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敦煌四十年
常书鸿
我在敦煌度过了悲欢离合与困难作斗争的少壮的前半生，现在以古稀垂暮之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让我们的后来者了解过去，不要忘记过去，本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因此，我欣然执笔撰写下面这篇回忆录。
一、在西子湖畔度过青少年时代
我于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景色秀丽的西子湖畔，从小就喜欢艺术。父亲是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他违反我的意愿，执拗地把我送入工业学校读书。可以想到我的学业成绩会是怎样的水平。在工业学校我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他就是后来成为有名的剧作家的沈西苓(已故)，当时他的名字是沈学诚。我们都因为不喜欢数学，共同选入染织科，因为这个科包含染色和织物图案画。我们十分欣赏我们染成漂亮的丝绸和绘制色彩绚烂的织物图案。上课时，我们偷看文艺书籍，或沉溺于充满色彩和幻想的世界里；课余时间，我们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我们还把当时在国内刊物上可能找到的泰西名画进行临摩，并且为人画像，以得来的收入贴补家用。
1920年，我们从学校毕业了。我留在母校担任染织彩绘工场管理和美术教员。沈的父亲将西苓送往日本，进了东京美术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日本美术界的进步思潮，并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经常给我寄来书信和日本印得很讲究的各种美术文艺理论书籍，对我的艺术和思想都产生了影响。我们在通讯中经常进行有关艺术和政治的各种有趣话题的讨论。我从阅读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得到教益，但我当时醉心于西欧的美术，所以主观上认为不论艺术或政治思想，巴黎总要比东京学到的东西多。于是，我开始一边学习法文，一边积攒路费，想到法国半工半读，专攻绘画。当1927年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对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其中有一个曾参加我们西湖画会的马君也无端被杀害。这对我思想震动很大，我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在白色恐怖下决心尽快地离开杭州到法国去。经过半年的筹划在朋友的资助下我远涉重洋，投奔被认为是当代世界艺术中心的巴黎。
二、到巴黎“朝圣”
我终于来到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艺术天堂”，但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在一家中国饭馆做工。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后来我考取了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并得以选进里昂美术学校专攻美术。从那里毕业后，我考取了里昂市公费奖学金，得以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
时当20年代后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逐渐从痛苦的沉默中苏醒过来，由富有的画商经营的各式各样的画廊，加上大小博物馆、美术馆，展出各种流派作品的沙龙，使巴黎的确成为国际艺坛热闹非凡的中心。我这个盲目崇拜西洋艺术的东方青年，每天沉沦在五花八门的现代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流派的海洋中，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深深地透不过气来。
我每天出入于各种艺术品荟萃的场所，几乎达到废寝忘餐，如醉如痴的程度。我深深地为罗佛尔宫所珍藏的欧洲中世纪和古典的美术作品，以及希腊、罗马的古代艺术所征服，不自觉地把我学习的目标引向西洋古代美术史的路上去。我的勤奋开始取得了初步的收获。1935年前后，我以巴黎沙龙展出的新作获得金银质奖状。我画的《静物》被评论认为具有老子哲理一般耐人寻味的佳作。
三、首次发现敦煌石窟艺术的存在
就在这个时期，我个人生活的道路上突然发生了两件决定我今后命运的初料未及的事件。第一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竟在异邦生平首次发现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存在，第二件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进逼，祖国危亡的步步加深。
大概是1935年秋的某一天，我从罗圣堡公园回来，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内含大约三四幅有关敦煌石窟的壁画和塑像的图片。图片虽然是黑白的，制版也未见十分精巧，但这是一部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长达千余年的精美绝伦的图解中国美术史赫然展现在我眼前，使我为之倾倒。我想把它买下来，但一问书价太贵，非我财力所能及，正在犹豫间，卖书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后，便同情地告诉我，在离书摊不远的巴黎奇美博物馆还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精美的中国艺术品呢。
进了奇美博物馆，迎面就是一幅标榜伯希和——法国的汉学权威、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于1908年如何深入中国腹地，在甘肃敦煌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从藏经洞盗窃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经过的“自供状”。
一幅彩色绚丽、人马风景栩栩如生的出自唐代无名画工之手的立轴绢画，令人惊羡不已的已经具备了高度写实的技巧。这幅创作于公元7世纪的唐代绘画，无论在远近透视、人物动作等方面，都已远远超过了意大利13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家乔多的壁画。
