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只能由整个国家进行，决非单一武装所能胜任。
沙泼什尼科夫是苏联著名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苏联元帅，是苏军二战时期总参谋部的灵魂。
沙波什尼科夫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校和总参军事学院，存旧俄军服过役。1918年参加苏军后历任列宁格勒军区和莫斯科军区司令，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苏军总参谋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直接参予重大战略计划的制定。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在他手下工作，对他的军事造诣感受良多。在27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为苏军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作战司令部工作的杰出专家。
沙波什尼科夫撰写的理论巨著《军队大脑》于1929年出版完毕，这本书对战争中总参谋部的论述精深。苏联《真理报》曾专门为此发表社论，称赞“沙波什尼科夫在这部巨著中充分表现了他作为最杰出的军事家的全部特征：学识渊博、胸怀大略、明察秋毫、远见卓识、具有大将风度。”
本篇选自《军队大脑》删节本的前言部分。
军队大脑
“大战犹如地震。地震过后，受灾地区破坏严重，虽经数年，痕迹犹存。目睹这一惨状的人们最易理解战争中的许多现象……经过大战，如同经历一场地震，整个世界，一切政治制度，以至人们的一切观念均会发生痉挛般的颤抖”——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尼蒂得出的结论。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经历过的这场“地震”尚未能彻底破坏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未能打破帝国主义对人类如蚺蛇缠身般的令人窒息的缠绕。
如同1914年一样，现在我们又面临着爆发新战争的危险。在历电学家们把帝国主义作为只是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关系体制来谈论之前，我们可能还将不止一次地经受帝国主义发生“痉挛”的场面。
然而，此类“地震”不会不给人类留下痕迹，其后果之一就是，我们跨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关系的时代，在我们生活的个个领域，当然军事领域也不例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概念”。
世界大战对军事产生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再在此处费力去证明需要集中精力重新研究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前即已牢固确立下来的军事体系的基本原则，对其采取批判态度并寻求新的形式以保持这一体制的生命力，看来是完全多余的了。
因为，按普列汉诺夫的说法，“生产力发展中的一定阶段必有与之相适应的自己的武装体系、自己的军事战术、自己的外交，自己的国际法”，所以，十分自然而且必须从当今我们所处社会中形成的新关系出发，对整个军事体系重新加以研究。
世界性的震荡揭示了技术在军事中的巨大的作用，同时也表明，一位新战士正登上历史舞台。
这位“新战士”是掌握着政权的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和捍卫者，他正横扫军事体系中种种陈旧的一成不变的形式，要求创立新的、能与当今世界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军事体系形式。
我们已经指出过，还会发生一系列战争，一系列残酷的战争，因为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方式和正在兴起的新的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如此之大，不付出巨大牺牲和经过严重斗争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战争变得十分复杂了，从前战争是一种骑士式的决斗，现在它已不再是社会关系那种简单的，按部就班的形式了。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绝非玩耍，战争绝非儿戏，绝非冒险赌博，也非灵机一动即可成功之事。战争乃达成重大目标之重要工具”。这一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
可见，无需证明，对这样的社会关系形式，必须充分调动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以严肃的态度予以准备，伯恩加基在其《论未来的战争》一书中写道：“进行战争不能像玩‘官兵捉强盗’和‘打仗’游戏。要想打赢一场战争，全体人民必须经年累月，一刻也不松懈地紧张战斗”。
我想，无论何人，在准备进行一场战争时，绝不会设想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如果预想战争会得出如此结局，那最好别去发动这场战争，最好别去经历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悲剧”。但是，既然这场悲剧无法避免，那就应当作好准备，充分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指望获得成功，夺取决定性的胜利，而不是摘取现已千疮百孔的凡尔赛和约那顶可怜的桂冠。
我们无意赘述认真作好战争准备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研究应当与之相适应的军事体系的活动。但是我们有言在先，如此广泛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未必能够胜任，为了不使翻阅本书的读者产生错觉，我们预先声明，本书不可能向读者提供对一切与现代军事体系有关的问题的详尽答案。
我们并不存有奢望，只想在介绍一种机构，即指挥着军事体系，使其与国家机器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给其以生命力并鼓舞和引导其获取胜利或导致其失败的那种机构的活动方面，作一尝试。
