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自有壮年的生活能力。
与青年略有不同，其所具备的生活能力已经变得充实，足以在政略和战略上展翅而翔。因此，古人有云“三十而立”，期待一个人年过三十之后，除生活能力外还能具备领导能力，并能得到好评。
虚岁三十三的庆喜便是如此。他生于阴历10月，到几个月后的明治二年（1869年）11月，便将年满三十一岁。但身为清晨的雄鹰，他却收敛起所有羽翼，即便反省处分解除后仍在家中闲居，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呢？
9月28日，朝廷下达敕命，解除庆喜的反省处分。在那一刻，新政府中的很多人想到他的手段一定都感到战战兢兢。
其时，随着国内的平定，外交关系也大致走上轨道，除了东京、大坂、京都，其他府全部被改为县。国家财政方面，新政府也听取越前的由利公正（三冈八郎）的意见，通过发行信用纸币，令人们看到了摆脱困境的一线曙光。至于国家仪式方面，伊势大神宫的内宫、外宫的营建也即将顺利完工。
于是，在庆喜得到宽宥的同时，新政府实施特大恩典，继续保有松平容保、林忠崇的家名，同时赦免大久保忠礼、安藤信正的永久蛰居、酒井忠惇的蛰居、伊达庆邦及其子宗敦、南部利刚、酒井忠笃、丹羽长国、阿部正静、牧野忠训及水野胜知的隐居反省处分，并分别向久松定昭、上杉齐宪、久世广文、堀直贺、板仓胜尚、田村邦荣、松平信庸、酒井忠良、岩城隆邦、本多忠纪、内藤政养和南部信民赐予爵位。
作为王政复古的功臣，参与维新计划的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及其他三十余人自然也将得到恩赏。也就是说，在9月28日这一天，庆喜及其他打算为幕府献身的人都在新帝膝下重获自由。
（倘若庆喜重获自由，展翅高飞，该当如何是好……）
正因如此，这种恐惧和不安令全国依然感到低迷。
事实上，三十一岁的庆喜的智慧、才能和体力都逐渐充实起来，足以与他们进行政治上的对抗。倘若庆喜重新回到新帝身边，将会成为何等巨大的政治力量，将他流放的人对此是最为清楚的。
因为在所有政策上，新政府都不得不沿着庆喜规划好的政治路线前进。而庆喜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现实。
（此时隐退才是水户之心最好的归宿……）
朝廷对此事自然也有所表示。明治五年（1872年），曾被剥夺官位的庆喜官复从四位，明治十三年（1880年）升至正二位……
就这样，庆喜以严格的自律从政治表面消失，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第二次人生……
普通人在五十五岁退休便属过早，很多年过七十的政治家仍然在职。由此不难想象，从体力方面来看，年仅三十一岁的隐退是多么不自然的事情。
然而，庆喜早已下定决心。最大的理由便是对得以避免革命这一战国式大混乱的考虑，无论如何都要通过恭顺来维护大政奉还这一日本式政权授受的威严。
庆喜严格自律，认为既然恭顺之心已然奏效，便必须为新帝的亲政腾出位置，不可有丝毫妨碍。他或许相信，贯彻这种崇高的做法还可以逐渐磨练新帝近侍的忠诚心。
如此看来，便可以从庆喜“仍不得不继续活过漫长的茫茫余生”这句话中体会到无限的哀伤和男儿的觉悟。
于是，庆喜的第二次人生在骏府（静冈）绀屋町的原代官府开始了。为了庆喜新的起程，近侍新村猛雄（主计头）和被重新召回的一色须贺重新挑选了两名女性，安排在庆喜身边服侍。
此事自然也包含了庆喜生母贞芳院（文明夫人）的意见。当时，庆喜与正夫人--一条忠香的养女美贺（其实是菊亭之女）只是名义上的夫妻，夫人当时仍然住在东京，因此才会挑选两名女性在庆喜身边服侍。其中一名来自旗本新村家，另一名来自旗本中根家。
若无这两位女性，除了嗣子之外，庆喜将不会有其他子女。
安政五年（1858年）7月，美贺夫人为庆喜生下了一个女儿，却在当日便即夭折，甚至尚未来得及取名。在其后十三年间，二人再无子嗣。
美贺夫人知道自己是一条家辉姬的替身，夫妻生活恐怕并不融洽……因此，当庆喜即将步入与一切政治绝缘的生活时，他便处在了一种孤独的环境中，家庭方面也必须重新开始。
曾经进入江户大奥发号施令的须贺重新回到了庆喜身边侍奉。她生死如一地在这个家中终生奉公，此次也将是她的再次起程。
以虚岁仅三十三的年龄与一切政治绝缘，庆喜只能将过剩的生活精力投入到兴趣爱好之中。事实上，从明治三年（1870年）起，庆喜开始专心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之中。
明治四年（1971年）6月，他开始有了孩子。第一个孩子是新村信产下的，取名敬事。接着，中根幸又生下了善事。
然而，两个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便即夭折。后来，幸又生下第三个男孩儿，取名琢磨，也在明治六年（1873年）7月--即出生九个月后夭折。
在三个孩子相继夭折的这段时间里，决不干预政治的庆喜心中恐怕正掀起一股惊涛骇浪。
