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超越自我、勇于创新
敢于向历史挑战，敢于向现在挑战，敢于向未来挑战，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力量，北大历史名家邹衡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不断超越自我向历史发出挑战的人。正是因此，他才得以创新，才使自己的学术更加富有生命力。正是这种创新的精神，才使得他推翻历史三千载，越超了自我，独创了历史。
■人生范本：邹衡——超越自我，独创历史
一个人最难战胜的人，就是他自己。而一个创新的人，首先就要超越他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固有思想的束缚，才能为历史的突破注入新鲜的血液。
超越自我，突破自我首先表现出对现实自我的不满足而力求改变的内在动因。事物的变化周期，无论反映在日常中，还是个人发展上，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序列，一种像四季一样变化着的系统。生活的车好像未曾有一日停止，但却有周期的演替，当旧的一轮周期寿终正寝时，新一轮周期也就负起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一种周期既经完成，我们应做好准备，着手应付即将出现的新的无序和混乱，不能在“完成”之后止步不前，躺在成绩上睡大觉。过去已成陈迹，而未来尚不确定，唯有认真掌握现在。如果不能继续突破自我，继续推进事业发展，开始新一轮的工作，已经取得的一切，就将慢慢地被断送掉。“成功”、“完成”或许只是形式和原则上的过渡，更艰苦的工作又摆在眼前，我们要突破自满的藩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成功需要创造力。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虽然不会在太大的风险，但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只有突破思维定势，不断超越，进行创新性的思考，你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创造力属于那些具有要求自己更进一步习惯的人，它会使你产生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也会产生使你立即改正错误的决定，更重要的是，它会使你紧紧抓住成功的机遇。
国画大师齐白石曾刻过一枚印章，曰“胆敢独造”，表明他在艺术上的宏大气魄，柳亚子先生也有过“推翻历史三年载”的豪句。在学术研究中，何尝不需要这种气魄、这种胆略？“搞学术要有自己的分析，要敢于提出挑战”，这是邹先生的气派。正是这种敢于挑战的“狂妄之气”，使他面对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容庚、李济等大师而毫无惧色，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在考古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的成功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就是突破前人窠臼、勇于独造的历史。
邹先生既服膺权威，又不怕权威，不但不怕现代的权威，而且不怕古代的权威。八十年代，根据对山西南部曲沃县晋国遗址的深入发掘与周密论证，他大胆地作出晋国不在太原而在天马——曲村的结论。这一论断非同小可。晋都位于太原之说，早在东汉的班固郑玄时期就已经确定，以后诸朝都沿用此说，故后来有晋祠之建立，于是以讹传讹，穿凿附会，几成定论。而邹衡意敢对班固提出异夜，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是的，只有邹衡有此胆量。15年来，以邹先生为首的考古学者，以文献记载为线索，应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经过周密调查和大规模发掘，证实了先生的论断，终于使这个埋没近两千载的晋国古都重见天日，堪称中国学术界一大盛事。
关于夏文化的论争可以说是邹先生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夏文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大题目，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否定夏文化；而在国内，对于夏文化的具体地域和时期也存在着重大分歧。1977年，邹先生石破天惊，首次诊断偃师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全部是夏文化，顿时掀起学术界一场轩然大波，一时对手如林，非议频出。然而，在经历了国内外学术界十几年的“围剿”之后，先生的诊断仍“我自岿然不动”，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天垮下来我也不怕，我希望别人都反对我。”邹先生对笔者这样说的时候，是那样的自信，那样坚定，因为他握住了真理。他独创了辉煌的历史。
不因循守旧，不拜倒在权威脚下，大胆否定前人旧说，这只是邹衡先生学术精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直、诚实的学者，他也不惮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抛弃自己学说中的错误。超越别人诚然不易，超越自己则更难。
他说：“搞学术没有不犯错误的，要勇于修正错误，抱残守缺只会固步自封。”
几十年来，邹先生在燕园悉心耕耘，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考古界的俊才，有许多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专家，如现任北大考古系主任兼赛克勤博物馆馆长李伯谦教授便是他的高足。如今，他带着5个博士生，数目之多在北大也是屈指可数。
“润物细无声”，“桃李满天下”，这是先生应该引以骄傲和自慰的。学海无涯，后继有人，这是邹先生之大幸，也是学术之大幸。
□创新是一种生的力量
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格言，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北大学者们不断进取，勇于创新，为北大的生命力注入了自己一腔热血。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一代又一代北大人挥汗如雨，广学、精学，厚积薄发，为后人们留下一个又一个学习的典范。
从第一任北大校长严复开始，创新就是北大人的一种精神面貌。严复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在当时之中国真可谓“前无古人”之举。但就是凭着勇敢的创新精神，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又一次泛出了青春的光华。
蔡无培，做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的一校之长，自其上任起，便大整北大不良之校风，革除传统思想中的封建与弊端，化腐朽为神奇，兴利除弊。
蔡元培自1917年起就任北大校长，在此之前，北大的封建主义、官僚习气还非常浓厚的。学校如同衙门，教师无心学术，学生则多系官宦富豪人家子弟，一心把求学当做升官发财的捷径，对读书了无兴趣，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学校内乌烟瘴气，亟待改革。
蔡元培主校后，立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举利除弊，匡正校风校纪，使北大迅速踏上振兴之路。
1917年1月9日，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大主张，并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的高等学府性质，明确了大学生们“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石激起千层浪，蔡元培的全新主张，立即在校内引起强烈的反响。
蔡元培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不废除旧人旧学的同时，大兴新人新学。
他三顾茅庐，恳请因主办《新青年》，大办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而享誉海内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来北大任职，担任文科学长。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身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北大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紧接着，蔡元培又陆续诚聘了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具有革新思想的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为北大师资力量充入新鲜血液。
同时，众多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如马寅初、沈尹默、徐悲鸿、熊十力、陈垣、萧友梅、沈兼士……也纷至沓来，被蔡元培请入北大，在文科、法科等处担任教授之职。
一时间，北大的文科变得实力异常雄厚，理工科方面显得相对薄弱，蔡元培立即在科学界广招贤才，聘请到李四光、丁燮林、何杰、丁文江等著名科学家来北大任教。
经过一系列精心调整，原本死气沉沉的北大，骤然间变得名流云集，人才荟萃，思想及学术活动都异常活跃，教学及科研均史无前例地盛况空前，呈现了一派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
