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首。作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十分重视修身。在立志的同时，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对自己身心的修养锤炼。他曾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
一、文明其精神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
——毛泽东
毛泽东从小就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在他8岁入私塾读书时，就能严格地按老师的要求信口背诵那些儒家经典。然而，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不满足于那种和尚念经似的死记硬背，他读书的兴趣自然就难以局限于鹦鹉学舌般地背诵那些连老师也解释不清的经书上了。
在私塾学习了一段时间，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之后，他就时常找些在大人眼中视为“邪门歪道”的禁书、杂书来看。当韶山一带的书被借读完后，他便到更远的地方借书来读，有时来回甚至需要步行50余里。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他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毛泽东沉醉于私塾学习之外的杂书、禁书的举动，遭到其父毛顺生的反对。毛泽东的父亲自己读书不多，在一次柴山公案的诉讼中，明明自己有道理，却苦于知识贫乏而说不出个道道来。而对方则引经据典，讲得头头是道，从而由被告变成了原告。结果是眼睁睁地看着柴山断给了人家，自己却是败诉。此事对毛顺生的打击很大，使他认识到没文化的苦楚。于是，他下决心要送儿子读书。毛顺生对儿子读书的要求不高，只要儿子一般地能应付信件来往，记记账，会引用经书去赢得官司就行了。因此，毛泽东偷读杂书的行为，自然会遭到父亲的责骂和反对，并在他13岁时，就让他辍学在家帮助干活。白天，毛泽东在地里劳动，舂米、砍柴、挑粪、喂猪、犁田、插秧，什么农活都干，晚上还要记账。这对于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来说，负担是够重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求知欲仍十分旺盛。他在帮助父亲干农活、记账之余，挤出一切时间来读书。他在读书的时候，很善于思考，喜欢从别人一般认为是“闲谈”的杂书中，悟出道理来。他在读了许多中国旧小说的造反故事后，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书中没有一个种田的农民做主人翁。他幼小的心目中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书里颂扬的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他们不事农桑，因为他们控制了土地，自己用不着种田，而让农民为他们种田。农民们终日辛劳，一没有机会读书，二没有能力写书，因此书里见不到农民当主角。从此，小小年纪的毛泽东便更加发奋读书，并对他的小伙伴们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说少年毛泽东读书更多的是为了吸取新鲜的精神养料来丰富自我的话，那么，青年毛泽东读书则直接与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建立理想人格和改造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他要从书中获得与旧社会作斗争的勇气，学会改造旧社会弊端的本领。因此，他的求知欲望更强烈，读书更自觉、更刻苦。他有意识利用恶劣的环境强行阅读、锻炼思考和集中精力，无论在室外还是室内，走廊上、茶炉旁、床铺上，有时甚至在嘈杂的马路上，都可以看到他手捧书卷、孜孜苦读的身影。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但是，毛泽东读书又不是仅限于书斋里、课堂上，他从社会现实出发，接受新思想，有目的、有选择地读书、求知。
在毛泽东进入东山高小学堂读书后，他第一次接触到韶山以外的天地。他在维新派老师的影响下，开始了解一些西方文化，接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此时，他对新知识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渴望。当他借到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时，便爱不释手，在书上圈圈点点，做满了记号，由衷地佩服书中介绍的英雄人物。他最佩服的是华盛顿经过8年艰苦战争，赢得了美国的独立解放。对英雄的崇拜，使他为之振奋。毛泽东联想到中国人的社会现状和奋斗目标，从中看到了改造旧中国的希望。他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在东山高小学堂读书仍然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于是经过一番抗争，来到了长沙。在长沙求学的日子里，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不同途径学习新知。此时，他把求知、读书放到树立理想人格的高度上来认识。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谈到：“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
毛泽东熟读经书，对中国古代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以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十分赞赏。1915年9月27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为达到此目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的海洋之中，接受新知识，探求新思想。他在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时，深深地被他那打破封建束缚，蔑视传统权威，宣扬斗争、自强、自立的思想所影响和感染。
特别是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充分利用一师这个读书的优良环境，不断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在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以自学为主、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在他的讲堂录中有这样一些内容：“高尚其理想”，“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对在一师的求学生活，毛泽东自己回忆道：“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观念开始形成，我也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活动经验。”“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
在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杨昌济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先后留学日本（6年）、英国（4年）、德国，并在爱丁堡获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是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杨昌济的治学，程朱并重，主张“贯通古今，融会中外”，致力于康德哲学与理学、心学的结合。杨昌济回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为学，以教书育人为天职。他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坦荡无私、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其博学和人格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影响至深。杨昌济在一师教授修身和伦理学，他所传授的伦理学、陆王心学与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相互发明，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所着的《伦理学原理》被杨昌济选作教材。《原理》全书仅10万字左右，而毛泽东的读书批注竟多达12000字。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人格的“超越”与“自律”。而这一点给毛泽东终身都留下了深深烙印。毛泽东的早期修身深受陆王心学与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对主观精神和主观意志表现出高度的重视。《讲堂录》曾经记载，“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毛泽东把它概括为“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毛泽东从小就很注重修身。一次，私垫老师出一对子：“曜足”，要学生对下联，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上“修身”。少年毛泽东道德品质的培养，主要是受益于母亲的熏陶。他的母亲文素勤，因家中排行第七，都叫她文七妹，她心地善良，为人温和，待人宽厚，她以自己的行为给孩子们树立了榜样。每逢荒年旱月，她总是把自家省下来的一些米粮悄悄地送给忍饥挨饿的乡亲们。至于平时接济穷人，对她来说则是常事。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谈及他上学时，把自己的午饭让给同学吃，母亲发现后便让他带双份饭到学校与同学共吃的事，这足以见母亲对他的影响之深。以后，他还曾在大雪纷飞的路上，把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把自家的米倒入断粮人家的米缸里。他这些助人为乐的事情，母亲知道后都给予称赞，并积极支持。
