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友惠
经过20个小时火车旅行，四天半汽车颠簸，又坐了5个小时的马车，在1953年9月2日傍晚终于到达了盼望许久的莫高窟。
孙纪元、冯仲年、杨同乐和我四个人是西安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的毕业生，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到莫高窟见到的第一人就是美术组组长段文杰先生，以及他领导下的美术组同事史苇湘、霍熙亮、李承仙、欧阳琳、李其琼诸先生和书画装裱师李复等。其时，所长常书鸿先生不在敦煌，去新疆考察了，所内的领导工作由段文杰先生负责。我们得到各位先生热情的欢迎，安排好住房，吃过晚饭，已是天黑点灯时分，在会议室开欢迎会。十几个人围坐着一张长桌，两盏煤油灯，有许多梨子和西瓜。梨子是莫高窟果园树上摘的，西瓜是他们自己种的，很有几分世外桃源意味。段先生为我们介绍研究所情况时说，所内人员不多(我的记忆，当时所内员工总共23人)，你们来了4个人，是一批生力军。我们可以感到，这里太需要人了，哪怕是一个过路人。
敦煌城里人也很少，我们扛着行李走出汽车站，进了城东门，遇见街人，都会投来惊异的目光。那时人们通常不称莫高窟，也不称敦煌文物研究所，习惯说千佛洞、千佛山。我们顺着街人的指引走到小南街(今步行街)，见不远处停着一辆胶轮马车，车上放着一些物品。走到马车处路东一家三合院，见到一位17岁的小青年，他是文物研究所的赶车师傅，今天专程来接我们的。从酒泉到敦煌的汽车每周只有一次客货混合班车，车厢装货物，上面坐人，头天发车，次日上午到达。院内西屋堆放着喂牲口的草料，一张旧木桌，还有些杂物，这就是文物研究所设在城内的办事处。因为交通不便，千佛洞的人一般很少进城，日常生活用品是派专人骑牲口进城采购。偶有要事进城不能返回时，段先生他们也就在这办事处过夜，或去找熟识的人家借宿。我们把行李放在办事处屋里，出院门寻见北边有一家饭馆，这是敦煌城里仅有的两家饭馆之一——郑家馆子。我们走了进去，老板见有四个人来吃饭，热情招呼我们坐下，点起红柳柴火，浓烟冒起，柴灰随之纷纷落下，卫生虽差一些，炒面片还是很香的。后来段先生告诉我们，国民党统治时货币贬值，朝不保夕，工资从银行取出立即买成香烟等实物，发给职工，他们进城办事到饭馆吃饭即以香烟抵资。老板知道他们是有文化没钱的千佛洞人，都给予照顾。吃过饭出来见马车上物品又多了些，就那么放着，没人看守。后来知道，街上人少，又相互认识，也就不怕丢失了。下午准备乘马车去千佛洞时，知道来接我们的还有一个工友，牵着两头毛驴。骑毛驴出城东南行经佛爷庙上二层台就到了，比马车走公路要近10多里，冯仲年有兴趣骑毛驴走，我们三人坐马车。马车出城东行10公里折南上文化路，这是一条15公里长的简易公路，马车师傅说，修路民工觉得千佛洞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就说修的是文化路，这么着就叫开了。戈壁滩上行路常遇见狼，段先生有一次骑毛驴进城就遇见了狼，毛驴见了狼就不走了，打也不走，对面僵持10多分钟，大概狼觉得不好对付也就走开了。马车师傅有一次遇见四只狼，车上人多，狼没敢靠近。
到莫高窟的第二天一早，段先生就带领我们四人去看洞窟，一连看了三天。在学校时，王子云先生曾为我们开设过敦煌艺术讲座，教材是他在1942年率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考察莫高窟时画的部分壁画临本，还有一幅莫高窟石窟全景长卷图(依先生遗言，此图已捐赠敦煌研究院)；临本多是些局部小幅临摹，由于条件所限，临摹方法全是写生式，比较粗疏。尽管如此，人物造型的线描还是深深打动了我，对敦煌壁画人物的线描感到惊异，想用敦煌壁画人物的线来画现实人物，画了一幅朝鲜族舞女，却是不伦不类。现在到了莫高窟实地，面对窟内壁画，听段先生的详细讲解，心情激动可想而知，由于洞窟光线太暗，壁画多已变色，有的残迹斑斑，凭借一支小手电的微光，对于初来不熟悉洞窟的人是不易看清的，反而对洞窟前室那些重绘的暴露在阳光下的五代、宋壁画千手千眼观音的土红线描赞叹不已，总想驻足多看一会。段先生看我们不懂，便说各时代线描不同，线是造型的手段，只有它构成形象时才具有美的价值。先生一语使我茅塞顿开，我们四人为“线”议论了好长一段时间。走到第285窟，窟内搭满工作架，竖着一块块画板，这是段先生主持的敦煌壁画临摹史上第一座整窟原大壁画现状临摹工作。临摹工作从1951年开始，凭借着几块玻璃镜反光照明，历经三年，临摹工作已接近收尾。我们看到画板上还未取下来的临本，真不敢相信他们竟是在暗淡的常人看不清的光线下画出的。1955年国庆节，敦煌壁画在北京故宫展出，预展的那天，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亲临现场为前来参观的社会名人讲解，说这个窟临摹的与原窟一模一样，原窟就是这样，他去敦煌看过这个洞子。王局长给予这次展览极大的赞誉和很高的评价。
