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布洛赫
进入近代以来，纵观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大部分的社会变革、科技革命和精神运动都是和某些特定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欧洲文化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说是城市文化的历史。人们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街头欢呼文艺复兴的到来和人本主义的胜利；伟大的宗教改革让我们记住了维腾堡、纽伦堡和明斯特等城市的的名字；启蒙运动的光芒射破了伦敦和巴黎哲人的书斋，给整个西方世界镀上了一层美丽的金色；也正是在这两个城市，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让人们直接认识了人类社会变革的两种基本形式：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欧洲各国的首都对各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伦敦到巴黎，从柏林到莫斯科，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都在那里汇聚，他们的到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因此，当我们以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Broch）这样一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作家为研究对象的时候，维也纳也就成了我们重构作家生平经历时必不可少的背景舞台。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世纪交替之时，名存实亡的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步入了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绝境。“在1859年（奥意战争）和1866年（普奥战争——笔者注）战败之后，在与匈牙利成立二元统治之后，虽然宫廷与贵族的权威仍然得以延续，但是自由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终于获得了对奥地利的历史发挥影响的权力。”自由化进程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艺术、哲学和科学各个领域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为当时的奥地利文化带来了崭新的动力。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奥地利文化开始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辐射力，五光十色的精神潮流和文化现象在这里纷呈融合，奥地利文化在世纪末的伤感与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之间的张力中呈现出一幅极为诱人的多元化景象。而作为这一文化的中心，1870年至1930年间的维也纳是世界上在精神和文化生活方面最富创造力和变革意识的城市，堪称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孵化器”。只要看一下下面列出来的名字，我们就可以大致明白维也纳对二十世纪乃至当今文化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精神分析学鼻祖）、威廉·莱希（WilhelmReich性学大师）、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SiegfriedBernfeld教育改革家）、奥古斯特·艾希霍恩（AugustAichhorn精神分析教育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Adler个体心理学创始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哲学大师）、莫里茨·石里克（MoritzSchlick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与维也纳学派、伊格纳茨·塞梅尔维斯（IgnazSemmelwei·感染控制技术先驱）与维也纳医学院、胡格·冯·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及施蒂芬·茨威格（HugovonHofmannsthal，ArthurSchnitzlerundStefenZweig文学家）、奥托·瓦格纳、约瑟夫·霍夫曼、科洛·莫泽尔（OttoWagner，JosefHoffmannundKoloMoser建筑与设计大师）及古斯塔夫·科里姆特（GustavKlimt画家）与维也纳分离派、阿道夫·卢斯（AdolfLoos建筑大师）、艾贡·西勒和奥斯卡·可可施卡（EgonSchieleundOskarKokoschka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莱因哈特（MaxReinhardt舞台剧权威）、古斯塔夫·马勒与阿诺德·勋伯格（GustavMahlerundArnoldSch·nberg现代音乐大师）。自由化进程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就是加速了维也纳的犹太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被同化的犹太市民在参与维也纳的文化生活方面表现了极高的热情，他们在奥地利文化的发展了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二十一位名人里面是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就有九位之多。而赫尔曼·布洛赫就诞生在那个时期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里。
赫尔曼·布洛赫生于1886年11月1日。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披露的那样，他的父亲，约瑟夫·布洛赫，很小的时候就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侯国来到了维也纳，并且像许多来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的犹太人一样从事起了纺织品贸易。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他就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个在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地区都拥有很多利益的纺织品批发商。1885年他与维也纳一个犹太世家小姐的婚姻，一方面标志着他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有着犹太文化背景的他为维也纳市民文化所接纳、所同化的标志。而赫尔曼·布洛赫实际上也是这两种文化传统结合的果实。如果说大城市的基督教－市民文化为赫尔曼·布洛赫的个人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理念的话，那么犹太民族的犹太教－家长制文化则更多地是从伦理层面上影响了他。
有关赫尔曼·布洛赫的生平，以1927年为界，可以明确地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从1897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也可以称之为布洛赫的“彷徨期”。与同为犹太人的卡夫卡一样，年轻的布洛赫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他所受的教育、培训和从事的职业都是父亲一手安排好了的，而这一切却都与儿子本人的愿望大相径庭。正是由于父亲的要求，本来希望进入文理中学（Gymnasium）的赫尔曼·布洛赫最终成为了一名实科中学（Realschule）的学生。虽然数学和哲学是他的偏爱，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纺织技术；虽然他更愿意在大学的哲学系拿到博士学位，但是纺织工程师却成了他的头衔；虽然他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数学家或是哲学家，但是他却成了父亲工厂里面的助理经理，并且最终接替了父亲，成为了工厂主。虽然他屈从于父亲的意志，但是同时他也继续保持着自己对哲学和数学的兴趣。他试图在家族责任和个人兴趣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赫尔曼·布洛赫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这一点也与卡夫卡非常类似）：白天他处理工厂里的业务，而其余的时间则用来从事数学与哲学研究，以及一些零星的文学创作。早年的布洛赫的主要兴趣就集中在数学、认识论以及价值和历史理论。由于商业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了妨害自我发展的阻碍，所以早在1920年，他就试图卖掉工厂，以便获得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虽然此事由于家人的强烈反对而告吹，但是在1925年，由于面临着严峻的经济萧条，布洛赫终于说服家人接受他的决定。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十九岁的布洛赫正式注册成为了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主要攻读数学和哲学。他在那里一共学习了九个学期，直到1930年。而在1927年，他终于卖掉了工厂，彻底结束了一切商业职责，获得了全心全意进行精神追求的机会。
