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现代性的争取
随着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逐渐深入，现代思想也浸润到这一批先知先觉的文人身上。于是在注重文学重铸民魂的恒久功能的同时，开始了以人为目标的现代性的争取。最早一批新文学作家从古典作家那里继承了人道关怀的传统，同情并施博爱于弱者，以济世的精神给需要帮助的人以救助，这从胡适和沈尹默最初的同题诗《人力车夫》的构思中可以看出。沈尹默的诗是：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巳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坠。
胡适的诗是：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部！”
沈尹默的诗只是写出社会的贫富差异，这种平面的对比，从元白的新乐府诗就开始了。相比之下，胡适的诗则显得深刻，他指出了这种传统的人道主义者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的尴尬——这种人道主义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非人道的。在胡适的诗中，无疑是注入了更具现代性的思考——这其中还寓含着轻微的嘲讽：就是说，可怜的同情弱小的精神，可能是以牺牲和压迫弱小为代价。
百年以来中国文学争取人的实现的第二个阶段，是人性的觉醒。这种启蒙，最初是以对于中国封建的历史揭露相结合的面目出现的。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一方面是揭示“人吃人”的历史，一方面则自然显露出有着“异端”色彩的“狂人”形象，而“狂人”则是呈现了能够进行独立思想的人的萌醒。
较早关注人性的启蒙工作的是《新青年》和胡适。胡适在1918年便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长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易卜生在通信中的话：“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机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些话在当时真有点惊世骇俗，因为被周作人称之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是一种绝对的陌生之物。胡适还引用《娜拉》一戏中的一些台词。在这些台词里，娜拉强调作为独立的女性，余了对家庭的责任之外，“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是同样神圣的；当她被提醒说你是一个妻子和母亲时，她回答说：“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正同你一样一无论如何，我务必做一个人。”
19.文学的沉痛
“我务必做一个人”，这指的是独立的、个体的不依附于他人的觉醒的人。胡适和《新青年》向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介绍这一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的非人的观念的严重祧战，又是向着刚刚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尚未获得觉醒的人的意识的中国人的启蒙。这较之初期那种未能摆脱自高而下的悲悯观念的人道思想，无疑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中国文学跨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百年文学关于人的主题的确认，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路途。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依附观念，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基础和天然同盟者，这使得中国文学在争取表现人的觉醒的道路上步履艰难。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由于政治的逆转（如在文革时期）导致普遍的非人性泛滥，不仅人的主体性丧失了，而且是全民陷入现代崇拜的狂潮之中。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大倒退，是以人性的泯灭和神性的张扬为明显的表征。
中国新文学人的争取最终以人的主体意识的确定为其完成的标志。可以称为最后的争取的文学的这一阶段，始于文革的结束。那时所谓拨乱反正，主要是指清算和纠正社会政治各层面的动乱，文学不过是借助政治批判的时机，开展对于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控诉。悲愤的旋风掠过中国文学的苍茫的空间，唤醒了中国作家长期被扭曲和被压抑的人的意识。以巴金的《随想录》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开始了心灵的自我拷问，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样把一切诿之于他人。巴金在他的散文《小狗包弟》中为自己的苟活，为自己不能保护一只可爱的小动物而愧恨：“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巴金的沉痛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沉痛。
20.新的希望和新的危机
中国百年文学的崭新阶段，也许将诞生在我们称之为的“后新时期”之中。“后新时期”同样是社会开放的产物，它保持与新时期的承接性，又萌发了有异于以前的新的品质，这主要是涌动的商品化社会的陚予。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时期，财富攫取和积累的衢道和方式多样化了；人的欲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诱导和发散；发达的城市和大部分还处于贫苦的农村之间的差距也随之增大；这表明新的困扰和新的矛盾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新的展现。社会在充分发展它的潜能的同时，也充分发展着它的肮脏和罪恶。拥有诸多可能性的社会，同时也拥有了诸多潜伏或公开的危机性。
中国社会这种超常的膨胀式的发展，加上对以往的闭锁式的意识监控怀有惊惧的经验，屈从于诱惑混同着“过来人”的机变，造成了文学在尖锐的现实状态中的逃避。一些人宁可使自己的笔墨趋随流俗最后怡悦轻松而弃绝负重的承担。在这个世纪末，一种普泛的文学趋向是，躲避崇高而耻言理想，游戏和纵情成了文学的常态——尽管有人为此发出忧虑的呼唤。九十年代关于重建人文精神的争论，以及关于理想主义的提出，都是上述那种关怀的呼应，也是对一百年前形成的那种民族兴亡的焦虑和忧患的延伸和对接。
