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法西斯的上台，布洛赫已经深深地体味出这价值彻底崩溃的社会的悲凉，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已经走向了终结。对于“进行纯粹精神创造的人们以及艺术家”来说，现实的社会是一个怀有敌意的社会，“进行精神创造的人们和他们的劳动被彻底地排除在了整个世界的社会与物质生活之外”。这一文化困境促使布洛赫进一步思考“文化终结”与艺术的关系。事有凑巧：1933年的圣灵降临节，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受到法西斯野蛮政策刺激的布洛赫为维也纳电台写了一篇题为《文化终结时期的艺术》的演讲稿，后来由于电台方面的要求，布洛赫又改为朗读《梦游人》的一个片断作为替代，但是对于上述主题的关注却一直在作家的内心深处萦绕不去，他也在思考如何将“文化终结与文学”这样一个主题以短篇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时候，他很自然地想起了他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的维吉尔。在他看来，公元前一世纪与作家所处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历史与个人的命运都为内战、独裁以及古老宗教形式的衰落所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关于维吉尔在临终之时要求焚毁《埃涅阿斯记》的传说打动了我们的作家，布洛赫对这一举动的解释是：“一个维吉尔式的心灵绝对不会是在微不足道的原因的驱使下具有这一绝望的想法的，一定是那个时代全部的历史的与形而上的因素起到了作用。”于是，在四年后（1937年）的又一个圣灵降临节，布洛赫在维也纳电台朗读了一个大约20页的短篇《维吉尔归乡》（DieHeimkehrdesVergil），这也是这部小说的初稿。在写作的过程中，布洛赫迅速被小说主题的丰富性所打动，他也因此停下了手头即将完成的《着魔》，转而对《维吉尔》作进一步修改，希冀可以驾驭小说复杂而又多变的主题，于是就有了小说的第二稿和第三稿。在第三稿的写作过程中，即1938年，纳粹部队吞并了奥地利，布洛赫发现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越来越逼近的“死亡威胁”逼迫他必须对死亡做好心理准备，而他正在创作的《维吉尔》小说也因此突破了维吉尔所处的历史框架，而具有了作家本人的死亡意识，变成了“关于自身死亡的想像”。当他因为订阅苏联杂志而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分子”并因此入狱的时候，这种“死亡威胁”随时都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活着出狱似乎成了一种奢望。在这一困境之下，“写作”似乎成了作家与暴政和死亡相对抗的唯一手段。而死亡主题的凸显在小说第三稿的题目上也得到了体现：《死亡小说》（Erz·hlungvomTode）。
幸运的是，在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等朋友的帮助下，布洛赫在出狱之后获得了英国签证，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在英国短暂停留之后，1938年10月，与二战时期许多德国流亡者一样，他来到了美国，在那里他“最初住在纽约，然后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生活了七年。1949年以后，他定居在康涅狄克州的纽黑文（NewHaven）。”1940年，布洛赫又完成了《维吉尔》的第四稿，这次的题目是《维吉尔的归乡之旅》（DieHeimfahrtdesVergil）。事实上，在第四稿完成之后，布洛赫就已经开始采用《维吉尔之死》（DerToddesVergil）这个题目了。又经过了近五年的大规模删改，作家终于完成的作品的第五稿，也是最终搞，并在1945年在纽约同时出版英语和德语两个版本，题目最终定为《维吉尔之死》。
写于流亡后期的长篇小说《维吉尔之死》是布洛赫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潮。这部小说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描写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临终前十八个小时内对艺术及其价值、美及其意义的反思。可以说，作者实际上是在借古喻今，假借历史题材表现自己对时代与个人命运的感受。身患重病的维吉尔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催促下乘船随其由雅典返回意大利。船只抵达的时候，已经是暮色沉沉，早已等候在港口准备庆祝皇帝生日的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庆典礼，重病的诗人坐的轿子被迫通过疯狂的人群，正是这次经历让古罗马诗人见证了人性的堕落与邪恶，也认识到了自己生命的罪欠。在对自己生命与经历的反思与懊悔当中，维吉尔被迫游历了一次地狱。为了赎回自己错误的、单纯的追求艺术与美的一生之罪，维吉尔决定焚烧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因为写作和歌唱并不能赎回人生的欠缺，并没有神圣到足以照亮虚妄与邪恶。