对比之下，我乃恍然于自己过去那种言必称希腊罗马，却对祖国民族艺术一无所知，采取极其错误的虚无主义态度的可笑和可耻！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竟然看到祖国古代如此辉煌灿烂的艺术瑰宝受到外人掠夺和玷污而无所作为，我内心又是感到多么的歉疚和痛苦啊！到底是谁，竟然容许这个文化骗子在70年前(当时)明目张胆地跑到中国去进行这次触目惊心的大掠夺，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无人过问？像这样的事不是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吗？……这一系列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四、“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了东北整片辽阔肥沃的土地，接着又向关内步步进逼，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忧心如焚，不少人都在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我画了一幅《还乡曲》的油画，曾得到里昂沙龙的奖章。1936年的一个秋日上班的早晨，我随着上班的人流，走下蒙巴那斯地铁道的站口，一股混合着人体和机器散发出来的浑浊的气味如此强烈地向我冲来，将近十年了，我在这座世界文明之都的巴黎每天呼吸的都是这样的气味啊！带着疲劳和厌倦的心情，一种难以排遣的浓烈的乡思猛然袭击我的心。我默默反复地对自己说：“祖国啊，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不久，我就收拾起画具和我的西方寻求“艺术之神”的幻灭的美梦，一个人匆匆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当时，我在法国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妻从事雕塑，因她不愿离开巴黎到兵荒马乱的中国去，便与女儿暂时留在法国。
五、通往敦煌的艰难的路
3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啊！内忧外患，满目创伤。
很少人知道和关心在西北荒凉的大沙漠中千百年来在这些小小的洞穴中尘封着如许古代的艺术宝藏，由于军阀割据，战乱灾祸频仍，加上关山阻隔，那年月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去，真是比今天人类登上月球去还困难啊！
对我来说，首要必须解决的是工作和生活问题，到敦煌去只能延迟到相当遥远的将来才能加以考虑了。当我接受了北平艺专的教学工作觉察到不少学生经常不来上课，而是热衷于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歌咏、绘画、演出街头剧……
我在艺专上的第一课的印象，至今还如此的鲜明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学生们知道我是刚从巴黎归国的人，便纷纷提问沿途的观感。当我讲述到乘巴黎通往北平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受到当时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便衣警察和汉奸狗腿子的刁难和侮辱时，群情激愤，课堂里的人争先发言讲述自己类似的亲身经历，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对日本侵略军的声讨和对国民党卖国政府的控诉。
这件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进来，立刻轰动了全校。后来听说导致受国民党控制的北平艺专的训导处，暗中对我的历史进行调查，准备对一些进步学生加以迫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我在上海迎接自巴黎归来的妻女。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后退，我和艺专的师生开始了向后方长途跋涉的长达二年的逃难生活，先上了江西省长江南岸的庐山，接着又溯江而上，过洞庭湖，经湖南省会长沙，转到湖南西部的陵沅，不久又与后我们而来的杭州艺专合并组成“国立”艺专，于1939年经贵州辗转迁到云南的省会昆明开学上课，两年的流亡生活，历尽艰辛。1938年冬路过贵州省会贵阳时，敌机的一次大轰炸，把我们学校的装备和师生们的财物，包括我十余年来用心血凝结成的创作、藏画和藏书，除了随身衣着外全部化为灰烬。
1939年冬，艺专又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这个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踞以苟安的并改名为“陪都”的山城，权贵如云，醉生梦死，白天虽然频遭敌机的残酷轰炸，晚上仍然通宵达旦地过着酒红灯绿的生活。目睹这个情况，不由得使我忆起宋人林升一首有名的《题临安邸》的诗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注：临安即今杭州，乃宋代南迁后的临时首都；汴州即今开封，乃宋的京城；邸，即客店。)不久，我离开了国立艺专，在伪教育部所属的美术教育委员会弄到一个闲差事，乐得有时间和几个朋友从事油画创作。这是我回国后的比较安定的一段生活，得以做了一二年油画实践。我很喜欢嘉陵江边那种熙熙攘攘杂乱的市容，有时在码头上散步，看江水翻着愤怒的波浪，咆哮着匆匆向前流去。重庆山城的江岸很高，码头工人沿着“天梯”般的石阶，肩负着沉重的货物，或是抬着像猪罗一样大腹便便的财主，嘴里哼着号子，遍身淌着油汗，踏着艰难的缓慢的脚步，一步一步地登上走不完的石阶。
这不由得我联想到那个在祖国西北角的敦煌，那个使我万里迢迢从国外投奔祖国的敦煌石窟，转眼间四年已经过去了，敦煌还是远在天国，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即。要登上石窟所在的三危山，我的面前还横亘着一条多么漫长的难以攀登的嶙峋险阻的山路啊！
六、抓到一个去敦煌的机会
1942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在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主席在讲话中对我特别有启发的是下面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当时，围绕过去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的事情，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
