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的美国，给了20岁的卓别林什么启示呢？
首先是生活的快节奏，在纽约即使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干起活来也分秒必争。酒吧间的伙计利落地倒啤酒，让那酒杯沿着光滑的桌面滑行到顾客面前。街上擦皮鞋的飞快地抖动他的擦鞋巾，挤上油打光顾客的鞋面，卖苏打水的简直像杂技演员那样灵活，他三下五除二，一团冰淇淋两勺麦乳精一下子装进杯子，“叭”地磕开鸡蛋，倒上牛奶摇晃着就送来了。再有，街上、报上、书上，到处是“意外成功”、“一鸣惊人”、“改换行业”、“名利双收”这些字眼。入夜，那些摩天大楼上争夺市场的广告，大街上、房顶上千百万盏彩灯，发出耀眼的光芒。豪华商店、高大的银行、宽阔的广场像是标志着成功的纪念物，充塞着一种浓厚的物竞天择的气氛。广告彩灯也燃起了卓别林的希望火焰，激发了他的冒险之心。
演艺界同样鼓舞人，百老汇大街上的所有人都像是从事表演的。马路上、旅馆里、酒店中甚至在百货公司，都有戏剧、歌舞、马戏、杂技演员，在公开交谈彼此的情况和交流表演技艺。开电梯的师傅、小酒馆的厨师、电车上的司机、送牛奶的工人，谈起各种表演与演员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似乎他们才是戏院的主人与老板。
演艺圈的新闻轶事，充斥着各种报纸、杂志的版面。有关舞台上的人与事的文章、照片通常是整版刊出，戏剧和轻歌舞剧按其在观众和专家中受欢迎的程度，像报道赛事消息那样，也编排成第一、第二、第三的名次。至于最次的，当然就会有剧评家来口诛笔伐了。当然卡尔诺剧团不用担心这点，他们在美国声名早播。因此戏班一抵纽约，报上就把他们的戏码排在第一流的演员当中。
这一切是多么刺激卓别林，他正是需要这样一种环境、这样一种气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要在这个冒险家和勇敢者的乐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来。
本来，卓别林与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一致认为，他们的剧目中有许多好剧，如《英国游艺场之夜》《溜冰》《漂亮窃贼》等，剧场效果都很好；而《银猿》沉闷荒唐不会卖座。但卡尔诺先生坚持要上它，但使英国观众认为妙趣迭出的喜剧，不能打动欣赏眼光不同的美国观众。每晚面对冷眼摇头的观众，卓别林他们感到难堪。其他戏班和一些慕名前来观看的美国演员都大失所望，不好说什么而躲开他们。连着6周，他们就好似一伙混饭吃的逃犯，在威廉斯剧院垂头丧气地偷偷出入。卓别林在失意中想到了求知识、学文化，他在演出间隙中，到一些旧书铺去看书买书：《英文文法》《修辞学》《拉丁英文字典》等。
虽然如此，美国戏剧界却注意到了卓别林个人，纽约《剧艺报》评介道：“那个剧团里至少还有一个很能逗笑的英国人，他总有一天会使美国人对他倾倒的。”事实上，换了剧院到一个赴美英国人集中的街区演出时，他们大受欢迎。一个戏院经纪人看了演出后，邀他们到美国中西部巡回演出20周。卓别林随身带上小提琴、大提琴每天练习，此外，每天早晨还练拳击。
他们一路演出经过温尼伯、西雅图、亚特兰大等地，看到很多英国人移民到了这些城市。1910年，他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看到经历了1906年大地震的旧金山已奇迹般地恢复了，城市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乐观向上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哪怕是在剧场，也反映了这种鼓舞人的精神。《银猿》虽然沉闷，观众却都热情，场场客满、笑声不绝，戏报上第一次单独登出了卓别林的名字。
回到纽约之后，卡尔诺剧团被人留下来，在第42街美国音乐厅里演出所有的剧目。如此，6周的演出大受欢迎。
卓别林另一个人生转折点的信号在这儿发出，可惜他当时没接受到。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友人为消磨夜晚时光，在街上散步时进入音乐厅，看到了《英国游艺场之夜》中卓别林扮演的醉鬼，这个年轻人当场说：“若是我有一天当了老板，就要邀请那个角色来演戏。”此人即2年后（1912年）好莱坞启斯东电影制片公司的创办人，也是粗鲁滑稽的启斯东喜剧电影的导演塞纳特。
赴美演出结束后回到英国，25岁的雪尼在车站接车时告诉弟弟，他已经结婚成家，兄弟俩原来租住的房子已经退掉了。卓别林在祝贺兄长时，又感到心灵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家没有了，母亲也还在疯人院里，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兄弟俩把母亲转入了一家有名的私人医院。经济上，卓别林已无后顾之忧，只是一天天感到孤寂。然后，他在浪漫可爱的春末夏初度过了21岁生日。