对于过去的三十年，特别是从他进入父亲工厂（1907年）开始的二十年职业生涯，布洛赫事实上并没有多少认同感，他更多地认为这段岁月不值一提，如果可能，他实际上更愿意抹去这段经历。他甚至把它称之为“1907到1928年间的一段空白”。他认为自己与卡夫卡及穆齐尔一样“都没有真正的传记”，都只是“曾经活过、写作过”。但是事实上，这段“彷徨期”并不像作家本人所描述的那样一无是处，因为作家的很多重要思想都是在这段长达三十年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作家的半生岁月）形成的：正是在这一时期内，在奥托·魏宁格（OttoWeininger）、尼采、叔本华、以及卡尔·克劳斯（KarlKraus）的影响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他开始了文化批判之路。而那篇集中反映他前期价值论思想的文化批评杰作《价值的崩溃》（ZerfallderWerte）就诞生于这一时期。与此同时，作为“奥地利原料加工企业法院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他还被委派去从事消除失业的工作，而正是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群众心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赫尔曼·布洛赫终于慢慢认识到了文学的价值：对于一个时刻以“认识世界”为己任的人而言，他的兴趣点主要聚焦在数学和哲学。事实上，布洛赫之所以选择数学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他的“认识论－哲学的研究”服务，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数学人们就无法进行哲学思考”。而文学最初只不过是才能全面、兴趣广泛的布洛赫偶尔涉猎的一个领域。他在维也纳大学的学籍资料显示，他选课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数学、哲学以及原子物理、艺术史和拉丁文。而在长达九个学期的大学学习期间，他竟然没有修过一个文学专题研讨班或者听过一节日尔曼学讲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当时在维也纳大学风头正劲的是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他们所倡导的逻辑实证哲学在布洛赫看来也难以令人信服。虽然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必须成为一门严密精确的科学的假设与他试图以数学作为哲学思考基础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要求将哲学研究的范围严格限定在逻辑和认识批判领域，而对过去哲学关于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避而不谈，这样的做法在布洛赫看来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推动他从事哲学研究的动力正是来自上述两个领域。布洛赫被迫寻找新的领域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些用数学手段无法处理的哲学领域，首先是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只有从神学意义上讲才是‘客观的’，而从其他意义讲都是相对主义的，最终都是‘主观的’。而正是这一主观性迫使我进入可以使之绝对合法化的领域，也就是文学。”于是，在1928年，布洛赫完成了他由哲学和数学向文学的转向。
1928年，已经四十二岁的赫尔曼·布洛赫正享受着向往已久的全面独立生活，他人生的“觉醒期”终于来临。在完成了“文学转向”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小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乔伊斯、纪德、曼氏兄弟、卡夫卡以及穆齐尔等作家共同开创了小说的“新革命”，他们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现实主义框架，将长篇小说变成了深刻反映时代内部复杂趋势的艺术形式和帮助作家对时代重大问题进行多重思辨的认识手段。特别是对于象牙塔作家而言，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更是成了他们手中可靠的协助探讨各种问题的理想工具。正是在这些作家以及理论家（例如卢卡契）的影响下，他把长篇小说看作是可以最好地表现自己价值与历史哲学思考的文学媒介，并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梦游人》（Schalfwandler）三部曲。小说的三个部分（“1888年-帕塞诺夫或浪漫主义”1888·PasenowoderdieRomantik、“1903年-埃施或无政府主义”1903·EschoderdieAnarchie和“1918年-胡格瑙或务实主义”1918·HuguenauoderdieSachlichkeit）分别以德国威廉二世登基、统治中期和退位为时间点，将“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务实主义”表现为一个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政治和社会变化过程，通过三个德国人的命运来反映在世纪交替前后整个欧洲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作为文化哲学家，赫尔曼·布洛赫试图通过作品来向人们说明，欧洲出现危机是有其深刻的伦理、乃至宗教根源的，欧洲的没落实际上是现代欧洲伦理沦丧的表现。而一切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地走向崩溃，人的行为趋于无意识和毁灭。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作家才会将他的文化批评之作《价值的崩溃》作为附录直接嵌进了小说。
在完成于1931年的《梦游人》里面，布洛赫试图展现出当旧有价值体系面临崩溃与解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失去伦理规范的“恶”（dasB·se）将会对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造成莫大的冲击。而作家的这一担心在1933年伴随着希特勒的上台竟然变成了现实，法西斯的肆虐让作家觉得有必要利用小说这一媒介对之进行模式化的展现和批判。于是就有了1935年的长篇小说《着魔》（DieVerzauberung）的第一稿。小说以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村庄为背景，村子里是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主人公：以希特勒为原型的马里乌斯·拉提（MariusRatti）和精通医术的吉松妈妈（MutterGisson）。马里乌斯利用政治诡计和虚假承诺来煽动群众，并且在他的“武装部队”的帮助下取得了对村庄的控制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布洛赫始终坚持他的文化批判立场，认为政治与社会上出现的危机实际上是更深层次上的文化危机的体现，并且归根结底是宗教危机的表现。在创作《梦游人》系列的时候，布洛赫就希望通过对价值崩溃的描述表达出自己对于“唤醒与救赎的渴望”以及对“一种新伦理”的憧憬。所以，在《着魔》当中，作家塑造了吉松妈妈这样一个形象，她认识到村人的行为是源于脆弱和恐惧，因此针锋相对地提出“关爱”与“知识”与之对抗。她的关于“心灵”的思想正是布洛赫试图通过小说表达的“新伦理”和新的宗教观。1936年，布洛赫又对《着魔》进行了第二稿修改，这一次他把小说命名为《得墨忒尔或着魔》（DemeteroderdieVerzauberung）。从题目的相似性我们就可以知道，布洛赫原本是想把它也写成类似《梦游人》那样的三部曲，而该小说只是计划系列中的第一部，可惜这第二稿由于“在维也纳过多的逗留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牵扯和阻碍而彻底停滞下来”，最终未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