这块巨大完美的石刻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然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这是当地的反动派与奸商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互相勾结、出卖祖国文物的又一次罪行。各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诸如此类的罪行进行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关，人们对敦煌石窟历次的被大肆劫掠和破坏，也对反动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为了应付舆论，装饰门面，重庆政府被迫指令他的教育部着手筹备成立所谓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负责的人选是一个问题。反动派政府里的官僚们只会做官当老爷，决不肯离开安乐窝西出阳关担当这份喝西北风的无名无利的苦差事，再说，他们中也的确没有“懂行”的人，就只好托人在文化界朋友中物色。
1942年秋季的一天，已故著名的古建筑学者梁思成教授找到了我，问我愿意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他笑笑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呢！祝贺你有志者事竟成！”
在当年的环境和条件下，要到敦煌去，说起容易，做起来难上难。它肯定不是《天方夜谭》中的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其中著名的两个。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长途跋涉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海中，经受了各种难以名状的人间的和自然界的折磨和考验，以自己的忠贞毅力，创建了千古传颂的业绩。我当然是不能和他们相比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
承担这一艰巨任务，靠我一个人当然是不行的，必须组成一个必要的工作班子。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必须有几位专长历史考古和摄影临摹工作的合作者。当我把这个要求向主管部门的伪教育部负责人提出来的时候，想不到他冷冷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找到这些人。看来你只有在你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去物色，或者干脆到当地(甘肃兰州)去解决可能更有希望些。”
总之，除了发给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之外，伪教育部对我们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我甚至不得不将我在最近几年创作的几十幅油画拿出来开个人画展，用卖画得来的钱筹办我们的行装和作安顿家庭的费用。
不愿离开巴黎的妻，现在也不愿离开重庆，这曾使我相当失望和苦恼，我本来认为她是会支持我的，因为她也是从事艺术的人，西北大沙漠中艺术宝藏的发掘将最终会赢得她的赏识和赞许。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她长期生活于大都市，留恋市俗的安逸生活。我决心单身去打头阵，让她暂且留在重庆照看我的两个年幼的儿女。我的前辈，已故中国的大画家徐悲鸿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他对我说：“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唐代行脚僧玄奘的苦行精神，应该抱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到底。”我说：“我已决定摒弃一切、破釜沉舟地轻装去敦煌。”并告诉他行前开展筹钱准备行装的计划，他极表赞成并热情地为我的个人画展写了一个“序言”，为之介绍。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当时重庆的进步文化界中，颇不乏支持我的热心人。画展上的40余幅油画展品，全部售出，这是我唯一得到的安慰和资助。
七、到敦煌花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1943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清晨，我们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先遣人员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披着老羊皮大衣，冒着西北刺骨的冷风，沿着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了最艰苦的最后一段敦煌之行。
最初我们被当作货物一样载在一辆早该报废的老式的运载羊毛的敞篷卡车上，从甘肃的兰州出发。早在耶稣降生以前，汉武帝(前157—前87年)为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即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及沙州(今敦煌)。按照中国古代的交通驿站的标准距离，也是人兽可以完成的一日行程，两站相距是70华里，从兰州到敦煌，按理说4天即可到达，但我们乘坐载运羊毛的卡车前后却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竟远远比不上原始的驴马代步，卡车之破旧不堪与道路坎坷奔波之苦可想而知！
河西四郡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的重镇，在汉、唐时代盛极一时，素有“银武威”、“金张掖”之称，但沿途所见，城市凋敝，村野荒凉，面带菜色的饥民，衣不蔽体的战栗于料峭的寒风中，到处是一派不堪入目的贫穷困苦的景色。国民党地方军阀的军队却照样欺诈人民，盗掘地上地下丰富的文物宝藏以自肥。在荒城流沙草木具无的一角，赫然出现“建设大西北”大字的标语牌，这真是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绝妙讽刺！
原始公路最远通到安西，就折向西北奔新疆，到敦煌就必须乘坐被誉为“戈壁之舟”的骆驼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我们雇得十头硕大骆驼，作为使我们这些到敦煌朝圣的“苦行僧”完成这次全程大约300华里“无边苦海”的最后一站的“慈航普渡”。这是我有生以来与这种毛茸茸的庞然大物的第一次接触，我很不自在地坐在驼峰之间，骆驼的缓慢的有节奏的步伐，随着驼铃平淡的声音摆动着。我们随骆驼在平整的流沙中打下的一个接一个的莲花瓣般的蹄印前进着。
由10只骆驼编成小队，在长着小灌木的沙丘之间迂回前进。
第一天走了30里，午夜后才到达自古以盛产甜瓜而闻名的瓜州口。
但如今连人畜的饮水也得用毛驴从20多里外驮来，“瓜州”已成徒具虚名的荒地了。在昏黄的月光下，山沟里隐约出现几间土房，一个守屋的老汉。只能提供半缸水，还不够我们一行七人(连骆驼客——当地对拉骆驼人的俗称)的饮用，我们和衣挤在屋中的土炕上过了戈壁滩上又饥又渴的一宵。