段先生带领我们看了三天洞窟之后，过了十几天，又带领美术组全体人员去玉门油矿，为石油工人举办国庆节敦煌壁画展。敦煌玉门近在咫尺，因交通不便，石油工人只听说敦煌壁画多么神奇美好却看不到，而莫高窟人每天用煤油却不知道煤油是怎么生产的。
展览设在一个学校的几间教室里，展期三天，受到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热烈欢迎。我们也参观了采油井、炼油厂的生产，受到了教育。展览结束，油矿赠送了两大桶煤油。煤油，对莫高窟人来说就是光明！
汽车送展品返回敦煌途中，段先生和我们在安西下车，准备去榆林窟。在一家车马店住下，土炕上一张芨芨草席，又硬又扎，大家打开行李挤着睡在一起。筹备好伙食，雇了两辆大轱辘马车，第二天早饭后就启程了。安西城距榆林窟140里，当天半夜才到踏实乡。10月，正是农田浇灌冬水时节，天黑看不清路，又经过几道水渠，我们在车上摇晃颠簸、提心吊胆，最后找到乡政府住下。第二天一早，段先生几个人就去寻找道人郭元亨。郭道人原是榆林窟住持，藏有一件稀世珍宝唐代象牙佛，红军西路军途经榆林窟时，他曾给予粮食支援，马家军以他私通红军为名，拷打索要象牙佛，使他身体伤残，于是他离开榆林窟到踏实乡落户种地去了。1950年，他把象牙佛献给了国家，受到表彰。段先生找到郭道人，劝说他回去看管榆林窟，在段先生的劝说之下，他答应和我们一同去。后来他独自一人看管榆林窟20多年，直到去世。踏实乡去榆林窟还有70里，车到蘑菇台已是半夜，这里原有一座寺院，归榆林窟管辖，如今已经荒废，留有几间破房，住有一个和尚，种着几亩地。大家在一间破旧屋子里就地凑合住了一夜，天色逐渐变亮，环顾四周没有人烟，院旁有一座小庙，段先生带领大家走过去，小庙门窗还比较完整，庙内已无塑像，墙上残留着一些清代壁画，看样子小庙原来应是寺院的一座佛殿。简单地吃了早饭，向和尚买了一牛车麦草，继续前往榆林窟，这段路只有六七里，很快就到了。车停在窟崖上边，石窟在河谷下面，大家动手把东西一件一件往崖下搬，崎岖小径，坡陡路滑，多年没人走了，爬上爬下费了大半天时间，才在卧佛殿安顿下来。这是唯一可遮风挡雨供人住的依山崖搭建的三间大平房。卧佛原为唐塑，后来地面逐渐增高，卧佛台几乎与地面齐平了。在卧佛像前铺上麦草，打开行李，就是睡觉的床铺。这里的老鼠特别多，不怕人，晚上常钻进人的被子里来。住处安排停当后，趁着大师傅准备做饭的空间，段先生带领大家跟随郭道人去看洞窟，走到第2窟，看到《水月观音》这铺壁画时，他不由发出感慨，原来是张大千先生把它画得红红绿绿，非常漂亮。我明白了段先生的话意：张大千的临本与原作不一样，两者相差太大了。段先生很敬仰大千先生，是看了大千先生在重庆的敦煌壁画临本展览之后才奔赴敦煌来的，大千先生的敦煌壁画临本，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既非现状临摹，亦非复原之作，随意性较大。作为一个画家，临摹敦煌壁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创作，可以采取他认为需要的一切方法。段先生的临摹方法与大千先生不同，从他早期(1947—1949年)临摹的第254窟《尸毗王本生》、第332窟《维摩诘经变》等临本看，初始他就是主张临本应该与原作一样的，是原作的再现。后来他的几幅复原临本，如第130窟《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第263窟《供养菩萨》也是经过研究，有依据的，绝非随意所为，他的观念主张与方法，对他领导的美术组日后临摹工作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看完洞窟之后，给每个人分配了临摹任务，他又和史、孙二先生对洞窟进行编号，并核对了向达先生1942年考察榆林窟时抄录的题记。我临摹的是第3窟东壁佛传中的《树下诞生》与第12窟前室顶部平棋图案。榆林窟天气冷得早，12窟前室三面来风，色盘结了冰，我就用纸点火去烤，结果色盘烤裂了，懊悔不迭，去告诉段先生，表示回去后买个赔上；他没有责怪我，只是说破了就破了，赔什么！这才使我放下心来。初始接触敦煌壁画，总是想用现实人物形象去审视佛、菩萨形象，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佛、菩萨作这样的造型。而当看到段先生、史先生他们临摹的第25窟西方净土变中《听法菩萨》、弥勒变中的《嫁娶图》、《老人入墓图》时，立刻把我与壁画里的佛、菩萨的距离拉近了，并给同学写信，把这些壁画与石鲁的年画作比较。这虽然幼稚可笑，但二位先生的临摹品打动了初始接触敦煌壁画的年轻人的心灵却是真实的。