这表明中国又面对着一个传统的命题，即文学究竟应该为它的时代承担些什么，面对俗世或躲避崇高的态度，在世纪忧患面前究竟是否可取？中国文人巨年来的争取应以何种姿态加以接续，或者干脆说，应当不应当加以发展接续？当然，影响并规定了中国百年文学性质和走向的救亡或启蒙的题目，在今曰已失去它的本意，中国仍有优患，但不是危亡；中国仍有愚昧，但愚昧并不是全民族的普泛。现今的中国是一种杂呈和兼有，从最先锋到最保守的兼容并存。
21.拯救心灵
二十世纪的文学两大主题；救亡和启蒙，显然已被新的内涵所替换。这种替换与一百年前的确立，同样是非人为的，到底是为社会情态所取决。从二十世纪仅剩的最后几年，直到进入新的世纪，中国文学受惠于社会的大进步，同时又感知了社会的大优患。这种大优患不是百年前那种外国兵舰或炮火的入侵，不是国土被“割让”那种裂心的苦痛，而是排斥了表面的喧嚣之后更为沉稳的焦灼，这就是，在沉沦的道德和信念面前，在人的欲望无所顾忌的充分宣泄面前，精神在物质面前的溃败。要是说，本世纪初鲁迅通过“狂人”发出疑问：“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耒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并且喊出“救救孩子”那振聋发聩的声音，那么，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刻，我们的呼声便是：“救救人心”！
人必须改善自身。而改善自身的工作，依然是文学的责任。从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文学效力于开启民智、重铸民魂，或者干脆叫做“改造国民性”，到了现在，却依然是一个严重的课题。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下，人在新的环境中受到新的扭曲。人显然不能等同于动物，强调人的本性的伸展，并不是使人回到动物的本能。生的欲望和性，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内容。人之所以为人，是人会思想，有精神的劳动和寻求。在文学艺术中，把人与其它动物不可判别的最低点变成人性的极琅和全部，显然是一种悖谬。
世纪末要求于文学的，是阻止人向着世俗的泥潭无限度地下滑，文学理应为恢复人的尊严和高雅而抗争。当前相当一部分文学专以满足人的感官享受为能事，不是引导人向着教养和优雅，而是让人变得更加无聊和俗气。那一些作品满纸都为庸俗的“神侃”所充填，一副玩世不恭的面孔，和耽于声色的游乐，这一切都提醒人们制止这种“游戏”造成心灵伤害的必要性。与上个世纪末的强国新民的使命相对应，文学在本世纪末有必要把使人更有修养和更加高雅作为自己的目标。文学在满足人们的谕悦和休闲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在绝大多数的通俗作家那里，他们今后仍将效力于此。这样，占人口比例不多的中国的知识良知和文学精英以付出不是全部精力贡献于塑造健康的人性和灵魂的工作，就是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严肃的话题。
人要以更为全面的精神健康，面对即将降临的新世纪。这方面的工作在人自身，但需要作家和艺术家的导引。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传出警世的声音提醒人们不可因物的堆积而窒息了鲜活的精神。人如何在物欲的诱惑中始终持有自我节制的能力，如何在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不致成为精神的贫血者？王安忆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表达了她对当代文化状况的忧虑，自谓，她“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对大多文化人丧失理性决不原谅”，并对商业转型期的文化生态环境及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感到压力，她感到了“寂寞，真是寂寞”王安忆所感到的，正是中国怀有良知的一代作家所共同感到的。
22.重申文学使命
回想上一个世纪末，那一批为挽救民族危亡奋起抗争的仁人志士，当他们在其它方面感到幻灭之时，对文学投入了何等殷切的目光！他们把新民强国的理想完完全全地寄托在文学身上，文学成了他们实现梦想的最后通道。他们对文学当然是一种过望。实际上，中国复杂的社会不可能由于文学的加入立即改变。但文学毕竟在保存记忆和唤起热情方面，能有一种浸润和感化的作用。文学家不要回避“教化”。文学诚然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和作用，但是，要是在这些作用中抽出“教化”，文学会是多么的空虚和苍白！也许有的文学家情愿放宑这种职责一他当然有这自由，甚至包括不做文学家的自由，但切不可反过来嘲笑“教化”。在文学多样的功能中，不能因为怡愉或休息而放弃责任。放弃责任的文学，是贫血的文学，也是失重的文学。
在这个世纪末，我们不会简单重复上一个世纪末的文学观念，因为超负荷的文学的尴尬和窘迫已给我们以痛苦的经验。但文学既然不能在上一个世纪末的苦难面前无动于衷，当然也不能在本世纪末的喧嚣、浮矂和焦虑面前无动于衷。麻木和失去记忆是文学的癌变。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望见了二十世纪的老太阳正缓慢移过我们的头顶。它用最后的光焰抚摸亚洲东部这块充满苦难的大陆：古长城坍塌的墙垛，浑浊得流不动的黄色的地上悬河，圆明园火焚的废墟，还有旅顺口沙砾中的残存的弹片……幸好这一切悲惨的风景，并没有被世纪末血般灿烂的霓虹灯下的寻欢作乐的喧嚣所淹没，它还残存在一些不曾失去记忆的心灵之中。
这个世纪末的中国作家和理论家，都喜欢征引他们所崇尚的人物的诸冲言说。但稍加留意，发现他们所征引的都是这些人所乐于引用的那些话，他们普遍存在某种“有意的忽略”。像如下这些言说，我们的征引者不是装作没有看见，便是装作毫无所知，因为，这些话多少都在批判着他们的失去历史记忆和对事实的麻木不仁。
加缪说：“为艺术而艺术的真理，其实这不过是喊出了不负责任的声音罢了。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位超然艺术家与世隔绝的消遣，确实也是一个人为的、专门利己的社会矫揉造作的艺术。这种理论的逻辑结果就是小团体的艺术，或者是那种靠着装模作样、抽象观念以及导致整个现实毁灭而存在着的纯粹形式主义的艺术。这样，少数几部作品打动了少数几个人，而多数粗制滥造之作则腐蚀其他许多人。最终，艺术便在社会之外形成，而与其活的根源却断绝了关系。渐渐地，即使是颇有名望的艺术家，也只好孤独寂寞”。他还说：“不负责任的艺术家的时代结束了。当艺术自由的唯一目的是保证艺术家安逸舒适时，它就没有多少价值了”。萨特的话同样强调了文学对世界的介入，指出文学并非与世无涉的事业，他说：“不管你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他特别提出劝告：“作家应关心人们所写的时代，为同时人写作，为改变我们周围的社会出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