第二天也于黑夜投宿甜水井。甜水井，多么悦耳的给人带来欢乐和希望的地名！可是，从井里吊上半桶水拾起路旁的兽粪生火煮开喝到嘴里，却是又苦又臭，难以下咽的咸水。次晨，我们才发现井圈是由长年累月到井边饮水的牲口大小便堆积而成的粪堆，人们却美其名为甜水井！怎能不使我们摇头叹息呢！骆驼客看到我们失望的表情，便不以为然地说：“从安西到敦煌140公里的戈壁滩上就只有这一口井，对我们赶牲口下苦人来说，真是一口救命的甘泉哩！”他的“真言”，不但提高了我们知难而进的勇气，而且是使我们今后长期在工作岗位上饮用苦水而不怨苦的镇定剂。
第三天到达疙瘩井，井而名疙瘩，当然是干的了，也许在古代曾有过水源，但现在一片洼地上到处是沙丘疙瘩——长着干瘪的骆驼刺和红柳的沙丘。这时从安西驮来的饮水已用光了，大家只得吃上几口干粮，在又冻又硬的流沙上倒头便睡，在戈壁滩上万籁俱寂的长夜中，我久久不能成眠，想起唐代名僧玄奘在《慈恩传》中所记：“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象及旌旗硝□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度，遥瞻极著，渐近而微；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这种类似的幻觉，确是行脚僧在孤独的沙漠中可能出现的情景……有时是出自古墓朽骨的磷火。它们使我在回想中出现了八年前在巴黎奇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的《敦煌图录》中的飞天夜叉、天神菩萨、乐伎梵女、行军仪仗的形象，仿佛在我眼前纷至沓来……
计算着1936年回国到现在经过7年的岁月，再过一天，梦寐以求的“敦煌之行”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八、到达“神圣的”绿洲
1943年3月27日，当一轮红日从三危山嶙峋的主峰背后升起的时候，骆驼客用平淡的声调指着日出的方向说：“喏，千佛洞(莫高窟的俗称)就在太阳的西面鸣沙山的脚下！”我们从他指点的方向望去，只见戈壁和沙山延伸到一望无际的远方，看不见一草一木或什么寺庙人家。更没有石窟绿洲的一丝影子。大家正焦急间，骆驼客却慢悠悠地打趣说：“千佛洞是仙境，时隐时现，凡人的肉眼哪能一下子望见它的真身哩！不要慌，跟着我走就是了。”
在叮当叮当的驼铃声中，我们的骆驼队还是用缓慢、平稳而有节奏的步伐前进着，在沙地上留下一个接一个莲花瓣似的美丽的足印。当驼队走下一个陡坡的时候，人们还来不及辨认眼前的单调的景色出现任何变化，我们每一个人坐下通常反应迟缓的骆驼，这时忽然得到什么灵感似的，不约而同的迅速加快步子，争先恐后地奔跑起来了。尽管骆驼客使劲挥动鞭子，大声吆喝，还是无济于事。
“啊，真是豁然开朗，别有洞天！”我们中一位眼快的同事不禁大声赞叹起来。这时，大家从沙丘的缝隙间发现，在不远的峡谷中有一片鲜艳杏花混杂其间的嫩绿的树林。
骆驼们的审美观显然与人们不同，它们的心全被绕林而流的一条清清的溪水拴住了。跑到溪边，牲口们便迫不及待地俯首狂饮起来，不论人们怎么催逼，也休想使它们移动半步，我们被搁置在驼背上只得耐下心继续饱览眼前出现的不平凡的景色。
“真是名不虚传的塞外江南呀！”我们中的一个说。
“你们看，”我指着白杨树后面崖壁上一片密如蜂房的洞窟说：“那里才是胜过江南的值得我们骄傲的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的所在啊！”
这时，三危山上的太阳，透过白杨的柔枝嫩叶，照耀在洞窟中彩色绚丽的众多的壁画和彩塑上，产生出不可思议的动人心魄的宏光异彩。一阵按捺不住的发自内心深处对于伟大祖国民族艺术传统的爱慕之情，像电流震撼了我的全身，使我长途跋涉的疲劳顿时一扫而光。在我几十年从事艺术创作的生活中，这是一次罕见的“圣迹”出现了。
九、相见恨晚的初会
一下骆驼，行装尚未安顿停当，我们不约而同地带着极度的兴奋和激动，对这神奇莫测的石窟群作了一次初次的巡礼探索。
断崖残壁，沙土堆积，危楼险阁……到处是一派遭人遗弃的劫后余生的荒凉颓败景象。尽管如此，但也磨灭和掩盖不了这人类历史上存留至今稀世之珍的风采和魅力。
半天的“飞行”浏览，相见恨晚的初次相逢，在危楼断壁的石窟里面，宝藏着金碧辉煌的彩画和彩塑，不尽娇娆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俘虏了。我第一次瞻仰了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千余年间中国民族艺术传统的全貌。中国无名的艺术家和无数的劳动人民创造出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此绚丽多彩富于民族风格的壁画彩塑和装饰图案。以汉代为标志的中国民族艺术的传统，贯穿在敦煌从4世纪的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的石窟艺术，经千余年而不衰。
使我极度愤慨的是，20世纪初叶曾经一度震撼世界的敦煌石室秘藏被帝国主义分子一再劫夺，至今第十七窟已空无所有。只有北壁上唐人所画的供养仕女画像二身，她们各自执掌扇，依然天真无邪地表现出侍奉窟上洪和尚的忠诚。她们是亲身经历千余年来石窟内幕盛衰变化的历史见证人。
遗憾的是她们不会说话。否则，她们一定会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把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造像、画轴等文物宝藏密封在这个洞子里的？她们也一定会清楚地告诉我们：经过865年的密封，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石室秘藏被道士王圆箓发现后，他是如何与斯坦因、伯希和等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之流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大量盗窃石室的文物宝藏的？这一切是她们亲目所睹的，但是她们作为壁画画像现在有口难言。
我默默地站在这个藏经洞中央，空荡荡的窟主造像的坐坛前，愤怒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心想石室秘藏的发现已过去40多年了，敦煌文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人大肆盗劫，这样的事今后决不允许再发生！此情此景，使我感到负在我们肩上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责任将会是多么的艰巨而繁重啊！这时，忽地砰然一声巨响使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原来这声巨响来自三层上面的第44窟五代造的危檐下崩落的一块岩石，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人呛塞的沙土飞扬。
这难道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艰巨性的一个及时的警告吗？但我宁愿把它看作是敦煌石窟为欢迎我们这批初来乍到的爱慕者发出的一声见面礼炮。
十、这里曾经是国际交通线上的大都会