天气越来越冷，李其琼先生提来一个暖水瓶，手冻僵了就倒些开水在盆里烫烫手，再继续画。返回日程是计算好的，到时有马车来接。冯仲年临摹第10窟的藻井剩余工作量还多，晚上就把画板搬到卧佛殿，借助座式汽灯的光，段先生和大家像坐八仙桌吃酒席一样围着画板协助添色。几天后，马车如约而来。晚饭后，段先生和大家一起把画具、炊具——搬上崖顶，第二天天亮收拾好行李装车返回。途中经水峡口下洞子石窟，下到河谷将石窟逐个看了一遍，那时存留的壁画还不少，我们初来还不完全懂，只记得河北岸有一个小窟内的壁画，段先生说是早期的。孙儒先生对一些较完好的壁画拍了照片。天气很冷，到破城子时又是夜晚，找到一户农家，叫醒主人开门之后，主人热情地让出一间房子，让我们躺在火炕上暖和身子，可是冻僵了的腿脚遇热却疼痛难忍。待到天亮，狂风大作，坐在车上全身瑟瑟发抖，天黑才到安西，次日乘汽车回到敦煌。
后来我逐渐明白，那时他已在谋划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宏大规划，这次短时间的榆林窟临摹，实是为后来榆林窟第二次、第三次大规模临摹工作做准备。
1954年的临摹工作是装饰图案专题临摹，是临摹工作规划中的多个专题之一(如飞天、供养人像、舟车、建筑等)。段先生带领大家进洞窟挑选需要临摹的作品，借机让大家熟悉壁画内容，大家在挑选作品议评中也进行了交流。这种办法一直延续到1957年。临摹作品选定之后，再给每人分配任务。我们几个新来的学生分别由有临摹经验的几位先生辅导，我由李其琼先生带领。我在学校时对图案不感兴趣，觉得太“机械死板”，但在各位先生带动下，对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尽量认真去做，与李先生合作也很愉快。段先生带领的是裱画师傅李复，希望李师傅以后也能独立进行临摹。临摹工作本来就很辛苦，临摹窟顶藻井需长时间仰着头，脖颈酸痛难当。
纹样细小稠密的藻井，还需借用望远镜。没有灯光，只能靠窟外玻璃镜反光照明，这一年临摹了20多幅大藻井，还有许多边饰。
1956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唐代图案选》。
1955—1957年是段先生临摹壁画的丰收年，也是他领导的美术组临摹工作的黄金时期。1955年临摹工作选择以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通壁巨幅作品为重点，段先生临摹了158窟《涅槃变·各族王子举哀图》；复原了130窟《太原王氏礼佛图》，人物高大超越真人，线描笔法气势磅礴。史先生、霍先生和我临摹了249窟窟顶四坡《帝释诸天神异图》，是一个窟顶原大模型，李承仙、霍熙亮等临摹的196窟《劳度叉斗圣图》，有40平方米之大。选择巨幅临摹，改变了过去临摹多为局部小幅不能全面反映敦煌壁画整体面貌的状况。临摹工作在段先生带领下逐渐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民主有效的管理、检查、评审办法，以及统一有序的临摹程序。临摹的作品是大家参与选定的，工作量是大家评估的，临摹品等级是大家评审的，大家和睦相处，积极热情工作。这一年，临摹开始使用幻灯放稿方法，以前临摹壁画徒手起稿，费时费力，幻灯放稿，特别是对临摹巨幅壁画，提高了画面分布位置的准确性，也减轻了临摹者的工作强度。幻灯放稿，当时照相技术有限，临摹一幅画需要拍摄数十张胶片，把数十张底片拼放成一幅无透视符合原壁尺寸的画面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几个人相互协作，花费几天时间。幻灯放大的画稿只是物象的大轮廓，细部还得由临摹者去仔细琢磨，用笔一点一点去描绘。铅笔稿完成之后，请段先生和大家来审查，经修改，再拷贝到上色纸上。从上色到最后完成还有几次审查，而每次审查都是请段先生，经大家民主议论，最后由段先生确定修改之处。这些细微的临摹程序段先生都是无一例外参加的。这年国庆节，敦煌壁画临品在北京故宫展出，这次展览以285窟整窟原大临本模型、大量巨幅临本、精美的图案为三大亮点面貌全新，规模空前，引起轰动，得到文化艺术界很好的评价赞誉。