在幻觉中，他只能无助地看这一群兽性的人在舞台上群魔乱舞，他因此确信，“审美的力量”并不能够给“城市群氓”带来鼓舞和认识，令人沉醉的歌唱毕竟无法给人最终的慰藉，因为诗人终究需要确实可靠的对于绝对价值的信念。在随后与皇帝奥古斯都的对话中，维吉尔对艺术的怀疑达到了顶峰。维吉尔不顾朋友与皇帝的反对，坚持要焚毁其史诗的手稿。他反对奥古斯都把《埃涅阿斯纪》当作“罗马民族的作品及其伟大所在”的观点，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对认识的追寻，但是没有成为认识，也就不是认识。在幻觉中出现的天堂里，维吉尔看到的男孩吕萨尼亚斯迫使他认识到，自己、即艺术家只不过是“伪救世主”，应该在孩子身上期待真正的救世主。小说的最后一章《天穹——归乡》描述的是诗人临终弥留之际的梦境，在梦中，维吉尔乘船离岸而去，无尽的航行使他把一切人的东西置之脑后。他经历了创造史的回归，他最后变成了动物、植物、石头、流动的光、结晶体、灰暗的射线等等。在这个自我无限延伸至宇宙的终端，出现了濒死者意识的回归，他见到了母亲与孩子的形象，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似乎在其中寻找到了救世主。
布洛赫借维吉尔临终前对艺术价值的内心反思，提出了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问题，体现了作者本人对艺术价值的认识：在这个价值体系崩溃的虚无主义时代，任何艺术都变得毫无意义。维吉尔最终幻想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理想王国实际上是布洛赫寻求拯救的归宿，即在上帝的爱的怀抱中得到重生。布洛赫把垂死的古罗马诗人的认识过程展现为无边无尽的意识流，其充满象征、情感丰富乃至心神迷醉的章节使得小说的整个表现趋于神秘主义。神话迷宫般的语言图像、层层递进的复杂长句与具体事物在修辞上的堆砌使得小说描写所象征的现实显得朦胧晦涩，因此也为文学批评留下了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这部小说在战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堪称现代小说中可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媲美的不朽杰作。”
但是，在完成了《维吉尔之死》之后，布洛赫本人也完成了“诗人”向“勉强为之的诗人”（DichterwiderWillen）的转变。所谓“勉强为之”，就是说布洛赫虽然是一个诗人，但是却不愿意做一个诗人，而他虽然不情愿成为一名诗人，但是却无法摆脱作为诗人的命运和责任。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显然与他多方面卓然不群的才华有关：“1886年11月1日出生于维也纳的赫尔曼·布洛赫是旧奥地利最后一位通才（Polyhistor）”。熟悉他的人们都知道他是诗人、文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而他同时也是数学家，纺织工程师、工厂经理，还是纺织业协会的干部。作为“奥地利原料加工企业法院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他对失业问题相当熟稔。作为一个极负盛名的文化批评家，他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以及伦理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最后，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还是一位极具洞察力和预见性的人权与法律思想家和民主理论家。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艺术、科学和政治三大领域都表现出极高才华的人，而文学创作只是这位“通才”诸多兴趣点中相对重要的一个。而在另一方面，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布洛赫对待文学的态度实际上他内心矛盾和灵魂冲突的反映。正如布洛赫研究权威保罗·米夏埃尔·吕策勒（PaulMichaelLützeler）所言，“布洛赫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一个以艺术构思为乐的小说家，也不是一个对文学创作怀着极大兴趣的故事讲述者，而是一个误入文学这条歧途的哲学家，他可以在哲学（包括政治学）与文学两种语言写作之间游刃有余，并且经常很从容地在哲学家与诗人两者之间进行角色转换。”可以看出，布洛赫首先并不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而是一个从事哲学研究与文化批判的思想家。“认识”与“伦理”是他赋予自己的使命，而“真实”与“价值”（或者说“真”与“善”）是他毕生所追求的目标。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他才会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产生兴趣，而正是这两个领域促使他从事哲学和数学研究。但是当他注意到现行的逻辑实证哲学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时，他转而从事起文学创作。他试图让文学来承载他对“认识”和“伦理”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诗就是认识的躁动”，并且可以承担“艺术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责任”。