敦煌——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隘重镇是从汉代开始形成的。文献上说，“敦，大也；煌，盛也”。可见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敦煌在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上，是中国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的一个大都会。
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到公元四五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开始盛兴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各族大迁移，战争极频繁的时代。各族的统治者利用佛教所宣扬的消极出世，逆来顺受的落后思想，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力摆脱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也只好把佛教当作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剂接受下来。因此，当时田园荒芜，城市坍圮，庄严壮观的佛寺却到处兴建起来。敦煌的莫高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凿的。
据现存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块古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一个名叫乐僔的和尚，西游到敦煌的三危山下。时近黄昏，正要寻地投宿，猛一抬头，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万个佛显现。和尚认为这是块圣地，便用化募来的钱雇人在这里凿下第一个石窟。不久，又有一个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这里，可能也是遇到类似的“神异”，发下愿心，在乐僔窟的旁边又开凿了第二个石窟。从十六国到魏、隋，石窟就继续不断地修建起来。
到了唐代(618－907年)，莫高窟的发展达到了高潮。这时开凿的石窟数量最多，艺术的造诣也最高。根据现存唐代碑碣上的记载，当时有数以千计的石窟，窟前有木构的窟檐，并有栈道相接。
山上建起一座座金碧辉煌的殿堂，雕檐画栋，光彩夺目。据第148窟陇西李氏重修莫高窟碑所记，当大历十一年(776年)，该窟前还是“前流长河，波映重阁”。现时不但“重阁”已不复存在，就是那条“波映重阁”的“长河”，由于水源的干涸也已变成拳头那么大小的一条涓涓细流了。经过一千数百年风沙雨雪的自然侵蚀，敦煌石窟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回忆往昔的光荣盛世，更显得眼前的颓败和凄凉。
我们在莫高窟的第一餐，是用当地生长的红柳条作筷子，向上寺喇嘛借了锅盆碗盏才能吃上饭的。就在我们来敦煌之前，这座小小的古城曾遭过国民党匪军的洗劫，城内商店关门罢市，路无行人，什么东西也无法买到。莫高窟离城二十六公里，为了购买柴米油盐和工作上需用的纸笔颜料，或是为了治病求医，无论白天黑夜，严冬酷暑，我们都必须靠自己的一双脚奔走于城乡之间的戈壁沙海之上。
我们生活和工作条件虽然非常简陋清苦，但大家的情绪还是相当高的，来莫高窟的初期尤其如此。
十一、即使是无期徒刑也在所不辞
记得就在我们刚来敦煌石窟不久，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很“吃得开”的画家张大千正带着家眷和子女以及他所雇用的几个喇嘛画工住在上寺，还雇了一大群骆驼，在三危山峡谷的石窟群中，从事他随心所欲的所谓“深山探宝”的工作。虽然我们名义上是当时的教育部派来的，但因为经费缺少，生活供应方面每天咸菜干馍，比他们有天渊之别。承他的好意，有时他还邀请我参加他们丰盛的家宴。有时甚至还可以吃到十分名贵的熊掌、鹿肉之类的山珍海味。
1943年6月他临离开千佛洞的那天，我曾在中寺门口送他们的骆驼队走了一段路。张大千半开玩笑地笑着对我说：“我们先走了，而你们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
“无期徒刑吗？”我接着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那我一辈子‘无期’地干下去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自觉自愿没有人强加于我的神圣工作。”
虽然是这样回答了他，但每逢生活和工作上出现困难的关头，我的心头往往有一种灰溜溜的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那年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文教机构，是人们所冷落的“清水衙门”，欠薪欠经费的情况经常发生，上级官僚们只管贪污中饱，有谁来关心我们这远处绝塞的一个区区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死活呢？这研究所的成立原本就是一种装潢门面的勾当，教育部已有三个月不给经费了，谁知道今后是什么命运会落在我们头上呢？
十二、“初生之犊不畏虎”
在一定的含义下，张大千的话并没有错。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一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刚来此的初期，我们这批热爱祖国文物的青年人，真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工作热情是非常高的。在当时人口不到四万人的敦煌这个边远小县，凭着中央教育部这块莫测高深的招牌，还能向政府暂时借到一些钱，作为展开工作的资金。
我们不顾一切困难，首先雇了一百多个民工，沿着千佛洞崖面用夯土打了一堵长达八百公尺的保护石窟的围墙。在沙漠中筑墙，就需要动用很多人工到远处去搬运黏土，加上打墙本身的劳动，这项工程总共就花了一万多块钱。接着，为了整理洞窟，第一步必须清除长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据工程师估计，堆积成山的流沙体积共超过十万立方米。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等。这一切工作，我们从春到冬，整整大干了十个月。
当我们看到围墙里的幼树，因为没有人畜的破坏而长出青枝绿叶，越来越多的游人在没有危险的栈桥甬道上往来观摩石窟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我们因此而债台高筑，经过再四向重庆教育部函电催促，如同石沉大海，未见分文寄来。挨到1943年年底，连经费和工资，我们共向敦煌县政府挪借了五万多块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还是想尽办法进行工作。如向来此游览的人们做工作，劝说他们捐钱为保护敦煌文物给石窟造门、造窗……做出各自可能的贡献。作为酬谢，我们还以自己临摹的“飞天”等绘画，赠给他们作为纪念。我们还完成了石窟群全部石窟的编号，并编写了一整套石窟内容的说明牌，使参观的人们能对各个洞窟的时代和内容有所了解。此外，我们还和四川成都华西大学联合集资编辑出版了一册《供养人画像题识》，借此扩大影响，以求得到社会人士的支援。