他很爱自己的祖国，更爱自己的母亲。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总有一些人对别人的出身门第、社会地位，存有一种落后的势利偏见，喜欢划分阶级、区别社会等级。卓别林心中总是感到不安，认为自己虽红极一时，但今后终将郁郁不得志。他还是要去美国发展，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卡尔诺剧团1913年再次应邀赴美。在各地巡回演出时，卓别林总是单独租住在外面，以便多学习一些东西。他说，当时他是带有一点虚荣心才这么做的。他之所以要获取一些知识，并非是出于爱好知识，而是想用学到的东西作护身符，免得因为读书少而无知被人瞧不起。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种想法转变了。他找了不少书，如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惠特曼、霍桑、欧文，著名的哲学家和诗人爱默生、被称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英格索尔、英国的文艺批评家黑兹科特、著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等人的作品。
在费城，他从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先生手里，看到了一份从纽约发来的电报，询问卡尔诺剧团“你班内有无卓福英或与此姓同音的人？如有，请他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凯塞尔—包曼事务所联系。”戏班里没这个姓的人，里夫斯说也许弄错了，是指卓别林姓。于是卓别林激动起来，东想西想。想到他们家曾有一位阔佬伯母，早年移民美国。是不是她去世了，给他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侄儿遗留下一大笔财富呢？于是，卓别林当即拍了一个电报到凯塞尔—包曼事务所，说戏班是，卓别林当即拍了一个电报到凯塞尔—包曼事务所，说戏班有一个姓卓别林的，可能是他们要找的人。当天，回电又拍过来“可否请卓别林速来事务所，有事相商”。
第二天，他在这奇特的幻想支配下搭早班车去纽约。一路上车箱晃动，卓别林身子摇晃着，有点晃晃悠悠，他幻想着一个喜剧场面的出现：凯塞尔—包曼事务所是一间律师事务所，他坐在一个律师的办公桌前，听律师宣读伯母那份遗嘱。然后在文件上署上姓名，双手接过遗嘱……
然而，走进凯塞尔—包曼事务所时，正是卓别林的梦醒时分。这家事务所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在纽约的办事处，凯塞尔先生是启斯东影片公司的股东之一。在证实了卓别林曾是在第42街美国音乐厅演过一个醉鬼的演员后，他告诉卓别林，启斯东影片公司的制片人塞纳特，想邀他代替一个叫福特林的演员拍电影。
拍电影，这是卓别林的另一个梦，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梦。自爱迪生定下35毫米为国际电影拷贝的标准规格后，电影便可用任何一种放映机在任何一个地方放映。因此在电影问世后不过10年的光景里，欧美的电影业飞快地发达起来，美、英、法、德、意、丹麦等国都在拍短片。人们最早是在歌舞剧院、游艺场、音乐厅观看这些短片，因此卓别林也是电影的早期观众之一。拍电影他过去也想过，到了美国后，他曾建议与里夫斯合伙买下卡尔诺剧团所有独幕剧的上演权，来拍电影，但因都是外行此事未果。对启斯东的滑稽影片他看过好几部，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知道电影这门新兴艺术的宣传作用。他认为如果干这一行只消1年，再回到喜剧团就可以成为闻名国际的名角。同时他愿意换换新环境，过过有趣的生活。
9月上旬，卓别林与卡尔诺剧团合同期满，戏班返回英国。他留下来前往洛杉矶，塞纳特的启斯东电影制片公司在洛杉矶郊区。
洛杉矶，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那里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一年四季除了冬天有短时的雨季之外，其他的日子阳光普照、温暖宜人，被称作“天使之城”。19世纪中叶，那里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后，各路拓荒大军源源开去，迅速地把它开发成了一座新兴的镇市。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美丽自然的景致风光，吸引着电影导演和制片厂。他们需要这里的明媚阳光、柔软海滩、小片沙漠以及傍着绵延海岸的大片棕榈林、葡萄园、桔树、鳄梨和飞翔在花丛中草地上的鸟儿。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在缺少灯光照明的当时，这里所拥有的充足的自然光，以及从美国、世界各地流向这里的情调各异、肤色不同的劳工、牛仔、小商贩、冒险者、流浪艺人；他们提供了拍摄电影所需的各类群众演员和制片厂里的廉价工人。再加上近在咫尺的优美景观，这都可以大大降低电影的制作成本。
因此，从1907年底开始，美国电影业拉开了由电影中心纽约西移洛杉矶的序幕。到1909年，美国爱迪生、埃山奈等7家电影制片公司和法国百代、梅里爱电影制片公司，联手组成了电影专利公司；从各种电影技术发明者手中取得16种专利权，从当时惟一能生产电影胶片的柯达公司取得了胶片的专供权，开始对电影经济全面控制。独立制片商，如与卓别林联系的凯塞尔—包曼公司率先举起反旗，离开纽约向西部转移，以逃避电影专利公司的控制、打击。其他公司也纷纷采取诸如法律诉讼，买通柯达公司要员获取胶片，挖电影专利公司的墙脚，争夺演员等手段进行对抗。双方冲突达白热化时，竟至枪击、投弹、武装冲突，“专利权之战”更促使美国电影业在1913年大规模西移。
这一切，卓别林当时懵然不知，但他已搭上了这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