除了在教学方面实施了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蔡元培还积极倡导思想自由，试图从最为根本人的思想方面对北大进行革命性的改革。
他在校长内发动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国文学会、哲学会、史学会、心理学会等覆盖面广的学会，几乎每系都有，同时校内还有许多大型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北大新文学研究会、北大书法研究会、北大武术会……很多社团还拥有自己的刊物，如《少年中国》与《新潮》，在校内外广有影响。有几家社团邀请蔡元培校长但任会长，他均欣然应允。各学术团体还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既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与生活，也极大地活跃了校内的学术空气。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下，北大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的活跃局面，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从文，这位由旁听声起步从而成为北大教授的文学家，在其工作中，到处充满着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沈从文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科班教育，但在教学方法上，却灵活多变，更加富有特色。
由于自身即是正处创作旺季的著名作家，因此沈从文更注重言传身教式地向学生传授写作的实际经验与技巧。
他实行开放式的教学，从不让学生写什么命题作文，而是让他们完完全全地自由发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进行写作。命题作文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更不可能造就作家，对此，他深有体会。
沈从文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观察世界、认识万物的能力，认为观察仍是写作之本。
沈从文在教学中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他不仅要求学生们写，自己也常常动笔和学生们一起“写作文”，而后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一起分析、研究文章的得失所在，通过深入细致的培析，使学生们对写作产生更真切明晰的认识与理解。
他这种独具一格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也许是因为自己在创作之路上走过了太多的弯路，也许是为了感念北大先辈师长们当初对自己的关怀，沈从文对青年学子们，尤其是文学青年，总是倾注了自己的满腔心血，对之进行鼓励、引导。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北大的任教生涯一共有12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虽然，沈从文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高于他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他将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名垂青史，但是，作为一名认真、勤勉、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学教授，作为一名知才爱才、精心育才的辛勤园丁，沈从文先生亦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热爱。
彻底清除门户之见开创全新的局面
院系调后的北大系曲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科与原来的北大历史系三部分人马组成，各有各的门户。翦伯赞被认命为新组成的历史系主任。有人问他接受这项新工作有何感想时，翦伯赞叹道：“北大的一批人是胡适的旧部，清华的一批人是蒋延黻的旧部，燕京的一批人是洪煨莲的旧部，各有师承，各有门户，我只是孤家寡人一个，谁肯听我的。”此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翦伯赞当时的心境。
面对这种情况，翦伯赞到任后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地与老师进行了接触，或登门拜访或相约会见，了解大家的思想，沟通大家的心灵。经过一番深入的了解，使他感觉到门户之见并不那么严重，只要贯彻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历史系就能形成强有力的教学实体。展望未来，他已成竹在胸。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历史系群英荟萃，各教室研室主任要么是民主党派成员，要么是党外人士。翦伯赞对任何人都是重德重才，没有丝毫偏见。不仅如此，翦伯赞还十分关心教师们的生活，在党组织的协调下，解决了一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老师的生活和工作问题。面对来自不同年龄段的来访者，他都热情地接待，谈话内容不拘形式，从思想到教学、科研、学习、生活无所不谈，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翦伯赞已经成为教师们的良师益友和核心人物。门户之见的情况在北大历史系已了无痕迹了，北大历史系迎来了新的纪元，一个强大的教学和科研实体正在形成。
为了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阵地，并使北大历史系早日走向成熟和强大，翦伯赞不仅注意方向道理问题，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实际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改革，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翦伯赞十分重视党和国家对历史战线提出的任务，解放初期，就积极参与发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为研究近代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在日常研究工作中，他十分注重史料的整理工作，主张有计划地整理出版史料，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历史科学的重要基本建设。他主持过多种资料的编纂工作，如《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等。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他还十分注意扩大史料的来源，不仅从正史、野史、笔记中找寻材料，还从戏曲、小说中挖掘具有有史料价值的资料，而且还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印证、对比，去伪存真。除了各种文字资料外，翦伯赞也十分注重考古资料，主张对历史文化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从而彻底清除了“门户之见”，开创了北大文化发展的全新局面。
季羡林主张“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他认为写文章可分为主动与被动两大类，他曾写道：
所谓“被动写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1000多年的应试的“八股文”和“试贴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颂圣”的，不许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会说废话。记得鲁迅在什么文章中举了一个废话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在怀之在抱。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还有，我记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废话，念起来却声调铿锵。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这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少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至于主动写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分析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出“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须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像吾辈“爬格子族”的人们，非主动写文章以赚点稿费不行，只靠我们的工资，必将断炊。我辈被“尊”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国学术界里，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他们专心一志，惟学是务，勤各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