1956—1957年，美术组全体移师榆林窟，开始对第25窟整窟壁画与西夏、元代代表作品临摹“大会战”。这是段先生主持美术组临摹工作又一个高峰期。为了保障大家在这没有人烟的深山里工作能够吃好饭，养了鸡、羊、猪。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见了鸡、羊、猪也有乐趣。大家对临摹工作有极高的积极性，但要临摹出高质量临本却不是单凭热情就能得到的，用段先生的话说要“过三关”，而第一关就是线描关。中国绘画是用线造型，线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造型的成败，生动与否。他根据自己的临摹体会，把壁画中的线归为起稿线、定型线、提神线和装饰线四类，对不同时代的线进行分析：北魏铁线稳，西魏铁线活，唐代兰叶描富于运动感，西夏棱角毕露的硬直线得用硬毫毛笔。他总结出用笔要“握笔紧，落笔稳，压力大，速度快”，这样描出的线“气脉相连，流畅有力”。他说画大型人物，长线需中间停顿，吃墨接力继续描；画飞天飘带上下卷展的弧线要从两端落笔，中间交合。接续交合都要严密无缝，画手脚指头指甲需两次笔毫旋转。这都是他从临摹实践中总结出的真知灼见。我们初来时，他取出收集的各种手姿脚样画稿教我们学习描线，这次榆林窟壁画临摹，为了提高临摹水平，保证临本质量，在他的带动下练习描线成为风气，连20分钟时间也不放过。为了节约纸张，描线第一次用淡墨，第二次用深墨，正面描了背面再描。他描的线有力度，有气势，有韵味。他说小时习字父亲给他做了一根铁笔杆，严格训练成就了他用笔的坚实功力。
在实施宏大临摹计划的同时，段先生也没有忘记研究工作。记得在莫高窟第285窟临摹结束之后，曾在窟内开会，专门讨论民族传统艺术形式问题。我们初来，对壁画中那些人非人、兽非兽的异怪形象还不懂，只是默默听着各位先生的讲述。1955年10月趁在北京展览之机，他带领大家去旧书店寻购书籍，我也寻到一本日文历史年表，一直用了六七年。展览结束，又带大家去云冈、龙门、麦积山石窟和洛阳、西安、兰州的博物馆参观学习；听夏鼐讲洛阳出土文物，阎文儒讲犍陀罗、秣菟罗雕刻对中国石窟造像的影响，在兰州五泉山看到了榆林窟的象牙佛。那时我对这些听起来还不全懂。1956年，段先生发表了《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一文，明确提出临摹是介绍敦煌艺术的基本方法，临摹“决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一项严肃细致的艺术劳动”。总结出客观临摹、旧色完整临摹、复原临摹三种方法，临摹技法的描线、上色、传神方面具体翔实的经验。以后美术所几十年的临摹工作就是遵循着他这一指导思想进行的。并决定编写介绍敦煌艺术的小画库，每人分编一册。当时的文物研究所图书室连一本历史、美术史、艺术类的书籍都没有，困难很大，在段先生带动下，大家都鼓起勇气拿起了写作之笔。
1957年8月，段先生和美术组其他人员，带着临摹榆林窟数十幅壁画返回莫高窟，但是迎接他的不是掌声，而是一场灾难。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段先生被指为反党帮派领头人，史苇湘、李其琼、孙儒为骨干。我，自然也脱不了干系。继之还有毕可和其他人。
然而这些人虽然头上戴了紧箍儿，一入窟内拿起画笔，头就不疼了，心平如镜，继续埋头临摹。1958年，段先生主笔临摹了第217窟《观无量寿经变》、段先生和李其琼先生临摹了第159窟《文殊赴会图》和《普贤赴会图》；史苇湘先生、李其琼先生和我及多人临摹了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史先生、冯仲年和我分别临摹了第156窟《宋国夫人出行图》、《张议潮出行图》。为庆祝国庆10周年，敦煌壁画展包括榆林窟25窟整窟壁画临本原大模型，数十幅精品新临本，于1959年10月1日在北京故宫展出。这是继1955年国庆展览之后又一次大型展览，展品以新、精为特点，再次引起轰动……改革开放后，文物研究所得以复兴，段先生又重新带领敦煌研究院的一班新人马奔向艺术的高峰。
*原载《甘肃日报》2007年8月24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