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小说的叙事结构很有特点，往往以一两个主要人物为焦点构筑故事，并以这些焦点人物的心理世界展开时空穿越，把种种丰富的生活情状和历史沧桑网罗、编织、组合进来，总是能营造一种引发人种种感触的审美想象空间。如《水仙花开》中通过水仙的心理活动将历史与现实对比写来，写她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对现在新事物的疑惑不解，写她回忆中那充满梦想的生命力的跃动和现在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的生命存在，社会世事的沧桑变换和个体难以把握的命运感，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心理的穿越中凸现出来。《温城之恋》中，这种描写就更大胆了，不仅是心理的一种穿越，而且是神魔般的穿越——现实的人与死去的人相处共叙，简直如同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人鬼相共的世界，而且写得极自然，迟岩从村长家里出来寻找旅店住所，大雨中就发现一个小院，进去后有一个姑娘在家，就这样发生了他们之间的故事，第二天出来后又遇大雨，回到村长家后问一个叫“蓝心”的姑娘，都说不认识，村里没这样一个姑娘，到此一直让人以为是真实的、现实的，待写到拆老房子挖出一个铁匣子，里面有一幅男子的画像竟是和迟岩长的一模一样的，故事叙述中才揭出蹊跷，令读者也才恍然大悟，不仅故事迷宫的设置巧妙，而且顺着人物的心理愿望将人的生活置于现实与历史的穿越之中，其实这也是多少人的一种心理需要，还是钱钟书那句话“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这就是人与外在世界关系中的一种反复出现的情感意向。
三是小说语言很讲究锤炼：其一是用词精到，所谓“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色、香、味俱全；其二是善于修辞格的运用，句式灵活、富于变化，描写和叙述能力很强——小岸小说主要是靠叙述者的叙述推动情节，而不是靠对话、场面或冲突的推进，这就要求具备很强的叙述故事的能力，否则极易形成阅读疲劳，但小岸做到了叙述中的描写、描写中的叙述，比如《车祸》中的第一部分；其三是节奏感强烈而自然，其中有两种节奏，一种是叙事者的话语节奏，与整个故事情节的展开相合，行云流水潺潺而来，一种是人物的话语节奏，是随着人物情感的变化起伏而变化起伏，总之，在我读的山西年轻作家中，小岸的小说语言凸显出节奏的感染力，本来我一开始读还觉得有些平淡，但读着读着我被抓住了，就像刘勰所说的“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读起来很舒服，让人跟着入境。不仅语言节奏，叙事节奏也掌握得较好，如《水仙花开》中现实时间与心理时间、冬至前后与年轻时代构成了时空张力；又如《车祸》中写袁小月的故事，手机接连不断的嗡鸣声与美容院的悠然情调构成了一种节奏的张力，一面是美容院的平静、正常、舒缓的状态，袁小月不理不顾一心一意给客人做着美容按摩，但其实事情是很紧迫的，裤兜里的手机发出一次又一次的嗡鸣声。这段时间里，人物的活动和动作始终不变，时间是停滞的，但手机却营造出一种时间的急速向前，事情总快发生了，所以在第四次响起时，客人终于一次次催小月接电话了，眼看事情就要发生了，叙述者又由打电话者展开了袁小月弟弟的叙述。整个故事有张有弛、有松有紧，节奏感与环境、人物、事件协调得很妙，这是小岸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很有小说味。
此外，小岸的小说还善于以小见大，在精巧的叙事中开掘主题、表现出对生活的穿透力和某种终极叩问，但同时又表现出犹豫、保守和安然的一面。如小说《水仙花开》中的水仙，在其个人生命的过程和心理活动中折射出时代变迁、历史沧桑的巨变，而作为当年像水仙花般充满生命鲜活的她也已变得枯萎，但她对命运的捉弄和挫折从不抱怨，而是毫无反抗和怨言地悄然忍受着一切。再以小说《车祸》来看，女主人公袁小月在生活中被工作的压力、丈夫的嫌弃、母亲和弟弟的勒索种种苦恼所纠缠、欺凌，在生命跌倒低谷时体验了一次假死亡和挣脱现实的快感：一切都解脱了，夜里在各种惊惧的梦之外还做了个美妙的梦：“梦里的另一个自己白衣飘飘，宛似仙女，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可是她很快又怀疑：“可以这样吗？