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20世纪初始王道士的功过，已被岁月的长风雕琢成沙、磨砺为尘，也许，这就是敦煌的“劫数”——她蕴积了太多人类的智慧之光与艺术奇迹——也只有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再次面世，用最大的遗憾折射出完美，接受皈依者的顶礼膜拜。
—、如烟往事皆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1978年，中央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了“敦煌文书研究”课程，同年兰州大学历史系也举办了敦煌学讲座，并来函邀我去兰大讲授“石窟艺术”，兼任兰大客座教授。
我又带着龙时英去兰州，此时兼善已结婚，住在省文化厅办公楼侧面的宿舍，有两间居室。儿媳史葆龄对龙时英照顾很尽心，我比较放心，专心致志地在兰大讲课，同时还帮助《兰州大学学报》组织“敦煌学研究”专稿。我也撰写了《形象的历史——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一文，在《兰大学报》上发表。这期间，我还撰写了《莫高窟第220窟新发现的复壁壁画》、《真实的虚构》、《敦煌艺术的内容及其特点简述》、《向敦煌壁画学些什么》几篇文章。分别在《文物》、《文艺研究》、《敦煌学辑刊》、《甘肃工艺美术》等国内刊物上发表。
我当时正在兰州，忽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返回所里。正巧兰大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我也准备返回所里。一天，著名作家沈从文来访，我在兼善的宿舍中接待了沈从文先生，他说是刚从敦煌过来要返回北京去，特意来看我。我们就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问题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沈从文也是一位服饰专家，所以我们还谈了很多有关历代服饰发展的问题，谈得很投机。沈先生对我说：“听说你对敦煌壁画中的历代衣冠服饰做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这很重要，敦煌这么多的形象资料，最好能写一篇专题论文来阐述这一问题，一定很有价值。”我说：“我从50年代在壁画临摹研究过程中，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60年代初期还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受到批判、抄家和下乡的遭遇，资料也丢了，现在只好从头开始。不过经过长期临摹研究工作，头脑里还有清晰的印象，写出来是不成问题的。”沈先生说：“希望能尽快看到你的服饰论文。”沈先生还告诉我，“在敦煌的时候，听说所里的个别领导与一些业务人员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矛盾，已经闹到省里去了，可能省委很快要派工作组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了解太多的情况，只是觉得不能再折腾了。现在中央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很重视，会有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
应当化解矛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敦煌研究事业搞上去。”我觉得沈先生的话说得有道理，心想：“是这样的，对这些在山沟里呆了数十载，在艰苦条件下始终痴心不改的敦煌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予信任，发挥他们的作用。”送走沈从文先生后，我也动身返回敦煌。
这时，中央和省领导部门，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强调尽快纠正冤假错案，清除不实之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省里派了一个落实政策的工作组开赴敦煌。省委宣传部长吴坚同志是这个工作组的负责人。他是甘肃省文化界的老领导，对敦煌的情况熟悉，而且很有魄力。经过他们认真细致的工作，很快将文研所过去存积的问题全部理清并解决。不久，又对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和充实。整顿结束，以吴坚同志为首的省委工作组，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又召开了几次职工大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在最后一次全所大会上，吴部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大家提了很多批评意见，其中不少是对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的，这些意见很好，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我们从现在起，错的东西立即改正，希望大家继续帮助和监督。第二，大家的共同愿望就是盼望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建设工作搞上去；要求研究所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希望以后研究所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同志们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条件确实非常艰苦，应当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我们过去做得不够，有些可以立即解决，有些可以逐步解决。第三，对所里个别领导同志，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他1943年到莫高窟，从1943年到解放，到这里来工作的人基本上是两批。解放前，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些整理和保护工作。解放后，我们党和政府对莫高窟的领导、管理大大加强了。这位同志和全所职工一起做了临摹、展览、保护、加固等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有一些问题，执行了一些错误的东西，宣传系统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总之，有功绩，也有错误。大家已经说了，讲了，我看就算告一段落。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开始新篇章。
大家还是要把事业推向前进，就不必纠缠过去的事了。第四，是关于新的班子的工作问题。大家对新班子提了很多很好的祝愿，新的班子今后不要辜负大家的希望，不要辜负上级领导的嘱托，按照党的路线政策办事，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彻底把工作重点转移过来，团结起来向前看，把敦煌的事业搞上去。
1980年，省上有关部门宣布我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我感到担子很重。这当然不是我害怕承担领导责任，也不是缺乏工作经验。我在1946年到达莫高窟后，就担任过部门的领导工作，先是美术组长兼考古组代组长，后又一直担任美术组组长，在50年代前期还担任过代理所长，具体组织领导并完成过一些重要的工作项目，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经验和体会的。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变化发展，情况已很不一样。40年代后期，大家对敦煌艺术执著追求；50年代前期，热情高涨，意气风发，集体协作精神较强，因此工作推进起来比较顺利，成效显著。而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同事之间产生了一些积怨和隔阂，一时还不容易消除。