1944年秋，重庆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然而到了1945年春天，在我们研究所正式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重庆教育部竟又出尔反尔，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
十三、家庭变故
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上意义不大。对我个人来说，最大最致命的打击还是随之而来的家庭变故。
一直留恋大都市安逸生活的妻，在我的不断鼓动下，于1944年秋也到敦煌莫高窟来了。虽然一路上叫苦连天，但当她看到这里的洞窟里珍藏着一千多尊别处无法看到的彩塑的时候，她爱好雕塑艺术的热情又重新炽燃起来了。她认为不虚此行，立即参加我们临摹复制的工作。但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的来临，她最初的兴趣渐渐消失了，对生活的不满和牢骚也渐渐多起来。一天，我结束了当天的工作，带着疲劳而满足的心情回到宿舍里的时候，忽然发现妻不见了，哪里也找不到她。我开始责备自己一味埋头工作，平时对她关心太少了。看来她到这里来只是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并没有长期干下去的思想准备。粗粝的饮食，单调、枯燥的生活环境，使她再也无法待下去。想不到，这个虚有其表灵魂腐朽的女人，竟然忍心丢下她的两个儿女和艺术事业，追逐她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
这对我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开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尽力找到各种可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去追赶她，可是结果茫然。到头来我从马背上昏倒在途中，幸而遇见我们长期在戈壁滩坚持工作的老友地质学家沈建南(已故)和一位老工人救了我，把我护送回敦煌。
我面临着生活中第一次严峻的打击和考验。像一阵沙漠中的黑旋风那样，遮盖了我前进的光明大道！
记得那是一个月明星稀万籁俱寂的漠北之夜，我从不眠的午夜中起来，耳边响着九层楼上铁马铿锵的叮当声，我朝夕与共的石窟里的壁画和彩塑，一件件地从我脑际闪过。
第220窟唐代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凿的初唐的代表作品，是1944年我们和老工人窦占彪一道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上剥露出来的，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东壁左右的《维摩变》中的维摩居士的画像带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清羸”的画风和神态。这是莫高窟所有五十余幅《维摩变》中最好的一幅。这是前人，包括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之流，以及张大千，所从未见识过的。
第285窟西魏大统五年(539年)的《得眼林故事》壁画，(内容是表现五百个强盗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的故事，是帝国主义分子华尔纳曾在1925年妄图剥离盗走而未果的)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特点，它是敦煌石窟艺术宝中之宝。
另一幅著名的北魏壁画，第254窟中的《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总是那么强烈地使我感动。
我想，萨垂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呢？在这个黑暗而动乱的时代，她多么需要保护她，终生为她效力的人啊！何况我在人前早许下大愿，即使是“无期徒刑”，也愿意一辈子在这里干下去呢。
这时，我又想起就在前一天，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在游览中想凭借他的势力厚颜无耻地要拿走石窟中的一件北魏彩塑的事来，后来我费尽了口舌，并以一幅飞天的临摹画作交换，才把那个嬉皮笑脸的“大人物”送走了。
想到这一切，使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我放弃自己的责任退却的话，就将意味着这个劫后余生的民族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随地会再受到一次万劫不复的洗劫。
不能走。决心下定以后，我在明月满窗的静夜安稳地沉入梦乡。在梦中，我仿佛看到一个个“飞天”从洞窟中飞出来，天空散满五彩缤纷的花朵，铁马的叮当声奏出美妙的乐曲……
十四、第一次向社会发出呼吁
一觉醒来，正是一个蓝天白云的晴朗秋日的早晨。暴风雨过去了，生活又恢复了它的常态。我和同事们商议了一下，既然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样倒行逆施，与我们割断了一切联系，“研究所”要想生存下去，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向社会发出呼吁了。我们决定派人把这几年来精心临摹复制出来的一二十幅壁画作品带到重庆展出，以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
开始时，我们这个小小的画展只在艺专的一间教室里展出，除本校的师生外，参观的人不多。后来我们迁移到重庆市内七星岗的中苏友好协会展出，影响便渐渐地在社会上扩展开来，画展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一天，我们在观众中忽然发现了为当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敬爱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同志(他们当时是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同时，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也来观看了我们的画展。