真的可以这样吗？”就在她终于独闯江南小城生计好转后，却又开始想家、想亲人、想丈夫、想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终至走不出自己的软弱、妥协而走投无路。这篇小说的结尾是轻柔悠长的一段抒情：“袁小月漫无目的地沿着河坝走，不知要去哪里。回家吗？家在哪里？这一刻，她明明白白知道，她没有家了。……她感到有些闷热，摘掉口罩，随手一丢，薄薄的口罩像纸张一样从河坝飘下去，在空中飞舞着，落到了流淌的水面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叙事，散发出温馨的、柔情的、细腻的女性气息，颇有感染力，但小岸的女性叙事也明显更多对生活的“同情”描摹，写出了生活的逼真和细部，但超越感、批判力度不够。其实，对于女性小说叙事来说，艺术哲学的高度和有力度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同样是需要的。
2011年12月
《浮尘女子》：悲情叙事的张力与魅力
在山西几个写长篇的女性作家中，刘镜圆的长篇近作《浮尘女子》无疑是值得关注和评点的。这是一部富有叙事张力与魅力的小说，其错综的故事、巧妙的结构及至写照深度、笔调节奏，都给人一种审美冲击。相比于山西以往的创作题材和风格，可以说它为山西文学尤其山西女性文学创作带来了一抹新的风景，也显现出作者独具的灵性和艺术才情。
对于这抹新的风景，或许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描述，即尘世、欲望、悲情。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尘世、欲望，这不是近年许多小说都热衷写的东西吗？但实际上，不同笔下的尘世与欲望却俨然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有欣赏的眼光，有猎奇的眼光，有张扬的眼光，有自恋的眼光，比如曾遭到批评的朱文的《我爱美元》，对尘世、欲望、钱、性这些东西完全撇开道德与道义去尽情地追逐夸赞，而刘镜圆笔下则是鞭指的和批判的眼光，是透过两个女性的悲剧命运控诉式的写照。因此，我们在小说中就读出这样的信息，对于女性来说，尘世就像一张巨大而难以挣脱的网笼，欲望则是无数疯狂而强暴的陷阱，在这尘世与欲望的交合之中不可避免的是女性的种种悲剧宿命与抗争。这大概也便是《浮尘女子》的题名所示。同时我们在小说中还可以读出一种强烈的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立场，那种对女性命运的同情相怜，那种对男性世界的鄙夷怨恨，也就是说，这里的尘世欲望都是以女性视点和女权角度去审视、去描述、去鞭指的，从而构成了刘镜圆小说一种特有的悲情气氛与格调。因此，假若要从总体上把握这部小说，我以为可以用“悲情叙事”来概括——人物的悲酸与惨烈、作者的悲愤与同情，凝结为整个小说的一种主基调：悲情叙事。
其实，如果把小说的枝枝叶叶抽空就其主干来看，无非是两个纯情姣美的女子在两性关系中被摧残、被蹂躏、被抛弃的悲剧故事，而类似这样的女性婚恋悲剧在文学中并不新鲜。比如最早的《诗经》中著名的《氓》和《谷风》，就是写女性被遗弃的命运，从此开文学中“弃妇”形象一系。之后著名的《焦仲卿妻》中的刘兰芝、《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到现代小说《伤逝》中的子君、《人生》中的刘巧珍，都是写的两性关系中的女性命运悲剧，更不用说许多无名作品了。虽然说《浮尘女子》中的白莲和葛小音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弃妇”，但起码是接近“弃妇”或者说是准“弃妇”，就这一题材来写很容易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缺少文学上的陌生化效果，开拓的空间也有限。但是不能不说，刘镜圆的《浮尘女子》还是以其叙事的张力和魅力给读者带来了新的东西及新的审美经验。