另外，现在人员增多了，工作面也比以前广泛。而所长当时不在所里，正在出国访问。这副担子我只能先挑起来。面对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研究所，为了稳妥地开展工作，我和樊锦诗、刘鲽、尹俶等几位副所长认真研究了所里的情况，理清了头绪，确定了工作方法并做了分工。班子里的同志们也都尽职尽责，基本上能做到互相帮助和积极配合。我担任第一副所长后，过去在历次运动中积极参与批斗我的一些人有些紧张，担心我搞报复。他们不了解，我这个人不是一个纠缠个人恩怨的人，特别是在“把研究工作搞上去”这个大题目面前，我主要关心的是怎么把敦煌研究工作和保护工作搞上去。我用人的标准是看你是不是努力工作，是不是有利于敦煌的事业，个人恩怨必须抛在脑后。我认为有些人在运动中参与整人，是受极“左”思潮影响，是迫于某些人的压力，无可奈何的行为，很多人也不是出自本意，不应过多计较。不能把政治运动中的恩恩怨怨埋在心里，变成下一次人与人斗争的种子，决不能把这种错误的斗争延续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老是这样斗来斗去，对国家、对事业都没有好处。工作组让我考虑一下所属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我确定下列原则：一、一切从敦煌文物事业出发。二、从人的基本才能和品德考虑。三、从对敦煌文物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考虑。在这个原则下，一些过去参与整我的人也安排了能够发挥其重要作用的职务。全所的人重新团结合作，把力量用到推进敦煌事业上来。我在与一些同志个别谈话或在群众大会上，特别强调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我常常引用陶铸的诗句：“如烟往事皆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既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希望大家放心工作。
这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总是在我头脑中萦绕，这就是如何推动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迈开大步向前发展。在“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内地的石窟艺术和敦煌文书各科项目的研究完全停止。而香港、台湾的敦煌学者和日本、法国的学者在对敦煌文化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台湾的潘重规等一批学者，创办了《敦煌学》杂志，并在中国文化大学倡导敦煌学研究，设立了敦煌学研究小组，开设了敦煌学课程。而在此前后，苏莹辉、石璋如、劳干、罗寄梅、金荣华等人也都笔耕不辍，著述颇丰。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多年致力于敦煌研究，在《敦煌写卷的书法》和《敦煌白画》发表后，又编辑了《敦煌曲》一书，并对敦煌乐舞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角度。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敦煌学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日本学术界在继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开始的首次敦煌研究浪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次敦煌研究浪潮之后，50年代和六七十年代又开始了第三次敦煌研究热潮。“日本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会”、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班”和龙谷大学的“西域文化研究会”等多种学术团体所进行的“集团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敦煌佛教资料》、《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中亚古代语文献》、《中亚佛教美术》、《历史与美术诸问题》等一大批重要著述。出现了石滨纯太郎、仁井田升、藤枝晃、神田喜一郎、上山大峻、池田温等一批文论甚丰的敦煌学者。更令人注意的是，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全面启动，并开始出版一套称之为《讲座敦煌》的十三卷本巨著。而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学术界，同样也不曾冷寂。几十年来法国敦煌学著述不断出版。继沙畹的《中亚十种汉文碑铭》、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马伯乐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之后，戴密微的《拉萨宗教会议》、谢和耐和吴其昱的《敦煌汉文写本目录》、韩百诗的《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图版》等又在60年代出版。1979年秋，第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吸引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目光。
此外，苏、英、美等国也都有一定的敦煌学著述问世。国际敦煌学方兴未艾，而中国内地则是十多年的空白。无怪乎一位日本学者发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断言。这种言论的流传，使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但是，扼腕叹息无济于事。我们只有抓紧时间，急起直追，多出成果，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的步伐。虽然我们停滞了十多年，产生了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有利的因素：其一，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而又广泛的环境和空间。
研究和创作领域的思想束缚大大减少，有利于比较自由地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其二，我们有一批自愿到敦煌，坚守敦煌数十载，并且精通石窟艺术的老艺术家，他们雄心壮志不减当年，依然可以发挥重要的骨干作用。一些中年的研究人员也积累了相当的敦煌历史文化知识和写作经验。而散居在全国各文教单位的不少敦煌学研究人员也都纷纷投入到敦煌学研究的学术活动中来，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其三就是虽然外国人劫走我们藏经洞大量文书和绢织文物，还盗走一些彩塑和壁画，但是巨大的莫高窟仍然屹立在祖国的怀抱中。敦煌石窟群蕴藏的大量艺术精品，是我们开展深入研究的强有力的根基。多少年来，外国学者主要在敦煌遗书文献方面着力较多，由于没有长期在石窟全面研究，因此对石窟造型艺术方面涉猎不深。而这些地方却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大有所为。
我相信，能够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艺术的民族，他们的后代也一定能把阐释、研究和弘扬祖先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工作，推进到世界的先进行列里。