周恩来同志在参观后的一席话对我们鼓舞很大。他对我们在艰苦的境遇中保护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工作表示热情的支持和赞扬，并对反动派的无理措施表示十分不满。他叫我们不要屈服，要坚持斗争，把戈壁滩上这个重要艺术宝库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我们回到莫高窟后，以百倍的信心重新投入工作。在当时人少事多的条件下，我们着重抓了石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我们认识到，临摹工作也就是保护工作。我们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克服一切困难临摹出一套代表各个朝代不同风格的优秀壁画和彩塑的摹本来。
1947年，由重庆和西安来了一群艺专毕业的男女青年美术工作者。在我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这批生龙活虎般的生力军的到来，使我们喜出望外，李承仙也在他们之中，她后来成了我得力助手和志同道合的伴侣。
八年抗战以日本军国主义投降而胜利结束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一面大发“劫收”财，一面发动全面内战，置全国人民死活于不顾。当时，我们在人力、技术、物资各方自都极感缺乏。我们自力更生、刻苦钻研，摸索出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和代用品。因为当时能弄到的纸质不好，不能上重彩和烘染，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在纸上加矾裱褙的技术。我们还从工人那里学会了制造毛笔和延长毛笔使用寿命的方法，最困难的是颜料的问题，我们在附近的几个县份，找到几种经久不变的矿质颜料，在这方面，创造最多成绩最突出的是勤奋的有才能的艺专毕业生董希文。他想出一种方法，用我一直珍藏着的法国优质油画颜料，加热去油炼成水色，成为我们必要时点染摹本重要部位的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颜色。他后来成了有名的油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创作出好几幅受到人们赞赏的大作品，可惜他不幸先我早逝了！
当时我们的工作条件，现在说起来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例如在窟内临摹的采光，就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石窟一般只有一个入口，窟门一律问东，有太阳的日子，每天上午11点钟以前，阳光可以直射进洞窟，下午就没有阳光了。用自然光在窟内临摹的时间不长，要赶时间，就必须凭借油灯或烛光，日夜都是如此，我们常常一手执灯或烛，一手作画，遇到大的画面，在梯子上爬上爬下，体力的消耗是不轻的。尤其是临摹窟顶的藻井图案，作画的人必须像叩头虫一样不停地抬头低头，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弄得头昏眼花，有的甚至恶心呕吐，体力不支。临摹采光的问题后来也得到了解决。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想出了用镜子的反光，使它照射到一幅白布上，加强洞中的光线，同样用镜子反照的作用，解决了摹写窟顶藻井耗费体力的问题。
戈壁滩上的冬天特长，每年八九月即飞雪，到次年四五月才开春。一到冬天，洞窟又黑又冻，颜料凝结，手脚僵硬，一切临摹工作只得停止。这时，我们就改作各种专题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洞窟时代的核定，供养人题记以及其他各种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我们就是这样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历史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边饰图案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舟车选、历代动物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历代服饰选等十几个专题选绘的摹本800余幅。这些总面积共达600多平方米的壁画摹本，都是我们以忠实于原画的风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所精心绘制出来的。
十五、度过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1948年八九月间，为了继续向社会呼吁，我们将3年来的工作成果，又一次在南京和上海先后公开展出，两次展出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参观人数的众多，是事前没有料到的。人们对敦煌壁画的反应很强烈。上海几家报纸对这次展出一致表示赞许，并对国民党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行径有所批评。
同时，我们还收到一些不具名的观众来信。一封信这样写到：“……现蒋家王朝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保护敦煌石窟艺术……”
有些热心人还纷纷提出将这几百幅展品制印成彩色的《敦煌艺术》专集的建议。当时上海的《大公报》还刊载了这个消息。我们根据群众的这个要求，去电南京教育部请刊印这部画册。回电只有二字：“不准。”人民群众知道后，一方面痛骂国民党反动派只知道发“劫收财”，却置祖国文化遗产于不顾；另一方面，有几个热心人愿意私人投资出版。后来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西谛先生(即郑振铎，已故)就是其中的一个。私人愿意集资印行《敦煌艺术》彩色图集的消息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可触动了心怀叵测的反动派的猜忌和怀疑。
有一天，一个自称郯某的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的头头，突然来到我在上海的寓所，出示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亲笔签署的指令，要我把敦煌壁画摹本全部运往台湾展出。为了应付这一阴谋，我借辞说展品已在制版，等制版完毕后，再运去台湾不迟。当时，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已濒临全部崩溃的前夕，上海金融市面混乱，伪币一日数涨，人心惶惶。郯某自顾不暇，只对我虚张声势地恐吓几句，说什么如不照办，后果由我自负云云，便当晚乘飞机溜往广州去了。
我一方面看穿了反动派的狼狈相，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防他们狗急跳墙，可能搞的阴谋暗算。我当夜便将全部摹本分藏亲友处，三天后，在午夜也乘飞机离开了上海。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溃退、大混乱中，我从上海辗转经兰州、酒泉、安西，回到敦煌时，已是1948年11月的一个傍晚，塞外的苦寒已开始了。千佛洞前，白杨树全裸露着秃枝，落叶和泡泡刺(一种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寒风中飞舞。我从小毛驴上下来时，中寺空寂无人，只见一个老喇嘛迎面走出来，见到我，便拨开围到嘴边的头巾，双手合十有礼貌的说了一声：“所长辛苦了！”便口中念念有词地走回上寺去了。
