更为中性化的情致，即与《二十四诗品》相关的那些情调，比如雄浑，冲淡，散逸，飘逸等等，因此进入“逸态”——这无姿态的姿态，才充分展开了诗意的姿态。这是汉诗未来的责任：丰富展开这些无姿态的姿态的新逸态写作，呈现汉语情感的超然性，就如同赵野诗歌写作以“余让”姿态所达到的那种新的散逸境界。
文道的建立与文人美学的生活化。诗歌借助于历史文脉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赋予其鲜活的肌理与跃动的纹理。
塑造新的写作姿态，进入新的逸态的诗歌写作，必须回到“文道”本身。
重建文道：就不再是面对政统的意识形态压力——诗歌写作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如果没有超越政治的维度，诗歌必然被政治的暴力所伤害，之前几代人的诗歌写作都无法避开政治的强大势力，诗歌与政治的对抗并不是诗歌写作唯一的任务，甚至不是根本任务，诗歌的内在任务乃是对诗意生活的想象与建造；
也不再是面对西方后殖民话语的压力——汉语诗歌写作受到西方话语影响，确实处于不自由的混杂现实处境，但是西方也处于同样的混杂状态，而且诗歌写作在文人自身独立地对“文”自身的建立中，可以重写现代性，改变混杂现代性的质地。
这个“文道”或“文统”的建立，不再是传统的道统——“文”不再“载道”——因为“文自身”即是“道”，而且是“非常道”：既不同于一般的常道或法则，也是不可明言而变化无常的道，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不可能被现存的政治秩序与话语秩序所限制，而仅仅服从生命自身有限性与命运限度的考验。这个“文道”，乃是建立于文人自身的自觉，在西方知识分子已经消失之后，中国文人美学有必要重建自身的文人身份。在中国的斯文传统中，一个文人一般有着如下的三重性身份：
首先，接受过汉字文字的智力训练，汉字作为象形文字以及一套相关的思维模式有着自身特点，这在《易经》或“五经”的经典系统中凝结下来，因此受过此训练的文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这是与文字思维相关的“文治”，对国家的治理；
其次，是文字写作所具有的“文学性”，尤其是诗性，没有哪一个国家把诗歌作为文人最为基本的标志，“不学诗无以言”，唐代把诗歌纳入文官考试，诗歌写作作为文人最为基本的要求，也是生命品性的塑造，还是诗教的核心部分；
其三，则是文人的“文艺”修养，除了诗性，还有琴棋书画这些文艺游戏对生命的陶冶与操练，对建构文人生活的场域起着生活世界的塑形作用，可以变化气质。
但是，进入“五。四”以来，文人在“文治-文学或诗文-文艺”三个方面的相关性消失了，如何在这个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重建这个三一体的文人美学？因而不得不有所变异：文字走向了数字，我们身处一个数字化时代，文字与数字的相关，也是文官走向经济的数字管理，走向与数字化相关的生命政治的文治；而文学与文艺结合起来成为新的文体的诗性普遍性，是新的文体；而第三个增加的因素，乃是国际性的文化传导，通过吸取西方文化精髓，创造性转化中国文化，给出新的普世性价值，比如“余让”的超然伦理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