但是工作得脚踏实地地干。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我指出有几方面工作要抓紧抓好。一是化解矛盾，促进团结，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研究和保护工作上来。二是在研究方面要发挥老研究人员和中年研究人员的作用，如史苇湘、孙儒、李其琼、欧阳琳、万庚育、霍熙亮、李贞伯、关友惠、刘玉权、樊锦诗、贺世哲、施娉婷、李永宁、孙纪元、潘玉闪、李振甫等，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把研究成果整理出来，尽快发表。要造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三是要注意补充新的研究人员，壮大研究力量，培养年轻人才，增添新鲜血液。四是保护工作也要加大力度，增加人员，发挥原有老职工如窦占彪、巩金、吴兴善、王炳、范华等的作用。他们一辈子生活在敦煌，热爱敦煌，默默奉献，应很好地依靠他们在行政事务方面的作用。五是要注意关心职工生活，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搞好旅游开发工作。加强和补充接待讲解方面的人员，使之既宣传敦煌艺术，使旅游者在欣赏古代艺术的同时能心情舒畅，又能增加所内的收入。樊锦诗、刘鲽、尹俶等班子成员和其他许多老职工都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在集思广益中，我得到了许多启发，也看到敦煌事业的发展前景。
二、十年规划，绘就敦煌研究壮美蓝图
1980年底，我主持召开了所务扩大会议。除了所里的领导成员樊锦诗、刘鲽、尹俶做几位还有各科室的负责同志和一些老同志。
目的是回顾研究所的过去，分析现状，设想今后，并制定出研究所1981年至1990年的十年规划。在这之前，已分别要求各位负责同志多考虑一下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和全所的整体设想。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从莫高窟的地质、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研究所人员变化和机构设置情况、保护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旅游接待工作的变化发展状况、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局限，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后我所甚至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领域落后于国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为了加强石窟文物的保护工作，促进敦煌学各领域各科目的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我所的十年规划。规划的基本设想和项目大体是这样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今后的十年时间内，应适当调整所设机构，迅速充实人力，特别是充实与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有关的各种专业人才，以保证各项保护、研究业务，及旅游工作的顺利开展。保护工作，应完成三座石窟的加固和维修，完成现有病害壁画和彩塑的修复，并逐步开展对病害的科学研究，实验有效的科学方法，防止病害的发生和发展。研究工作，应迅速提高研究水平，逐步扩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领域，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版一批有一定水平的论文和著作，培养出一批有较高水平的保护、研究、创新的人才，改变我所在国际上研究工作的被动地位。旅游接待工作，应逐步创造良好的考察、研究、居住条件，接纳来此考察、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为此，必须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提高现有中、青年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做好图书、资料和情报的供应工作，改进行政后勤工作，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减轻生活上的各种负担，保证专业人员集中精力搞业务工作。莫高窟的基本建设及园林绿化应以石窟为中心，处处体现对敦煌文物的保护与研究的重视，既有良好的洞窟保护设施，为研究创造方便的工作条件，也为中外旅游者带来清新愉悦的游览气氛，使敦煌石窟这座文化艺术宝库，成为气象庄严、环境清幽、树木葱茏的沙漠绿洲。
十年规划我们写出来后，报送到国家文物局、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省计委，请他们指正。在制定出十年规划之后，由于有很多工作近期就要完成，我又主持所务会议对1980年年底和1981年的具体工作任务落实到人。第一项，抓紧做好中日合作的《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的后三卷撰稿工作。我写了《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和《晚期的莫高窟艺术》三篇论文，史苇湘编《莫高窟大事年表》，施娉婷写《瓜沙曹氏历史》文稿，孙修身写《莫高窟的佛教史迹画》，还有一些人员撰写这三卷画册所配900幅图片的说明。第二项，为《敦煌》一书做好撰稿工作。由我撰写《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和特点》，史苇湘撰写《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施娉婷撰写《本所藏几件敦煌文书》，由欧阳琳、刘玉权做好图版说明。第三项，为了创办我所学术刊物《敦煌研究》，需一批稿件，要求全所业务人员积极撰稿。樊锦诗、贺世哲、李永宁、刘玉权等同志都要写论文。此外，史苇湘作《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复核工作，蒋毅明、赵秀荣做《莫高窟开放洞窟导游册》和《敦煌壁画中的佛经故事选辑》(第二集)的编辑整理。我特别强调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围绕出书和试办所刊进行，使研究成果尽快见诸书刊以利向外介绍。第四项，积极准备出国办展。这项工作由美术研究室负责，由关友惠、李其琼和孙纪元做好展览设计方案，挑选作品，编写展品目录和说明及编选展品画册等工作。为了补充出国展品，由聘请的美术学院教师和美研室人员完成壁画代表作10幅的临摹工作。第五项工作是资料收集和整理，由考古研究室抄录231窟、55窟等洞窟内容题记，做好与法国敦煌研究组交换资料的事宜。刘永增做好日本敦煌学研究文章《巴米扬石窟》、《西域佛教艺术》的翻译工作。卢秀文查编四部书中所见的敦煌人著作和编印敦煌研究外文资料目录。李贞伯、祁铎负责完成中日合出敦煌莫高窟后三卷的图片、石窟档案照片、研究用资料照片以及《敦煌》画册所需的石窟艺术、藏经和出土文物照片的拍摄工作。
第六项，为提高我所专业人员的水平，准备邀请北京大学教授宿白、阎文儒、王永兴和一些艺术院校教授到敦煌讲学，并安排我所专业人员外出考察和进修学习。第七项，石窟保护工作任务很重，由孙儒尽快设计莫高窟南区130～152窟加固工程施工图并准备开工。由孙洪才负责安装窟内壁画彩塑保护栏杆。张伯元、胡开儒负责安西榆林窟的修缮工作。保护组还要建好洞窟工程材料放置的临时库房，并安排时间召开壁画色彩化验科学鉴定会。另外，李云鹤、段修业、孙洪才还要开展塑像、壁画的修复和研究工作。第八项，所里的行政事务方面，向上级打报告，争取办公经费，在经费落实的情况下，做好新建简易住宅，办公室、汽车库、保修间、新增职工生活设施、扩建餐厅、修温室等各项工作。在各项具体工作安排后，全所职工都饱含热情地投入到各自工作中。