但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所遭遇的却是一个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和一个敌视精神创造的社会，作家对文学的价值和存在理由不能不一再地产生怀疑。早在1932年，布洛赫在给友人的信中就已经流露出困惑：“总是有不安一再地袭上我的心头，生怕所有文学的东西，所有诗意的东西都变得毫无意义，不再具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而在作于同年、并修改于1936年的讲演稿《詹姆斯·乔伊斯与当今时代》（JamesJoyceunddieGegenwart）里面，作家又一次地大谈特谈长篇小说与“诗”（Dichtung）的存在价值以及它们存在的可能性。作家似乎是在为自己加油鼓劲，并用自己似乎坚定的艺术信念来冲淡因价值崩溃而造成的对于“诗”的意义的困惑。但是这一困惑并没有因此被解决，反而伴随着法西斯的上台和二战的爆发愈加猛烈起来。整个世界正处于可怕的大动荡之中，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大肆屠戮，无数最残酷最惨无人道的暴行接踵发生，人类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身为伦理作家的布洛赫这个时候深深地感受到文学作品在面对暴行时的软弱无力，他对文学意义的困惑也变成了深刻的怀疑，甚至否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完成了由“诗人”向“勉强为之的诗人”的转变：一方面，他依然无法摆脱作为一个诗人的责任。于是他再一次拿起笔，将他对于文学（或“诗”）的深刻怀疑诉诸文字，将作家内心的苦痛与挣扎艺术地再现出来，于是就有了《维吉尔之死》这部长篇杰作。而另一方面，他已经对文学心不在焉。因为在他看来，文学的语言已经无法承载他对于文学使命的要求，那就是“认识”与“伦理”。所以这位“误入文学歧途的哲学家”又重新恢复了对于哲学写作的热情，重新用准确的学术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于时代的深刻见解与认识，以及他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期待。正是美国流亡期间，布洛赫开始了他深入而又富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涉及历史哲学、文化批判与政治理论的着作与文章，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他未完成的巨着《群众性癫狂研究》（Massenwahntheorie）和研究奥地利着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的一篇论文《霍夫曼斯塔尔与他的时代》（HofmannsthalundseineZeit）。
1949年，一位德国出版商找到布洛赫，要求重印作家战前的一部分短篇小说。这可以说是布洛赫依然没有摆脱诗人命运的另一个证据——他依然背负着“作家”的称号。但是布洛赫并没有依从出版商的意见，他试图把这当成一次表达自己政治观点与立场机会，于是他重新创作了几篇小说，同时又对需要重印的小说进行了修改，以便它们能够与小说的整体的叙述框架相吻合。这部由十一个中短篇小说组成的长篇小说被他命名为《无罪的人们》（DieSchuldlosen）。作者在小说里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德国二十到三十年代各种各样所谓的“无罪的人们”。这些“无罪的人”恰恰是法西斯产生的根源，因为正是他们在政治上漠不关心的态度和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助长了法西斯独裁的孳生和猖獗。因此，这些人表面上无罪，实际上却是有罪的。布洛赫的这部小说是战后清算法西斯主义的一部不朽文献。
在创作《无罪的人们》的同时，布洛赫又开始了他小说《着魔》的第三稿修改。时间对于布洛赫来说变得越来越吝啬，而他的精力又不时为各类事物所牵扯。1949年他写信给朋友抱怨说：“我现在手头有八本书要完成。其中有两个长篇小说（为了糊口），而这八本书竟然没有一本是对我最为重要的哲学类着作（除了一个认识论研究），目前的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回到我真正的工作上去的希望。”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来往的信件。于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写作也就成了他的日常习惯，而这也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而另一方面，流亡美国的布洛赫生活日渐拮据，不得不依靠写作换取微薄的稿费，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根本无法让他得到物质生活上的保障。虽然他不时得到一些美国基金会的赞助，但也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1950年他被耶鲁大学德语系吸纳为名誉讲师，但那也只是有名无实的教席。贫病交迫之下，布洛赫积劳成疾，于1951年5月30日因心力衰竭在自己的寓所里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