换言之，我们的意图只是向读者展示军事体系某一机构的活动。这个机构就叫“总参谋部”。而且这一名称至今仍在运用。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前和战后，就曾发表过许多文字论述这一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一问题依然十分紧要。
关于总参谋部对军事体系的意义无需赘述，因为人们早就为它起了一个名称：“军队大脑”。给总参谋部下达这样的定义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作议论，先说一说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
总参谋部与“军队大脑”因何显得十分相称，不得而知，但在世界大战前，总参谋部确实是各国整个军事体系的鼓舞者。它在军队中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提到“总参谋部”，连一些饱经风霜、鬓发斑白的将领也恭敬从命；小心翼翼地拿起笔杆打算进行评论的评论家写不了几行字，也只好搁笔作罢。连革命后问世的列姆卡所著《在沙皇大本营中的250天》，也被认为是“对总参谋部的评头品足”。这一至高无上的机关虽已成为历史，但依然威势逼入。别看这一“大脑”的中枢有时受到震荡，可以说险些儿完全瘫痪，可它却毫无所谓：躯体虽已瓦解，“大脑”却继续存在于军事体系颅壳之中——总参谋部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外行”要进入这种机关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众所周知，俄国的总参谋部人员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有一个别名，叫做“出家的僧侣”，在那“寺庙院墙”之内，身着缀有白色穗带服装的祭司们炮制着战略，驱使国家作好战争准备并锻造被称作军队的工具，遗憾的是，这个工具并非处处适用于现实的情况。可是，请读者不要以为我们的意思是想说，大多数国家的总参谋部都在玩“官兵捉强盗”或“打仗”游戏。不，我们绝无此种诽谤之意，而是要给每个“大脑”的功过以应有的评价。
我们无意撰写一部总参谋部发展史，也不敢冒昧去作这种尝斌，因为读者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这方面的经典著作，而不必去阅读我的这点大为逊包的文字。从经典性著作中可以看到，总参谋部的管辖范围只限于军队之内。但是，战争的现实却使总参谋部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前夕，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军队大脑”明显地表明出要跳出军队的颅壳而进入整个国家机体头颅的意向。
此说根据何在，我将在后面加以论证。暂且请读者相信我的说法。“军队大脑”看来也具有帝国主义倾向。它嫌自己的颅壳过于狭窄，于是便将自己的实体扩向其余的国家机体，可以认为类似“摩洛哥”或“小亚细亚”的国家就是这种机体。殖民掠夺政策不仅对于国家机关和最高当局，而且对总参谋部也产生了诱惑力：
总参谋部名震四海，自然是渗透着军国主义精神。它日益加重居民的纳税负担，以便为凶恶的战争之神增添光辉，它有计划地不断以战争的种种恐怖相恫吓。有人会说，尽管令人不快，但这却是它的职责。我们不反对这种设想，因为我们自己也于过这种行当。我们只想指出一点：总参谋部是否有权成为“国家的大脑”呢？它是否是逃避自己的“直接”责任，而占据了它不应有的位置了呢？不妨让我们从历史中去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但1914年确实使大部分国家的总参谋部受到了严重的考验，迫使它们从单纯准备战争的领域转向战争的实施。在各总参谋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四年互相残杀时期，不仅改画了欧洲的地图，而且使世界其余地区的地图起了变化。随着凡尔尔赛和约和其他一系列国际性协定的签订，世界舞台上出现了战败国和战胜国，在这些国家中自然也出现了相应的总参谋部。
“严重的痉挛”同样蔓延到军事体系的头部，特别是它的“大脑”——总参谋部。战胜国将满腔愤怒泄向了总参谋部。这样做是否合理，尚待进行专门研究。众所周知，凡尔赛的胜利者在无比激愤之时，将德国总参谋部也划入了世界性灾难的罪魁祸首之列，作出了永久取缔德国总参谋部的严厉判决。杰出的德国总参谋部，这个曾被所有同类参谋部视为楷模，和平时期被当作军事上偶像的总参谋部，如今不仅从它的神座上被打落下来，而且已不复存在。
紧随德国总参谋部之后，奥匈帝国总参谋部也退出了舞台。
这便是战败国的遭遇，但是，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的地震也给战胜国的首脑机关留下了痕迹。战争还在进行过程之中，协约国军队的总参谋部就被置于监督之下，军事行动结束后，一系列改革便落到了它们的头上。
现在还不是细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后面还要回过来谈到这一问题。对我们来说，现在要紧的是必须确认，在我们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对总参谋部也产生了影响。
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后果之一是，对过去的一切珍贵的东西
都得重新评价，连总参谋部这样的威势极高的机构的作用及实质也不得不重新予以研究并确定其在国家军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在国家备战中所负的任务。
战败国实施防御的权利，虽然范围极其有限，总算得到了认可，但是，战胜国却禁止其建立总参谋部作为军队的指挥机关。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不建立总参谋部也可以进行防御，而军队的“大脑”要置于另外某种机关之中。这一点是否行得通，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可以想象，会不会因此而出现“秘密”总参谋部，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看来，凡尔赛和约中这一条文的创造者本身未必相信它的生命力，更不必说那些被迫去服从协约国外交家权势的人们了。
坐在凡尔赛谈判桌旁的西方发达文明国家的外交家，都是一些高贵的衣冠楚楚的人们，同时又是对中欧各国已承认战败的军队相当残忍的人们，与他们相比，我们提出的条件温和得多，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冷静得多。我们的要求不高，并不想消灭“军队大脑”，即便战败国军队的大脑也罢，我们认为，任何一支军队失去其“大脑”是无法生存的。我们不想就名称问题进行争论，但我们认为，不管叫什么名称，作为指挥机关的总参谋部是应当存在的。
（马宝华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