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画册，由所里负责编撰。这是“文革”后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撰的一套重要图录著作，一定要搞好。我要求全所业务人员都要参加到这次编撰工作中来。大家热情很高，除我参加撰写外，樊锦诗、史苇湘、李其琼、霍熙亮、欧阳琳、刘玉权、李永宁、施娉婷、贺世哲、孙纪元、孙儒、万庚育、孙修身、郦伟堂等都参加了撰写论文或图版说明、大家都很认真地完成了任务。此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文物出版社黄文昆，北京大学马世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萧默，日本秋山光和、邓健吾、高田修等也撰写了论文。这套五卷本画册的编辑，是“文革”后首次成功的集体协作，展示了“文革”后我所第一批研究成果，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编撰《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画集的基础上，我提议出一本《敦煌研究文集》，把这些年来我所研究人员写的专题论文精选发表。所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组室的研究人员都很积极。一些老年和中年研究人员对自己的稿件非常认真，字字推敲，反复修改，务求达到材料翔实，立论准确，说服力强。稿件集中以后，经过认真选择，史苇湘、贺世哲、施娉婷、李永宁、孙修身、刘玉权、万庚育、樊锦诗、关友惠、孙纪元等人都有论文入编。我也为此书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另一篇是《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关于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我在“文革”前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并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论文构想，后来中断，现在终于把它正式写出来。由于敦煌壁画主要描绘的是人和神的形象，而神的形象也来源于人，出现人和神就必然出现衣冠服饰，因此，敦煌壁画不仅是一千年间的人物画宝库，也是从十六国开始一直到元代的我国各民族衣冠服饰史的珍贵的形象资料。根据我的分析和归纳，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教人物服饰，也就是偶像。想象成分较多，与现实人物服饰有一定联系，但也有一定的距离。另一类就是世俗人物服饰。这些世俗人物服饰，不仅有现实根据，而且随时代的改变而变化。这篇文章着重谈世俗人物服饰，我根据敦煌壁画中展现出来的各时代中外各类人物服饰。从式样变化、造型特色、来历用途等各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证。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则是对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代的建筑、彩塑、壁画三个方面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论述。
1981年9月，甘肃省科委在敦煌举行了“敦煌文物保护科研课题讨论会”。我所保护室的专家参加了讨论会，发言中回顾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保护工作方面走过的历程，总结了经验，指出了面临的问题。同年，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四项课题荣获1981年化工部科技成果三等奖。对于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有关专家如我所的孙儒，曾在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面对新的时代也有一些新的思路，有些也是我在不断思考的问题。应该看到过去在保护方面主要是在防沙和加固崖体、防止坍塌方面做得比较多，而在洞窟内部壁画和彩塑的保护上还缺乏较好的办法。随着时间的流逝，阳光照射、气温影响、风沙吹打、盐分表聚、生物碰撞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壁画彩塑都在发生着变化，这方面的保护工作显然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然而缺少高科技人才，缺少现代化设备，缺少科研资金，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方面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开通一些新的渠道。
三、改革春风已度玉门关，邓小平等领导同志视察敦煌
1981年，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来莫高窟检查工作，我向他汇报了研究所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同时陪他参观了洞窟。他指出莫高窟的规模很大，内容很丰富，应该把敦煌文物研究所办成故宫博物院那样规模的研究院。这和我们的想法很相似。早在40年代初期，于右任、张大千就提出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设想，但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情况不同了，对敦煌石窟这样一个世界少有的大型文化遗产，是应该有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保护机构来进行工作的。而且，以当前国际敦煌学的发展态势来看，我国应当在敦煌故里设立一个较高档次的、研究力量较强的研究院，以适应国际敦煌学发展的需要。任质斌局长说：“国家文物局一定支持，但还得争取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才行。你们可以把这些设想向省委省政府作个汇报。”后来，我们向省上领导宋平、李子奇、吴坚等同志汇报了我们的想法，并得到他们的理解。
1981年8月8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在这之前，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同志曾先行到敦煌进行安排。冯书记对我说：“小平同志来视察，你们要安排好，你可以把研究院的工作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一下，参观洞窟时，分几个组参观，由你陪同邓小平同志参观并作好讲解。”
邓小平同志到达莫高窟后，先在接待室休息，我看到一同前来的还有王震、王任重、肖华和冯纪新等中央和省上的领导同志。我与领导同志一一握手问候。考虑到领导同志的时间安排比较紧，我简要地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介绍了敦煌的历史和莫高窟文物的内容和价值，特别是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帝国主义的掠夺、敦煌学在国际学坛上的兴起，所谓“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说法，省委指示一定要把敦煌学搞上去，研究所研究人员正憋着一股气开展工作等情况。小平同志说：“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接着又非常关切地问我：“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回答：“现在最大的问题有三个。一个是洞窟保护工作，60年代周总理批准投资一百万元，对洞窟进行了第一期加固工程，现在还有南区一段、北区一段和中间50年代实验性加固的一段都需要加固。”说到这里，王震同志插话道：“这都需要钱呐！”邓小平同志问：“办这些事需要多少钱？”我回答道：“过去是一百万，现在要修最少得三百万。”接着我又说了另外两项困难：“二是人员，特别是专业人员太少，我们已经征聘了一批各种专业人员，这些人进来要解决一系列问题：人员指标问题、家属问题、子女升学就业问题等。三是要改善这里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然，现有的人不安心，需要的人调不来，大学生分配没人来。只有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才能把现有人员的心安下来，有更多的人愿意来敦煌工作。”邓小平同志听完后，向旁边的王任重说：“你给他们解决一下吧！”王任重微笑着点了点头。