在中寺我们的办公室里，两个年老的工作人员正围着一堆烧柴烤火，见我来了，为我让出位子，并为我倒了一杯热茶。因为经费无着，几年来与我患难与共的职工都纷纷携眷东归另谋生路。他们是留下来的少数人中的两人。他们帮助我打扫住屋，生火、点灯。
当他们走后，我感到周围是那样空虚与寂寞。真是“倦旅归来，万念俱灭”。我感到心胸闷塞得难受，下意识地把纸窗打开来，一股刺人的寒风，把油灯一下吹灭了。等我关上窗，重新点上油灯时，发现窗前桌上己留下一层细细的流沙。沙，这个可恶的得寸进尺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与它斗争多年，如果我们退却，它就会把我们连同这整个千佛洞全部吞没！我猛然间想起三年前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鼓励我们要坚持干下去的话，于是我振作精神，抹去桌上的流沙，开始提笔写一篇直接向人民大众呼吁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刊登在同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上的《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在文中，我提出了与流沙的斗争关系着中华民族文化能百万世永存的问题。
后来，我们陆续收到寄自祖国各地的好心的读者的来信，信中对我们千佛洞的工作表示热情的慰问和支持。其中有一封署名扬来自上海的信，热情地称我们为同志，说：“你们的艰苦工作我们不但知道而且经常在关注你们，望坚守岗位不屈不挠的继续努力，坚持保护敦煌艺术宝库的工作，直到即将来到的全国人民的大解放。”
鉴于我在上海受到恐吓的经验，为了防止国民党隐藏的匪特与溃败的车队相勾结，破坏和劫持千佛洞文物，我们曾组织了一个保卫小组，日夜值班、放哨。我们还在石窟群最高的第130、156、159等窟内储藏了干粮、咸菜和水，集中人力和几支破旧的步枪，准备情况紧急时，坚守石窟，与敌人进行战斗。
十六、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1949年8月28日，解放大军解放敦煌县的当天，城内万人空巷，欢声震天。我们也在千佛洞升起了红旗，一时弄不到爆竹，有人便到大佛殿上去敲钟击鼓。钟鼓声和人的欢呼声响彻了千年沉睡的峡谷，宣告这座近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劫夺和国内反动统治摧残的民族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迎接了第一批打垮国民党军队而来到这里的解放军官兵。一个个生龙活虎，而又和蔼可亲，真是名不虚传的人民子弟兵。我们招待他们参观洞窟。因为人多，便分成几队进行讲解。
由我陪同的队伍中，有一位骑兵师的张师长，他笑着对我说：“你看，我们是不是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像蒋匪帮所宣传那样的怪物呀？”
我禁不住也笑起来，回答说：“没有人相信他们说的鬼话，他们自己才是十恶不赦、杀人放火的强盗呢！”我告诉他，就在解放敦煌的前几天，他们到处杀人抢劫，还扬言要来千佛洞，我们为此不能不有所戒备。
我带领他们参观到130、158等窟高处用沙包临时构筑的工事，以及预藏的枪支弹药、干粮、水和铺盖，他不禁用赞叹的口气说：“很好，很好。别看你们文质彬彬，到了紧要关头还真有两手哩……现在，我们来就是为了接你们的手。不用再担心敦煌石窟艺术会遭到坏人的破坏了！”
张师长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来，那是北平(即今北京)解放后以郭沫若为首的北平文化界对全国文化工作者发出的宣言。文中说，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文化工作者才有出路，呼吁人们在新的形势下努力学习，加强自我改造。小册子里还刊登了郭氏到达北平是在火车站即席向新闻记者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多少人民的血，换得此和平！”
几天后，我被敦煌县人民政府邀请去参加全县胜利解放的“军民联欢庆功大会”。一进城，不料这座一向死气沉沉的沙漠中的孤城，现在忽地活跃异常：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人笑逐颜开，万家欢腾。
我正在人群中观赏这种新气象，冷不防一个解放军战士从街心里窜出来把我拖进秧歌队里去。我从没有跳过这种民间的舞蹈，但在那位战士的帮助下，合着音乐的伴奏，我也模拟着人们的动作，笨拙地转动着身子跳起秧歌舞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与自己的解放者和工农兵群众一同庆祝解放的欢乐。
十七、周总理鼓励我干一辈子
第一个国庆节刚过，我们意外地接到发自北京的郭沫若先生的电报和西谛(即郑振铎)先生的信。郭先生在1945年曾与敬爱的周总理在重庆敦煌遗书展览会上给过我们宝贵的支持；郑先生是1948年《敦煌艺术》在上海展出时最大的赞助者之一。他们代表首都文化界分别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
无人过问，默默无闻地在边远的西北的荒漠中苦斗了近八年的人们，今天忽然收到来自人民首都的慰问和关怀，其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
1950年冬，我接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的指示，要我将我所历年完成的壁画摹本带往北京展出。这是新生的人民中国对我们工作的第一次检阅和召唤。莫高窟的人们莫不兴高采烈地积极筹备。
这是一个大型的展览会，是在文化部社会文化卫生事业管理局的直接领导下，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有关单位的专家们的协助下进行筹备的。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工作，于1951年4月下旬筹备就绪。
在展览会开幕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其他的工作人员正在休息，我和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张秘书正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对整个展览做着最后的布置和检查，忽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会场参观，要我准备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