显然，身怀充沛的才能却要保持沉默，无异于一种异样的痛苦修行。于是，庆喜开始一门心思投入到射箭、棒球、铁炮、放鹰、能乐词曲、写作、油画、摄影等爱好中。而且，无论在哪个领域，他都表现出了超越业余的精通。世人评论这是源自他的聪明和对事情热衷的性格，果真如此吗？
我们是否也可以理解为这才是一个克制自身才能而生活的人，为了始终贯彻沉默而进行的痛苦的内心斗争呢？
总之，在三个孩子夭折之后，庆喜又接连有了长女、四男和三女。他的爱好生活与孩子的健康成长逐渐合拍，生活的稳定度也有所提高。
长女镜子（田安家德川达孝伯的夫人）生于明治五年（1872年）6月2日，四男厚（独创家业，男爵）生于明治七年（1874年）2月，三女铁子（一桥家德川达道伯的夫人）生于明治八年（1875年）10月27日，都很健康地茁壮成长。至此，须贺将家政到育儿的所有事情一肩承担，她的苦心可谓非比寻常。
就这样，当日本迎来明治八年（1875年）时，世间已是面目一新。
新政府以三条实美为太政大臣，事事皆由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大久保利通等人独断专行；而继佐贺之乱后，西乡隆盛创建了私立学校，其弟从道向台湾出兵，等等，无论是国内也好，中日之间也好，皆不和睦。
将皇宫移至东京后，天皇第一次行幸水户德川昭武的府邸也是在明治八年（1875年）这一年的4月。此时天皇终于明白，事实上，烈公齐昭并非提倡锁国，他甚至打算亲赴欧洲，亲自调查列强国情。
其时，庆喜也已习惯了沉默的生活，看起来就像一个发自内心地享受自己爱好的人。
家政自然十分艰难，但跟随昭武视察欧洲归来的涩泽荣一决心断绝仕途，成为一个实业家。他为庆喜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故而庆喜的隐居生活勉强得保衣食不缺。
“不可忘记涩泽的恩情。”
多年以后，庆喜仍时常如此告诫家人。总之，除了对政治的沉默苦行之外，庆喜似乎彻底过上了一个平稳的玩家生活。
可以说，上天从那时起反而开始向庆喜施以了血脉繁荣的恩惠。
此事涉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事关重大，不可等闲视之。
那些被称作革命家、实干家的人为何都必然会在远未至天寿之际便遭到暗杀或袭击？倘若大自然之心便是希望子孙繁荣，那么他们究竟在哪里违背了大自然的意志……
庆喜自恭顺以来，一直极其严格地控制自己的行为。结果，他得到了众多子女。这些子女的生母正是信和幸两位女性，算上夭折的孩子，庆喜共有十男十一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庆喜的第二次人生才是得到上天认同的人类的生存意义。
庆喜坚持贯彻沉默的苦斗时代也是以勤皇为重的明治精神在日本广泛扎根的重要成长期。明治十年（1877年），创业大功臣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引发西南战争，重新在日本引起了轰动。
这次激烈冲突的意义异常深刻。
“究竟谁才是对日本建国精神理解更为深刻的真正的勤皇？”
笔者以为，此次事件重新向整个日本提出了这个问题。
其时，西乡陷入与庆喜完全相同的立场，最终蒙上贼名，自刎身亡。不知世人是否知晓，事实上，自刎的西乡怀中所深藏的正是远在安政时代与吉田松阴一同处死而被葬于千住的越前志士桥本左内生前的建议书……
西乡一定担心，若与大久保和岩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同流合污，日本之心将遭到蹂躏，故而以身祭奠了以桥本左内为代表的青年们追求美好的纯真心灵。
“事到如今，戊辰参战亦属营私之举，实在无颜面对天下，面对战死之人……”
这或许便是西乡当时的真实心境，但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呢？而又有谁能想到，事实上，真正理解之人竟是明治大帝。
后来，大帝不仅撤销了西乡的贼名，还找到他的遗孤，亲自承担教育费用，更授予侯爵勋位……这些都是之后的事。
总之，在明治十年（1877年），西乡心中对水户精神（日本精神）的反省令他超越贼名，走上了自刎之路。这与庆喜的恭顺做法绝非毫无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毫不夸张地说，庆喜的绝对恭顺是为了令明治时代乃至以后的日本人永远能回忆起日本建国的至纯至美之心而做出的决断。
庆喜像贝壳一样紧紧闭嘴，沉默地面对这一剧烈动荡的时期。从那时起，近侍们频频要求他写下维新时的真实过程，他都作出了严厉禁止。
这一点或许与欧洲的习惯大有不同。一方认为，无论如何都应将人类的经验记录下来；另一方则认为，说出来便成了自我辩护，人类应该听从大自然的裁定，按照大自然的规律生活。
后来，在涩泽荣一的强烈恳求下，庆喜写下了《德川庆喜公传》，但他在其中究竟又说了多少真相呢？常在文中感受到其追求沉默之美的自我抑制的，恐怕不止笔者一人。
在此期间，庆喜的孩子们也以“大自然运行”之态，逐渐增多……
在任何时代，大自然的运行都超越人的智慧，发挥着不可思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