谈完工作，我陪同邓小平同志参观洞窟。因为来的领导同志及随员较多，为了避免洞窟中太拥挤，特意分为两个组参观。随同邓小平同志参观的还有肖华同志、冯纪新同志和小平夫人卓琳同志等。我陪同邓小平同志参观了各时代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我们由北向南，首先参观了藏经洞，接着看了45窟、61窟、285窟、257窟、220窟。在每个洞，我都介绍了时代背景、洞窟壁画内容和艺术特色。邓小平同志很有兴趣地观看着壁画，有时也提出一些问题，我都一一解答。从220窟出来，我请邓小平同志在窟前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又去112窟看了反弹琵琶。从112窟出来，我对邓小平同志说：“上层还有三个代表性唐代洞窟，但要穿隧道爬台阶，比较陡，不好走，还是看下层的洞窟吧。”邓小平同志说：“上去看，上！”随行的两个年轻人扶着他登上130窟上行台阶，进入130窟侧面的隧道，到达156窟，在窟内摆上椅子请他坐着看。
我给他介绍了这窟壁画的重要内容，是张议潮收复河西、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事迹。他边听我介绍，边仔细观看了《张议潮出行图》画面细节，并观看了窟中其他壁画。从156窟出来又进入158窟看了卧佛和壁画《各国王子举哀图》，然后，又转到159窟看了《文殊变》中的舞乐场面和《吐蕃赞普礼佛图》。到此，洞窟参观就结束了。我陪着几位领导通过窟边栈道走到下面，一直走到窟前停放的汽车前，和大家握手告别。小平同志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也祝领导同志们身体健康，一路顺风。后来中央和省领导部门很快执行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并拨出了300万元的经费，国家文物局还派出办公室主任金枫为首的工作组来考察并落实，保证这笔经费用于建设办公楼、科研楼和职工生活福利区的建设。邓小平同志的到来，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大的困难，而且使我们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舞。在此前后，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和一些中央领导人如李鹏、方毅、陈慕华、班禅大师以及国家文物局孙轶青副局长等都到敦煌进行视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导并提出建议。这对莫高窟工作的同志们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方毅同志1978年就曾来过敦煌，这次在陈光毅省长的陪同下第二次来敦煌，他不仅再次参观了洞窟艺术，还专程到我院资料室和陈列馆观看了其他一些文物收藏。方毅是位书法家，参观中对藏经书法非常关注，指出敦煌文献中的书法也有很高水平。我请方毅同志题字留念，他欣然命笔，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墨迹。
四、第一次全国性的敦煌学会
从日本回国后，《敦煌研究文集》已编辑完毕并交给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记得当时出版社的老编辑马负书为此书的出版，在兰州和敦煌之间跑了好几次。我为此文集写了前言，指出这本文集集中了我所一批研究人员的心血，是30年来敦煌研究所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时，我所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也已出版问世，这就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我也为此书写了前言。在前言中，我回顾了石窟内容调查和资料积累、查证、勘测、编纂的过程，是集中了伯希和、王子云、谢稚柳、何正璜、史岩、张大千、李浴、欧阳琳、万庚育、李其琼、霍熙亮、孙儒等前后多人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由史苇湘负责全面复查，对492个洞窟的内容无一遗漏地以表格形式著录下来，这次复查后又由万庚育做过一次复核。近年来又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整理。在史苇湘的指导下由蔡伟堂具体整理成书稿。这部《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是近40年来我所专业人员和国内专家们共同研究的成果。它为敦煌石窟的研究提供了比较信实可靠的资料，有助于我国和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
然而，敦煌研究所人才缺乏的问题日渐显露出来。特别是中、青年各类人员的缺乏，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经研究，我们决定通过招聘、调入、招工等方式，把一批有志于敦煌事业的中青年人才集中到敦煌研究所研究队伍中来，并采取到外地培训、进修、深造等办法，把一些青年人才尽快培养起来。当我们把招聘文件发出后，很快从全国各地传来喜讯：一些热爱敦煌事业的专业人员要求来敦煌工作。比如李崇峰、汪泛舟、梁尉英、谭真、李忠民等都是这个时期舍弃了原来熟悉的工作环境，来到西北大漠献身敦煌事业的。而一些大学生也怀着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强烈热爱的赤子之心，纷纷来函要求毕业后到敦煌工作。此时，我接到四川大学历史系和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宁强和罗华庆的来信，表示愿意到敦煌来工作。我看了信非常高兴，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申请书信，而是两篇有关敦煌的论文，从论文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年轻人有决心、有才华，也有专业知识准备。我立即给他们回了信，表示欢迎他们到敦煌来工作，并寄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等书刊。随后又给教育部和四川省、甘肃省的教育、文化部门写信，得到了这些部门的支持。他们毕业后，就尽快到我所报到，踏上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征程。与此同时，所里通过招工渠道招入的一批年轻人也已充实到接待、保护部门工作。这批生力军的到来，使我们这些逐渐步入老年的工作人员受到了鼓舞，激发了我们工作的热情。我预感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工作局面就要来到了。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学者们都自觉地开始了敦煌学各学科的研究工作。在学者们的推动下，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学小组、南京大学敦煌研究组。有的大学如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甘肃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也把敦煌学的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看来国内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敦煌学研究的热潮。我所在1980年秋季，制定十年规划时根据国内外敦煌研究的形势和我所研究工作的发展情况，就提出了1983年在我所举行国内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的设想。1981年8月8日邓小平副主席视察敦煌以后，我觉得国内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应当抓紧筹备。召开所务会议研究后，于8月18日写出一个关于1983年召开“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敦煌学会”的报告，呈报省文化局，并抄报给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委宣传部。
1981年11月18日，国家文物局给省文化局的批文已抄送我所。批件原文如下：甘肃省文化局：你局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甘文发〔1981〕第139号关于一九八三年召开“中国第一次敦煌学会”的请示报告收悉。经请示中宣部，原则同意你们召开这次会议，希望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将会议开好。经费由你省安排解决。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抄致：敦煌文物研究所。
