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货大楼门前围了许多人，这里在搞试运气爱国摸奖活动，神圣的爱国主义与低俗的市侩运气在商品大潮中也搅到一起了。在平常人看来，这种生拉硬扯没什么不好，只要运气好就好。
地上铺满了爆竹纸屑，空气里还滞留着硝烟味，这都是“好运气”的痕迹。焦影看着一个标明奖品的黑板牌，一等奖为51厘米上海产金星C512彩电一台，二等奖为30万赫电磁灶一台，三等奖是收录机一台，纪念奖五百名，纪念品一件。
一位矮胖的中年妇女拿着一张五十元的钞票，一下子买了二十五张，愤愤嚷道：
“在蓝岛我已摸了一百块钱，只摸到几把牙刷，我不信运气就这么差。”
她跟谁赌气似的撕着奖底的封口，小纸牌一个个被扔掉，直到最后一个也没戏，便愤愤而去。
“嘿，运气这玩意，可不能不信，”一位高个青年嘿嘿傻乐道，“今天是我的幸运日，你们看，这是不是运气？”他把纸牌亮给旁边的人看，原来摸到了二等奖，纸牌上是“鱼”。
爆竹声骤起，高个青年领到了一台电磁灶。一些尚在犹豫的人见此，便下了决心，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试着各自的运气。
望着眉飞色舞正在招手打“的”的高个青年，焦影顿时感到痛心疾首：十二万要买多少个电磁灶？电视剧也快要完成一半了！他觉得跑到亨得利来检验那块戴仪送的表简直是鬼使神差，荒唐至极。他对自己充满怨恚与愤恨。
阳光依旧很亮，骑车与行走的人在焦影涣散的目光里像飘浮在水中一样，一些服装店与鞋店门外挂着形形色色的大招牌，写着“清仓大甩卖”、“血本大甩卖”。他没心思再看这些，来到金鱼胡同口的公用电话亭，迫不及待地拿起话筒，给戴仪拨电话。他估计一个月期限已到，戴仪应该出现了。可电话里依旧是没人接的长音。他又往医院拨了电话，依旧是那位嗓音沙哑的女同志的声音，“不知道她去哪儿了，请了一个月假，还没来上班。”
焦影失望地放下电话，目光掠过金鱼胡同两旁富丽堂皇、巍然耸立的和平宾馆和王府饭店的顶层，茫然扫向空中。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开始清楚他的处境：丢了价值十二万元的劳力士表，怎么向戴仪交待。妻子单位的新居只要交两万元，而他现在竟丢了十二万！最初那会儿，他还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反正这十二万是白来的，丢了也不心疼；这阵子，却牵肠挂肚地疼了起来，越这样，他越觉得对不起戴仪。同时，这更促使他下决心要写那部电视剧，虽然屈辱的感觉风一样挡不住地泛起，但他告诫自己不要想那么多了。
一回到家，邹品华就兴高采烈地拿着一封信递给他：
“你看这死丫头，去了这么久才来信，可把爸妈急坏了！现在好了，她在那里一切都好，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那老头答应过艳艳，他七十岁生日那天和她离婚，还要给她一笔钱。艳艳在信中说，老头早就知道她的意图，不勉强她，由她去。看来那是一个好人。你快看看信。”
“你唠唠叨叨的，我怎么看？”焦影不耐烦地嘟哝道。他把脱下的西装扔到床上，然后才接过她的信，靠在沙发上，说：
“爸妈看了吗？”
“是他们刚送过来的。爸妈可乐了。你不知道这一个多月他们老两口愁心扒肝的，整天盼着这死丫头的信，过的什么日子！爸爸说今天要过来跟你喝一盅。”
焦影觉得不仅妻子天真好骗，她们一家都天真幼稚，艳艳的话能当真吗？
焦影心有旁骛，只匆匆浏览了一下写了好几张的来信。艳艳在信中说，她的日语顺利过关，已在东京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学经济，没有住校，在学校附近花了五万日元的租金租了一间十平米左右的房子，没有和老头住在一起。焦影从信中隐约看到她因携带101生发药水在东京成田机场受到查处，东京的家用电器是110伏，而中国的是220伏，以及东京的蓝色电话、红色电话、黄色电话的不同用途等琐事的叙述。这些琐事让焦影感到踏实，至少艳艳还没有被贩卖或沦为妓女，否则她是没心思介绍这些琐事的。信的结尾又是一通宏伟抱负之类的大话空话。
“怎么没寄照片？”焦影把信放进信封内，递给邹品华时问。
“寄啦。爸妈还在一个劲儿地看。我过去拿给你看看，头发剪短了，还真有点日本味了。”邹品华正准备去隔壁，焦影起身拦住她。
“算了，等晚上再看吧。我太累，在床上躺一会儿。”他走到床边，把西服挂在衣帽架上，躺下说：“你去买菜吧，你不是说爸要过来喝酒吗？”
邹品华拿着塑料兜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冲着焦影说：
“上午，有一个女的给你打过电话，我从声音中听出来了，是你住院时的那个小护士，叫戴什么来着？还记得吗？”
邹品华替丈夫脱了鞋，把他的双腿往床中间挪，好让他睡得更舒服一些。
“她说什么啦？”焦影心跳突然加快，表面上却装作漫不经心。
“我问她有什么事，她支支吾吾的，老是问我是谁。”邹品华正色道，“告诉你，可不准和她有什么猫腻，那小姑娘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主儿。你住院那会儿我就看出她的苗头，事隔这么多天还来给你打电话，你可要保持清醒的脑袋。不许和她有任何接触。”说着，她屈着手指在焦影鼻子上刮了一下，“否则，有你好瞧的。”