首先，小说不是一般地写男女两性性爱或抛离的故事，而是将男女主人公置于当下特定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的情境之中来写，这就使得人物和故事内涵大大丰富了。白莲与唐林的爱情无果及私通造成的悲剧，是由于唐林攀附高官女儿为谋取个人升迁而带来的，白莲被焦大轮子强奸是因为下岗不得不屈就于这个焦化厂老板处拿工资，而其家庭的最终破裂也与经济转型工人下岗有关；葛小音被民营企业家陶金水强奸的机缘是十万元钱的欠债，而与佐市长暧昧之情的无果又在于市长的政治身份和虚伪的家庭伦理关系。两个主要女性都一往情深地爱着钟情的男性，寄托着幻想、心存着侥幸、求取着一点点满足，而男性们呢？却一个个厮杀在经济场、政治场上，女性对他们来说只是赏心悦目和性欲需要，或者说是从身体容貌到精神心灵的占据，这就注定白莲们的悲剧性人生。不同于前述作品中的所有悲剧女性，作品塑造了当今社会市场经济转型生存情境下的准“弃妇”形象，白莲者白恋也，而其携带的现实信息和社会蕴涵无疑使一个简单的故事变得丰富驳杂。
其次，小说并非仅仅一个悲情故事的讲述，它通过两性关系的开掘写出了女性的沉浮与博弈，并对两性心理深度进行探索拓进到人性的复杂层面。在阅读《浮尘女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两性关系的根子是植根于人性的欲望之中，所以，整个小说直写尘世中人的欲望，男性有欲望，女性也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幻想、激情，就会有发生在男人女人之间的种种行为纠葛，正是在这之中，各色人等的人性与灵魂获得了充分展现和揭示。这里，刘镜圆不在于中庸地、无倾向地探讨两性，而是从强烈的女性意识或女权主义立场出发的，所以她的情感重心依托于女性基点，主要在于写女人的情感，包括女人的欲望、女人的幻想、女人的柔情、女人的宽容、女人的软弱、女人的屈辱、女人的抗争。因而在她的笔下，着力塑造的两个女性都是美丽、温柔、有涵养、讲道义的形象，都与男性和社会之间构成冲突，并以自己的方式博弈着、生存着；而男性则是自私猥琐的、无情无义的、虚伪自私的、粗暴凶狠的。而在这样一个男权中心的社会现实中，女性只能遭受到幻想破灭、激情消失而备受欺骗和玩弄及至最终被抛弃的命运。比如小说中白莲与唐林幽会被误当妓女抓到派出所遭受生命中的莫大屈辱以及后来一次次被推向命运的悬崖时，唐林却逃之夭夭并以外商代表经理身份受到从市长到企业家们的簇拥依然做着男人的大事；葛小音只能在心里享有与佐市长的情爱，而佐市长既不能娶她却又占据着她的感情限制了她的精神自由，陶金水对她的强奸就不必说了，所以，在《浮尘女子》描写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不可避免地遭受着被欺骗被蹂躏的命运，只能以泪洗面或心中滴血，唐林对白莲的一次次抛弃、佐市长对小音子的最终抛弃都是如此。小说的这场悲情叙事，不仅完成了作者对自我观察和体验到的一种女性生存境遇及女性命运的表现与阐释，也揭示出这样一个重大主题：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束缚并未随时代变化而结束，只是形式内容不同，实质相同。
还有是小说极强的现场感、现实感和生活面的辐射力。我看到评论家彭学明将《浮尘女子》称为“女人传记和世相报告”，很到位。就小说对白莲、葛小音两人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心灵命运的曲折写照，的确够得上女人传记了；而对石羊市各色人等的活动和心理描写及解剖，从外商投资引发的种种心机较量到建厂建公司中伪劣工程、从风雪夜下岗工人的群体请愿到非法开采中的矿难隐瞒、从前任领导的突击超调干部到大量以歌厅名义开放的嫖娼卖淫，其中经济、政治、文化、人性、道德、灵魂的写真何尝不是世相报告？在这点上，《浮尘女子》颇有点新闻小说的味道，它将女性的生存命运嵌纳到当代广阔的生活洪流中，写出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和它们怎样具体地影响并介入了女性的命运和生活过程，不仅有实时感、现实性，也使整个叙事获得了广阔的开合起伏；而且小说写法上也颇具新闻体的魅力，时、地、人、事都具有新闻事件报道中的紧张、悬念和展开中的过程性。比如小说开头一段所写即是最典型的：“国庆过后，石羊城的气温骤然下降，……晚上，全城警察出动，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打黄扫非活动。”不仅叙事内容的丰富饱满带来小说的张力和魅力，由叙事形式和艺术上的匠心追求也构成了小说一定的张力和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