接到上级指示，我所随即设立了学术会议筹备组，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82年3月经甘肃省文化局批准，我们向国内，包括港台的八十多位专家学者发去了请他们撰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的邀请函。不几天，这些专家学者陆续回了信。一些知名的学者如季羡林、常任侠、姜亮夫、任继愈、任二北、李浴等老一辈学者均欣然同意撰写论文，参加会议。许多专家学者回信热情洋溢，充满信心，表示积极支持这次学术会议。84岁高龄的任二北先生回信说：“这次会议是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并为国家为民族争光的大事，对敦煌深入研究，凡我知识分子应奋勇担当，当仁不让。”北京大学阴法鲁先生说：“敦煌学应当在它的故乡不断地开花结果，研究的重心应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莫高窟从事过敦煌壁画临摹和研究的画家潘絜兹复信说：“敦煌曾以艺术的乳汁哺养了我，特别是在那艰苦的岁月，有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40年过去了，同志们还惦记着我这个退伍的老兵，我当再鼓余勇，作一番努力，争取参加这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敦煌学术会议。”东北师范大学的杨公骥先生，在病榻上嘱咐助手复信表示：他虽然不能赴会，但他衷心祝愿学术讨论会成功，为发展祖国的敦煌学做出光辉的贡献。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同志，一次报来两个论文题目。香港的学者饶宗颐先生还托季羡林先生转来了他参加这次会议撰写的论文。召开首次全国敦煌学术会议的消息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人通过写信、寄论文、找专家推荐等各种方式表示对会议的支持，并要求扩大范围，增加名额。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征得上级同意，把出席会议的专业人员名额陆续增加到120人。加上我所撰写论文参加会议的专家20余名，共计为140余人。我们向经过反复研究商定的这140多位专家发出了出席会议的邀请函。这些专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科研、教学单位的学者，有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博物馆、甘肃博物馆以及全国各大石窟单位的文物工作者，还有陕西和甘肃歌舞团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把已经收到的70多个论文题目，按内容和性质分为石窟艺术、敦煌文献、史地、考古、宗教、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等七大类，以便按类别组织小组讨论。并计划在会议中做好论文的收集、整理和论文集的出版工作。对接待与会代表参观敦煌石窟的有关事宜也进行了安排。
我们在筹备学术讨论会过程中，大约在1982年春，北京教育界的一批专家提出成立一个“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倡议，并向教育部打了报告。教育部7月份请示了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批示同意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要求教育部与甘肃、新疆、西藏的党政领导部门协商，将此事办妥。教育部成立了一个“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议秘书组，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教授具体负责筹备工作。成立这样一个学会我们是支持的。因为有这样一个机构可以把全国各地的研究力量联络起来，有利于敦煌、吐鲁番学术研究的发展。他们在1982年7月召开了一次筹备会议，我当时正巧在国外考察访问，未能与会。1983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筹备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决定了几件事情。根据文化部和甘肃省委有关领导同志的建议，一致同意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原定于9月10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合并举行。这样有利于团结协作，丰富会议内容，又可节约人力物力。关于会议时间，决定在8月15日到8月20日之间在兰州举行。邀请代表定在160名左右，由学会筹备会议发倡议和邀请书。
学术会议已经邀请的学者名额不变，原定的开会时间及地点按新的要求变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通知。商定会议名称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议拟组成统一的主席团，建立临时党组。临时党组向甘肃省委报告工作。会议的内容包括开幕式、闭幕式、交流学术研究情况、宣读敦煌学论文、讨论人才培养和科研事项、协商学会理事及顾问名单、选举理事会、参观莫高窟。会议前一段主要是交流情况，讨论工作，组织学会，后一段宣读学术论文。会议请甘肃省委领导致开幕词，学会筹备会负责人作筹备工作报告，教育部顾问致闭幕词，宣读论文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安排。学会筹备会议秘书组继续工作。委托甘肃省的四个发起单位组成大会秘书处，分工协作负责成立大会的会务工作及参观活动。建议甘肃方面指定专人负责会务工作，设秘书长，秘书、简报、学术活动等工作组。兰州方面的会务由兰州大学为主组织安排，敦煌方面的会务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承担，请甘肃省委宣传部大力支持。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名义，邀请中央及地方有关领导同志到会。会议不邀请外宾。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此次筹备会议在中宣部、教育部、社会科学院、文化部文物局及甘肃、新疆、西藏三省区党(政)领导部门的共同关怀下，大家顾全大局，民主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体现了团结协作、互相谅解的精神，为开好大会及今后学者之间的团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甘肃省的发起单位积极承担大会繁重的会务工作，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学术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此，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为了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我所全体同志都倾注了全力，表现出奉献精神，使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充分。
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后，所里的工作基本上按计划在全面铺开。由资料室主任史苇湘、考古室主任贺世哲和万庚育、孙修身、刘玉权、欧阳琳等业务人员整理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正在校勘和订正。我希望这本书尽快出版，使研究资料趋于完备。美术室主任孙纪元、副主任关友惠已经将近期临摹任务落实到人。遗书室主任施娉婷正在与新来所里的李正宇、汪泛舟等商量文献研究方面的具体计划。接待部副主任蒋毅明对1978年至1981年招工到所，分配到接待部的一批年轻人进行培训。我告诉他们，讲解员的工作很重要，首先要把莫高窟的内容弄清楚，还要根据不同的参观对象做深入浅出的讲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面对日益扩大的旅游事业，外语的翻译讲解必须重视。所里已决定派出一批青年人去学习外语，以适应形势的需要。由于此时全所职工已达120余人，办公室的工作非常重要。我特地把办公室主任陈明福和副主任马竞驰找来，对他们说：“现在所里编制扩大了，你们后勤工作任务量也大了。不过办公室的人员也增加了，一定要把每个人的工作安排好，协调好。”后来，我感到办公室的工作基本上是做得好的。