母亲的言行，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指明了做人的品质和标准。毛泽东把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损人利己的人，一类是利己而不损人的人，第三类是可以损己利人的人。他称自己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在母亲“损己利人”高尚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毛泽东把“助人为乐”的道德原则，逐渐转化成为自己个人内心的坚定信念，并用这种内在信念去支配自己的行为。
一年旧历年关，毛泽东去替父亲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他碰见了几位衣衫褴褛的穷苦人，他觉得应该帮助救济他们，于是他就主动把收到的钱散发给他们了。还有一次，正值秋收时节，大家正忙着收割，突然天降大雨，人们纷纷跑到自家的晒谷坪上，抢收场上的稻谷。毛顺生带着家人也忙着抢收，可唯独不见毛泽东，结果因雨大人手少，家里的一些稻谷沿着水沟流走了。雨停后，毛泽东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原来他去帮邻居抢收稻谷了，其原因是：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不得了；自己家里的比人家多一些，冲走一些也不太要紧。毛泽东这种“关心他人，先人后己”的道德品质，到后来就逐渐升华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境界，从而形成了他追求的道德理想。
毛泽东修身经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早期对人民群众的朴素而朦胧的亲切意识。这一点，与毛泽东出身和生活于社会的下层有一定的关系，也与毛泽东早期所受的《水浒传》等着作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毛泽东注重的是下层人民群众的智慧，而不是什么权谋与权术等等。另外，与毛泽东早期的“游学”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而它们在随后不久毛泽东对农民的发现、毛泽东所概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一系列思想中，很快就获得了自觉的和明确的提升与升华。
其次，也是更为主要的是，毛泽东的修身甚至于可以说是始终与他博览群书，认真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刻苦钻研学问，培养坚韧之力，立下非常之志，在学习中探索真理、在实践中寻求真理联系在一起的。“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认为，一个人需要有理想、有抱负，否则就是行尸走肉；一个民族更需要民族精神，否则就成了一盘散沙。
毛泽东修身的这两个因素，一个是重视人民群众，一个是他的矛盾的和实践的观点。前者是关于“人”即人民群众这个方面的，后者是关于“事”即事物这个方面的。在后一个方面，毛泽东的高度在于，他把对于事的把握上升到了在实践中寻求真理的高度。这样，在自己的人格建构与身心修养问题上，一方面，毛泽东自觉地把它切合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切身愿望；另一方面，毛泽东自觉地把它切中于事态本身的性质与进展。
在这样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个人修身，不但是高超的，而且也是智慧的、高明的。在修身方面，“文明其精神”能够做到其中的一个切合，可以说就具有了修身养性的“半壁江山”。而如果能够同时切合两个方面，也就达到了修身本身所能够允许的最终的高度。
二、野蛮其体魄
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
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谈革命。
——毛泽东
重视意志和身体的锻炼也是毛泽东修身的一个途径。他注重道德的修养，同时也明白“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之道理。他说：“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因此，在他看来，对于修身之道，应强调不惮劳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
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毛泽东6岁时就参加了田间的零碎劳作。在他13岁到15岁辍学在家时，基本上担负了一个成年人的劳作。对于父亲分配的事，他从来没当作是多余的负担，而是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尽量提前完成，挤出时间读书。他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作锻炼自己的一个极好机会。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为了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重任，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注意从多方面锻炼自己，锻炼意志更加自觉、刻苦、认真。
在一师求学时，学校开辟后山坡作为操场，组织临时的劳动活动，毛泽东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这次活动。每次挑土总是装得满满的。平时，他也经常打赤脚挑水，做一些劳动勤务。毛泽东还组织过一个类似斯巴达性质的团体。他们有时有意识地到近郊农村做长途旅行，做忍饥、受热、耐寒的锻炼，为的是磨炼自己的意志。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还常常拿着书到离学校不远的南门那种嘈杂喧闹的大街的角落去读书。这种锻炼为他以后在百忙中利用点滴时间刻苦读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毛泽东锻炼体格，特别强调要持之以恒，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从不间断，以此来锻炼意志。此外，游泳、八段操、雨浴、风浴、雪浴等都是他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或节假日，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一起，到岳麓山的树林里去读书，讨论国家大事，在爱晚亭做体操，散步，露宿。有一个暑假，他们每天清早起床，到田野上去进行体育锻炼，然后到塘里或江里洗冷水澡，接着就读书，谈论社会大事，或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太阳底下曝晒，或做长途旅行，以作为“日浴”。有时趁着大风来临，跑到操场上、城墙上，或天心阁一带，让大风吹打身体，并大声呼唤，以进行“风浴”。他在给黎锦熙写信时深有体会地说：“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收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故。”他坚信，锻炼可以使身体坚实，“心身可以并完”。
毛泽东于1917年4月1日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阐述了他对体育锻炼的观点。毛泽东说：“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谈革命。”正是基于这种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不仅注重体育理论的研究，而且更注重体育锻炼，在运动中达到既强筋骨又强意志之目的。
正是在青少年时期注重知识的积累、道德的修养、意志和身体的锻炼，毛泽东为其理想人格的建立，为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一师求学期间，以自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异成绩和出众的才华，赢得了老师的赞许和同学们的青睐。他以自己敏锐激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不凡的胆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超群的才智，成为全校师生所公认的品学兼优的佼佼者。
毛泽东还以为“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只要自觉地锻炼身体，体弱者可以变强，反之，体强者亦可变弱。身体强壮了，精神亦可以随之增强，达到身心并完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