这时，还有一项工作显得特别突出，就是石窟保护工作。保护室主任孙儒和副主任李云鹤来讲：“石窟崖体加固工程，过去只完成了南区北段的加固，南区南段的加固工程应该考虑了。另外，由于沙砾岩结构松软，抗风化能力弱。在阳光照射、风沙吹打、湿度影响、大气污染、生物碰撞、雨水渗漏、洞窟围岩盐分表聚等作用下，壁画酥软老化、龟裂起甲、变色脱落现象日渐严重。这些都是要抓紧解决的问题。”我说：“南区南段加固工程必须搞，你们订出一个计划并写成报告，我们马上报请上级审批实施。关于洞窟内壁画塑像的保护，没有好的土办法，应该依靠高科技去解决。
听说日本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些新的技术，所里组织一个赴日考察团，你们都去看一看，学习一些先进办法回来。”于是在年内，我们组织了一个敦煌文物保护考察团访日，刘鲽、孙儒、李云鹤、段修业、刘永增一行五人去日本考察，开始了中日文物保护工作的交流。
五、人生多舛，痛失爱妻
正当我在所里安派各项工作的时候，龙时英的病又重了，我只好将她送到兰州兼善那里，到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由于病情已经很重，短期是很难治好的。而所里的很多工作还等我去安排，我不能在兰久留。龙时英只好交给兼善和葆龄去照顾。我随即回敦煌。
龙时英在兰州治病，我在敦煌一日三餐只到所里食堂就餐。由于白天行政工作头绪较多，有时还要陪同中央和省里的领导参观洞窟，还要接待国外的专家学者来访，时间真是不够用。我的论文撰写只能移到晚间进行，往往在凌晨三四点起来写作，还觉得头脑清晰，效果显著。因而逐渐形成了夜间写作的习惯，后来我的很多论文都是在夜间写成的。1984年初，我的妻子龙时英病情恶化，已发展成脑疝。住院六个月，虽然经兰州几家医院尽力抢救，终于未能挽回生命，溘然长逝。全家人笼罩在悲痛之中。龙时英是一位正直善良、敦厚俭朴、自强自立的女性。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很多支持。1957年，所里有人千方百计想把我搞垮，威逼利诱迫使个别人编造不实之词对我进行诬陷，对龙时英施加压力，逼她揭发我的所谓问题。龙时英不为所动，坚持了实事求是，告诉他们：“段文杰我了解，我不相信他是坏人，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别人见没有按他们的指令行事，便把对我的恨转移她身上，在强行对我进行了错误处理后，利用精简下放之机将她的工作剥夺了。龙时英是国家正式教师，1957年经过国务院批准，从四川调到敦煌文物研所工作的。面对不公正的对待，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白天要为一家人的生计奔忙，夜里又长期失眠，她终于郁闷成疾，逐渐发展为严重的脑部疾患。经过“文化革命”后，病症更加严重，最终因此而逝去。每当想到此处，我心里就很难过。我从艺专毕业后来到敦煌，长期无法回四川探亲。她独自养育着幼子，其中的艰辛我能想象，但又帮不上她。调到所里不久就因我受到株连，不仅没有享受到生活的安宁，连深爱的工作也因此被剥夺了。然而事已至此，我唯有振作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以成绩告慰她的英灵。处理丧事时，所里职工和兼善、葆龄的同学朋友都很帮忙。龙时英遗体在兰州火化后，将骨灰安葬于莫高窟对面大泉河畔的沙山上。所里的同事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支持，使我从沉痛中较快地恢复过来，重新投入了工作。
六、筹建敦煌研究院
1984年元月，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筹建敦煌研究院，进一步开展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以适应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它将成为目前我国唯一的研究敦煌学的研究院。省委还决定由吴坚、流萤和我为筹建敦煌研究院的负责人。当我得知这个决定后，心情是激动的，建立一个院一级的专门研究机构，是我国几代学者、艺术家和有识之士的愿望。为什么要成立敦煌研究院，主要是为了尽快充实和壮大敦煌学各学科的研究力量，进一步改善和增加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基础设施和工作条件，加速营造和拓展与国内外学术界、艺术界交流与合作的环境与空间，有利于促进和推动敦煌学研究回归故里和在新的丰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世界。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前和成立以后，我曾向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陈光毅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坚同志汇报工作时都提到过成立敦煌研究院的有关设想，他们都表示理解和赞成。但没有想到省委省政府这么快就做出了决定并予以落实。这不能不说是敦煌研究事业的一大幸事。全所同志十分珍惜这个机遇，决心抓住机遇，抓紧时间，努力拼搏，急起直追，努力创造出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研究业绩。我们立即投入到筹建工作中，1984年元月27日，在省文化厅举行了第一次敦煌研究院筹备工作会议。吴坚、流萤和我都出席，省文化厅副厅长赵友贤和副所长刘鲽列席会议。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经过讨论，在筹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首先，大家认为甘肃省委决定成立敦煌研究院是正确的决策，是根据近年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新起色、新成绩和发展的势头，根据现在研究所在规模建制上、人员队伍上和研究领域上已不适应国内外敦煌学研究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新形势，而作出的适应国内外研究热潮，有利于促进省内外敦煌研究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好决策。一定要根据省委的指示把这一项工作抓紧办好，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对我们的厚望。第二，由于吴坚同志主管省里宣传文化系统的工作，流萤同志重点负责宣传部的工作，牵涉面广，在筹备研究院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希望我在抓好所里各项工作的同时，主要精力要放在建院上。文化厅赵友贤副厅长、研究所副所长刘鲽同志多花些时间参与建院工作。从文化厅和研究所抽几个干部来抓具体工作。在兰州找个地方，安排几间房子，作为筹建办公室。再搞一辆车，搞设计、跑基建、找地皮、要经费、搞设备。吴坚同志讲：省政府很支持，陈光毅、侯宗宾、葛世英等省政府领导都很关心，筹建办公室用房问题春节后就可以落实。筹建工作要扎扎实实，不可迟缓，也不可虚张声势。要有一定速度，要又快又好地搞起来。估计筹建工作需3年时间。头一年尽快把投资、地皮、设计等解决好，年底破土动工，第二年大干一年，后年建成。再召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意义就更大了。
筹建阶段，研究所的各项工作不能停顿，要抓好“提高研究，加强保护，改进接待”几个方面的工作，还要办好《敦煌研究》专刊，编好书籍画册。所里原定的十年规划中，有两个会议的设想，国内敦煌学术会议已在1983年开了，另一个是原定1986年召开的“国际敦煌研讨会”，要继续按计划筹备，争取开好，扩大影响。这次会议可用敦煌研究院的名义对外。第三，关于敦煌研究院的领导体制问题，省委提出要双重领导，争取文化部的同意，要派人去向中央、文化部汇报。文化部和省共同领导，以省为主，省里则归口到文化厅管理。成立敦煌研究院的报告，要有近期和长期规划。尽快写出来，便于文化部、省和各方面了解情况。第四，兰州建院是为了聚集人才，扩大研究领域，对发展研究事业有好处。但敦煌是根本，是保护的重点，是研究基地。有的研究部门可以设在兰州院部，如遗书研究、刊物编辑、资料中心、人事部门。有的则只能坚守在敦煌，不能迁兰。如接待部门、保卫部门、美术研究、摄录部门、保护研究、考古研究等。有些可以两面兼有，有些工作在兰州做，有些可以到敦煌去做。设在兰州的工作岗位人员，每年也应有一定时间到敦煌考察。为了研究方便，要搞两套资料，敦煌一套，兰州一套。不光是书籍画册，还要有石窟档案记录，还要有幻灯、录像、电脑储存，要广泛收集洞窟资料和国内外研究资料。第五，关于研究院进人的问题，把关要严，拟调入的各类业务人员，要认真考察，既要有真才实学，又要坚持四项基本标准，把德才兼各有事业心、愿意为敦煌事业吃苦出力的人调进来，决不可把搞歪风邪气的人搞进来。宁缺毋滥，进人要集体讨论。人员编制最后达到300人，将来报请省里批。除新增人员外，对原有的人员也要进行培训，以适应新的形势。尽快制定出一个研究院的机构岗位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提供研究决定。最后一致同意，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随时召开筹备组会议研究问题。
回到所里后，我又立即召开了所务会议，参加者有所里的几位领导，还有各部室的负责同志，对建院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讨论和研究，确定了参加筹建处的工作人员。并拟定了“敦煌研究院人员编制草案”和“敦煌研究院兰州院部基建初步预算”等需尽快报批的文件。还对拟将设置的各类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工作内容、任务和职责，进行了划分。如：石窟保护研究所，主要任务：一方面研究壁画、彩塑病害治理及自然环境保护。另一方面，石窟窟体的加固以及石窟档案工作。美术研究所，主要任务：从事敦煌壁画、彩塑的临摹及石窟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研究。历史考古研究所，主要任务：进行石窟考古和敦煌史地研究。遗书研究所，主要任务：对散失在国内外的4万多件敦煌遗书的缩微胶片副本进行整理研究，并保存和管理院藏700余件敦煌遗书。音乐舞蹈研究室，主要任务是对敦煌石窟艺术中的音乐舞蹈资料进行研究。学术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组织研究院的各项学术活动，并从事对院外和国外的学术联系。资料中心，又分采编、参考、阅览、翻译等室，主要任务是为本院研究人员提供资料情报服务，收集整理与敦煌学有关的图书资料，编辑整理敦煌学论著目录索引，翻译国外与敦煌有关的文章，并收藏院藏专业图书报刊等。摄录部，主要任务是摄录洞窟绘画、彩塑，建立彩塑、壁画档案，并制作录像资料。编辑部，主要任务是编辑本院学术论著、资料、画册，并负责本院学术刊物《敦煌研究》的编辑出版事宜。接待部，主要任务是负责接待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负责导游并讲解石窟艺术；配备中、日、英、法等语种讲解人员。
要尽快调集和培养中青年研究人员，五年内全院职工人数达到300人。除接待部外，其他各部门科研人员不得少于80％。需及时制定全院和各所、各部门、各处室的工作规划。
我们还制定了全院近期长期的研究工作规划。
(一)近期：从现在起至建国40周年纪念(1984—1989年)。编撰敦煌石窟全集；编撰敦煌石窟专集；敦煌遗书资料整理和研究；
敦煌石窟专题研究；敦煌艺术推陈出新研究；举办国际性敦煌学术讨论会。
(二)远期：自1990年以后。编撰敦煌石窟全集；编撰敦煌石窟专集；逐步将《敦煌研究》发展为全国性学刊；开展内外石窟艺术比较；敦煌遗书分类、综合和深层研究；敦煌艺术推陈出新；出版国内外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文集；积极开展敦煌学研究国际交流。
(三)敦煌石窟保护研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治理文物病害，确保文物安全；开展国际科学保护文物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
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正式成立。政府发布任命书，任命我为院长，吴坚为首席顾问，常书鸿为名誉院长，樊锦诗、赵友贤为副院长，刘鲽为副书记。机构已经建立，院的领导班子已组成，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组建院辖各部门机构，规定各部门职责以及任命各部门负责人。对此，院委会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决定任命一批老专家和中青年后起之秀担任各所、室及中心的所长或主任，充分发挥其业务骨干和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全面推动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弘扬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任命建筑专家，自1947年到敦煌就开始莫高窟保护工作的孙儒任保护所所长，李云鹤为副所长。临摹专家关友惠和李其琼分别担任美术所的正副所长。考古学家贺世哲任考古所所长，多年从事石窟考古的画家刘玉权任副所长。历史学家施娉婷任遗书所所长，另一位历史学家李正宇任副所长。资料中心很重要，必须要有一个对敦煌石窟深入了解，并且工作认真细致的人来领导，最后一致认定主任非“活资料”史苇湘莫属；副主任则由精通日语的年轻人刘永增担任。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由李永宁担任。人事处处长由孟繁新担任。莫高窟有很多音乐舞蹈方面的资料，成立一个专门的音乐舞蹈研究室很有必要，由音乐家庄壮担任副主任。摄录部由祁铎担任副主任。编辑部正式开始工作，决定任命梁尉英为副主任。接待部人员多头绪多，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来领导，当时天水麦积山文管所所长张学荣同志要求来院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1957年就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60年代调到天水担任麦积山文管所负责人，对莫高窟也很熟悉，正在办理调回敦煌的手续，接待部主任由他担任是合适的。但是接待部是院内一个大部门，人员多任务重，必须还有一个能干的人来担任副主任。马竞驰是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手培养起来的文物工作者，又具有外交才华，现任所办公室副主任，决定将他调过来担任接待部副主任。而办公室则由陈明福、康文龙、叶仲仁三位副主任负责，同时设立了保卫科，负责石窟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针对旅游业的兴起，当时还设立了服务部。这时莫高窟新区的科研大楼和宿舍也已修建完工，全体职工从原来的平房迁入新居。
在全院大会上，我说：“敦煌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敦煌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各部门都要把本职工作搞好。现在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我们的学术成果和艺术成果。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被动的局面一定会扭转。我们要以坚实有力的步伐，迈入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先进行列。”会后史苇湘对我说：“你的话表达出我们的心声。”是呀，对于我们这些“老敦煌”来说，改革开放的大潮带着和煦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也吹进了鸣沙山、莫高窟，吹进了每个敦煌人的心里。在春风吹拂、万紫千红的百花园里，敦煌学这朵鲜花将会越开越夺目。
2006年12月
*原载《敦煌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